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让周边的好人多一些？郭德纲在相声段子中，曾说过一句话：你成功了，周围就全是好人了。这话乍听感觉很庸俗，但仔细品味，发现又很符合现实。

1975年，在极度苦难的时候，我去向家中富裕的三叔家借粮，却被堵在门外，连屋都没能进去，还备受嘲讽。可当我后来提干回家探亲时，他却笑盈盈提着礼物上门。让人不禁感叹，人心的善变与复杂。

我叫徐平，1959年出生在陕南的一个农村。村外一条文川河流过，河的两岸就是大片的耕地。

我的父亲这一辈共有三个兄弟，父亲居中排行二。

小时候，我很纳闷，为啥堂哥堂弟，都能到爷爷奶奶那边去吃饭，而父母却从不允许我们兄弟过去。

后来我渐渐长大，才得知，父亲并不受爷爷奶奶待见。即使我们兄弟上门去吃，大概率也是一口都要不到。

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父亲有些口吃，一紧张说话就会结巴。

村里人都叫他“徐结巴”，久而久之，竟然没人再叫他的本名了。

就连生产队干部，通知开会时，都直呼他为“徐结巴”，仿佛结巴一词，成了他的代名词。

我说话比较迟，别人两岁就能说出完整句子了。而我到了三岁，都还只会一个词、一个词往外蹦。

一直到我上小学前，我都被村里小孩叫“小结巴”。

直到我上学后，说话也流畅了起来。加上老师严禁同学之间互相起外号，我的这个“小结巴”之名才慢慢消散而去。

父亲因为这个毛病，从小就不受爷爷奶奶待见，结婚后就分了家。

连我们家住的泥草房，都是父母后来亲自动手修建的。

因为爷奶嫌弃，村里人讥笑，我们家和别家来往也不多。

遇到欺负和不公平的事，也没人帮忙说话，成了村里的边缘户。

父亲心里也不服气，只能将希望寄托在我们这一代身上。

我是家里学历最高的，上完了高中。原本以为凭借高中学历，能回队里干个记分员、会计或者学校老师的活计，但这些抢手岗位，根本轮不到我们这种人家。

每当我在生产队挥汗如雨，干着农活时，周围就传来了阵阵奚落声。

“徐结巴真的是有毛病！砸锅卖铁供儿子上高中，有啥用？还不是下地干活！”

“是啊，没想到那人不但嘴笨，脑壳也不好用。家里穷得叮当响，有那功夫还不如把房子收拾下。”

我在一旁听到这些话，不禁握起了拳头。

1975年冬天，母亲生了一场大病，身体十分虚弱。

医生说要补充营养，吃点好的，可家里连点细粮都没有，更何谈其他好的了。

我无奈之下，只能去比较富裕家的三叔借点细粮，拿回来给母亲改善伙食。

三叔和爷爷奶奶住一起，他从小就很受宠，爷爷奶奶偏心他，为此大伯家和他家关系也很一般。

三妈娘家那边条件不错，还给了三叔一辆二手自行车。三叔很是得意，经常骑着自行车招摇过市。

当我敲开门后，三叔看到是我，脸色便沉了下来。

站门外，我难以启齿地说了母亲生病，想要借点白面的事。

三叔还未说话，三妈的咆哮声就从屋里传了出来。“徐建