请看一看在你身旁吃着草走过的牧群：它们不知道什么是昨天，什么是今天，它们来回跳着，吃着，歇息着，消化着，又跳着，就这样从早到晚，日复一日，毫不客气地愉快和不快，亦即对眼前事物的愉快和不快，因而既不忧郁也不厌烦。
看到这一点，对于人来说是冷酷无情的，因为人在动物面前为自己的人性而自鸣得意，却满怀醋意地看着动物的幸福——他只想这样，像动物一般既不厌烦也不生活在痛苦中，但他这样想却是徒劳的，因为他并不想像动物那样。
人也许某一天问动物：为什么你不向我谈一谈你的幸福，而只是看着我？动物也愿意回答，并且说：这是因为我总是马上忘掉我要说的话——但此时它也已经忘掉这个回答而保持缄默，以至于人对此大为惊奇。
但是，他也对自己感到惊奇，居然不能学会遗忘，而且继续留恋过去的东西：无论他跑得多么远，跑得多么快，链子也在一起跑。
这是一个奇迹：那瞬间，呼一下子在这里，呼一下子过去了，之前是一个无，之后还是一个无，却还作为一个幽灵又来临，而且干扰着后一个瞬间的宁静。
从时间的书卷中不断地掉下一页，脱落下来，飘舞开去——突然又飘舞回来，飘进人的怀抱。
在这种情况下人就说，“我在回忆”，并且嫉妒动物，它立刻遗忘，看着每一个瞬间真正地死去，落回到浓雾和黑夜里面，并且永远消失。
这样，动物就是非历史地生活的。因为它就像是一个数字被当下除尽，不留下一个奇怪的分数；它不知道伪装自己，不遮掩任何东西，在每一个时刻都完全表现为自己所是的东西，因而再诚实不过了。
与此相反，人要顶住过去的巨大的并且越来越大的负担：过去压迫着他，使他佝偻着身子，过去使他步履艰难，是一种他看起来有朝一日能够否弃的不可见的、模糊的负荷，而且他在与自己的同类打交道时也极乐意否弃这种负荷，以便唤起他们的嫉妒。
因此，看到吃草的牧群，或者在更为熟悉的近处看到还不能否弃任何过去的东西、在过去和未来的篱笆之间极为幸福地盲目玩耍的小孩，这打动了他，就好像他在怀念一个失去的乐园似的。
然而，小孩的玩耍必然要受到干扰：他过早地被从遗忘中唤起来了。
在这种情况下，他学会了理解“曾经有过”这个词，即战斗、苦难和厌倦接近人时所用的那个口号，并使人想起自己的此在归根结底是什么——一个永远不能完成的过去时。
最后，如果死亡带来了所渴望的遗忘，那么，它同时也侵占了当下和此在，给那种知识打上了印记，即此在只不过是一种不间断的曾在，是一个依赖自我否定和自我消耗、自我矛盾为生的事物。
如果一种幸福、如果一种对幸福的追求在某种意义上是把生者拘留在生活中并且把他挤迫向生活的东西，那么，也许就没有任何哲学家比犬儒学者更有道理了：因为动物作为完全的犬儒学者，其幸福是犬儒主义的公理的活生生的证明。
极小的幸福，只要它不间断地存在并使人幸福，就比仅仅作为插曲、仿佛是作为一时的情绪、作为极好的念头、在完全的不快、渴望和匮乏之间来临的极大的幸福更无可比拟地是幸福。但在极小的幸福和在极大的幸福那里，总是有一种东西使幸福成为幸福，即能够遗忘，或者说得有学问一些，在存续期间非历史地进行感觉的能力。
谁不能通过遗忘一切过去而在瞬间的门槛上安居乐业，谁就不能像一个胜利女神那样头不晕心不怕地站立在一个点上，他将永远不知道什么是幸福，更为糟糕的是，他将永远不做某种使他人幸福的事情。
请你们设想一个极端的例子，一个根本不具备遗忘力量、注定在任何地方都看到一种生成的人，这样一个人不再相信他自己的存在，不再相信自己，看到一切都在运动的点上分流开去，迷失在生成的这种河流中：他将与赫拉克利特的真正学生一般，最终几乎不再敢抬一下手指。
一切行为都需要遗忘，就像一切有机物的生命都不仅需要光，而且也需要黑暗一样。一个逐渐只想历史地感觉的人，会类似于被迫放弃睡眠的人，或者类似于仅仅以反刍和一再反复的反刍为生的动物。因此，几乎无须回忆而生活，真正像动物所表现的那样幸福地生活，这是有可能的；但是，无须一般而言的遗忘而生活，这是不可能的。
或者，为了对我的主题作出更简单的说明：无眠、反刍、历史感都有一个度，一到这个度，生存者就受到伤害，并最终走向毁灭，无论它是一个人，还是一个民族，还是一种文化。
为了规定这个度，并通过这个度来规定过去的东西要不成为当下的东西的掘墓人就必须设定被遗忘的界限，人们就必须精确地知道，一个人、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塑造力有多大，我指的是从自身出发独特地成长、改造过去的和异己的东西并化为己有、治愈伤口、弥补失去的东西、从自身出发模仿破碎的形式的那种力。
有一些人很少具有这种力，以至于他们因唯一的一次经历、因唯一的一次痛苦、经常甚至因唯一的一次轻微的不义，就像因一个极小的流血伤口那样不可治愈地流血致死。
另一方面，有这样一些人，最剧烈的和最糟糕的生活事故，甚至自己的恶意的活动都很少损害他们，以至于他们在这期间或者不久之后就达到一种还过得去的安康和一种良心的平静。
一个人的最内在的本性所拥有的根越强壮，他从过去学会或者强迫自己学会的东西也就越多；而且如果人们要设想最强有力和最惊人的本性，那就可以由此认识到它，即对于它来说，根本不存在历史感能够漫无边际地和有害地起作用的界限；一切过去的东西，无论是自己的还是最异己的东西，它都会引向自己、纳入自己，仿佛是改变成血液。
凡是这样一种本性不能征服的东西，它都善于遗忘掉；这种东西不再存在，视域是封闭的和完整的，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使它想起来，在这个视域的彼岸还有人、激情、学说、目的。而这就是一个普遍的规律：每一个活物都只能在一个视域之内是健康的、强壮的和能生育的；如果它不能在自己周围划出一个视域，并且又过于 selbstisch，不能在一个异己的视域中把自己的目光封闭起来，那么，它就会衰损或者匆匆地过早衰落。
兴高采烈、善的良知、欢快的行动、对未来者的信赖——这一切，无论是在个人那里还是在民族那里，都取决于有把一目了然的、明朗的东西与无法弄清的、隐晦的东西分离开来的一条线，取决于人们知道及时地遗忘，就像及时地回忆一样，取决于人们以强有力的本能感觉出，什么时候有必要历史地感觉，什么时候有必要非历史地感觉。
这恰恰是读者被邀请来沉思的命题：非历史的东西和历史的东西，对于一个个人、一个民族、一个文化的健康来说，是同等必要的。
在这里，每一个人都首先带来了一种沉思：一个人的历史认识和感觉可能是很有限的，他的视域可能像阿尔卑斯山山谷居民的视域一样狭隘，他会把一种不义置入每一个判断，会把失误置入每一个经验，好像他是第一个有这种经验的人似的——而尽管有这所有的不义和所有的失误，他却挺立在不可战胜的健康和精力充沛之中，使人人看到他都高兴；而紧靠在他旁边，远比他有更多正义和更博学的人却虚弱多病、日益瘦弱，因为他的视域的边线一再重新不安分地移动，因为他不能摆脱他的正义和真理的更为绵密的网，又产生激烈的意愿和欲求。
与此相反，我们看到的完全是非历史的动物，几乎就住在一个点状的视域里，却生活在某种幸福中，至少是没有厌倦和伪装。因此，我们将必须把在一定程度上非历史地感受的能力视为更重要的和更原初的能力，这是就在它里面有能够让某种正当的、健康的和伟大的东西，某种真正人性的东西在上面生长的基础而言的。
非历史的东西类似于一个裹在外面的大气层，生命唯有在它里面才能诞生，随着这大气层的毁灭而又消失。确实，只是通过人思维着、反思着、比较着、总结着来限制那种非历史的因素，只是通过在那裹在外面的云雾内部产生一道明亮的闪电，因而只是通过把过去的东西用于生活和从发生了的东西中创造历史的力量，人才成为人；但是在过剩的历史学中，人又不再是人了，没有那个非历史的外壳，他就会永不开始，也不敢开始。
哪里有人不事先进入非历史的那个雾层就能够做出行动呢？或者，把图像扔到一边，用例子来说明：人们可以想象一个男人，他为一种强烈的情欲，不管是对一个女人还是对一个伟大的思想的，所颠倒，所牵引，世界对他来说将会如何变化！
回首往事，他感到茫然，侧耳倾听，他获悉的是陌生的东西，就像是一种低沉的、毫无意义的声响；一般而言他所感知的东西，是他还从未如此感知过的；如此明显地临近、有声有色、清晰可见，就好像他用所有的感官同时把握住它似的。
一切赏识都变了，都贬值了；他不再能赏识如此之多的东西，因为他几乎不再能感觉到它：他自问自己是否长久以来都是一个有着异样语词、异样见解的傻瓜笨蛋；他奇怪的是，自己的记忆不知疲倦地在一个圆圈中旋转，但却太孱弱、太疲倦了，以至于不能跳出这个圆圈一步。
这是世界的最不义的状态，褊狭、对过去的东西不知感恩、对危险视而不见、对警告充耳不闻，是夜和遗忘的死寂海洋中的一个小小的有生命的旋涡：然而，这种状态却——完全非历史地、反历史地——不仅是一种不义行为的母腹，而且也是任何正义的行为的母腹；没有一位艺术家能达到自己的画卷，没有一位统帅能达到自己的胜利，没有一个民族能达到自己的自由，如果不事先在一种如此非历史的状态中追求它们并为之努力的话。
就像用歌德的话说，行动者总是没有良知的一样，行动者也是没有知识的，他为了做一件事而忘记大多数事情，他对甩在自己身后的东西不义，只知道一种义，即现在应当生成的东西的义。这样，任何一个行动者都喜爱自己的行为无限多于该行为值得被喜爱：而最好的行为则发生在爱的这样一种充溢之中，以至于它们必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值得这种爱，哪怕它们的价值通常无法估量地大。
如果一个人能够在众多的事例中嗅得出、呼吸得到任何伟大的历史事件都在其中产生的这个非历史的大气层，那么，这样一个人也许就能够作为能认识的存在者而把自己提升到一种超历史的立场上去，就像尼布尔有一次把他描述为历史沉思的可能结果一样。“至少对一件事情”，他说，“清晰而详尽地把握的历史是有用的：人们知道，即便是我们人类中最伟大和最高贵的人物也不知道，他们的眼睛是如何偶然地接受自己来观看并强制地要求每一个人来观看所凭借的形式的， 之所以能够强制地要求，乃是因为他们意识的强度格外地大。
谁不完全确定地并且在许多场合知道这一点，而且理解了它，谁就将被把极高的激情置入一个给定形式的强大精神的现象所征服”。这样一种立场能够被称为超历史的，乃是因为一个站在这种立场上的人，由于认识到一切发生的唯一条件亦即行动者灵魂中的那种盲目性和不义，而根本不会感觉到任何诱惑，再去靠历史来继续生活并且参与历史；他甚至不再从今以后还过分认真地对待历史学，因为他毕竟在每一个人身上，在每一个事件上，在希腊人和土耳其人中间，在 1世纪或者 19世纪的某个时刻，学会了回答如何以及为何生活的问题。
谁问自己的熟人，他们是否期望再次经历最近 10年或者 20年，他都将很容易地察觉，他们中间有谁预先受到过那种超历史立场的训练：尽管他们都会回答说“不”，但他们将以不同的方式来论证每一个“不”。一些人也许会说，他们寄希望于“未来 20年将更好”；对于这些人，休谟讥讽地说：
And from the dregs of life hope to receive，
What the first sprightly running could not give.
（满心希望余生赐给刚过去的漩涡拒绝给予的东西。）
我们要把他们称为历史的人；对过去的观察使他们涌向未来， 点燃起他们的勇气来更长久地与生活较量，激发起正义的东西还将来临、幸福就在他们奔向的山背后的希望。
这些历史的人相信，存在的意义在一个过程的进展中越来越显明，他们之所以回头看，只是为了借对迄今的过程的观察来理解当前，并学会更热烈地渴望未来；他们根本不知道，如何不顾自己的一切历史而非历史地思维和行动，如何让他们对历史的研究不是服务于纯粹的知识，而是服务于生活。
但是，我们听到过对它的第一种回答的那个问题，还可以有另一种回答。虽然又是一个“不”，但会是以另一种方式论证的“不 ”。是超历史的人的“不”，超历史的人并不在救赎的过程中观看，对于他来说，世界在每一个个别的瞬间都是完成了的，都达到了自己的终点。新的 10年又能教导什么过去 10年所不能教导的东西呢！
如今，这学说的意义是幸福还是断念，是德性还是忏悔，超历史的人在这方面从来都不是彼此一致的；但是，与对过去的东西的所有历史的沉思方式相反，他们达到了如下命题的完全一致：过去的东西和当前的东西是同一种东西，也就是说，就一切多样性而言在类型上是相同的，作为不朽的类型的临在，是不变的价值和永恒同一的意义的一个恒定的构成。
就像数百种不同的语言适合人们同一些类型上固定的需求，以至于一个理解这些需求的人不能从所有这些语言中学到任何新东西一样，超历史的思想家从内部出发为自己照亮各民族和个人的一切历史，明见万里地猜出不同的象形字符的原始意义，渐渐地，甚至避免被一再蜂拥而来的文字搞得筋疲力尽：因为在无限多的事件之中，他怎么不会感到饱和，乃至厌恶！以至于最鲁莽的人最终也许就要准备像列奥巴尔迪那样对自己的心灵说：
没有任何活着的东西，
配得上你的激动，
大地不值得任何叹息。
痛苦和无聊就是我们的存在，
而污泥就是世界——不是别的任何东西。
安慰你自己吧。
然而，我们且让超历史的人们保留他们的厌恶和他们的智慧吧：今天，我们宁可想从心底里对我们的不智感到快乐，让自己作为行动者和前进者、作为过程的敬仰者享受一天。哪怕我们对历史的东西的评价只是一种西方的成见；只要我们至少在这些成见内部前进而不停下来！只要我们越来越好地学会这一点，即以生活为目的来从事历史学。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乐意承认超历史的人，承认他们比我们拥有更多的智慧；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可以肯定比他们拥有更多的生活的话：因为这样一来，无论如何我们的不智都比他们的智慧拥有更多的未来。而且为了对生活与智慧的这种对立的意义没有丝毫的怀疑，我想求助于一个古往今来得到充分证明的方法，径直提出一些命题。
一个历史现象，如果得到纯粹的和完备的认识，并被化解为一种认识现象，则对于认识它的人来说就是死的；因为他在它里面认识到妄念、不义、盲目的激情，以及那个现象的整个尘世的黑雾漫漫的视域，同时在它里面认识到它的历史力量。这力量现在对他这个知者来说已经变得没有力量，也许对于生活者来说尚未变得没有力量。
历史如果作为纯粹的科学来看并且变成不受限制的，对于人类来说就会是一种生活的终结和了账。毋宁说，历史教育唯有追随一种强有力的新生活潮流，例如追随一种生成着的文化，因而唯有在它被一种更高的力量所统治和引导，而不是自己统治和引导的情况下，才是某种有益的和应许未来的东西。
就历史学服务于生活而言，它服务于一种非历史的力量，因而在这种隶属关系中永远不能也不应当成为像数学那样的纯粹科学。
但是，生活需要历史学的服务到什么程度，这个问题却是关于一个人、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健康的最高问题和关怀之一。
因为在历史学的某种过剩中，生活将支离破碎，将退化，并且又由于生活的这种退化，使历史学亦复如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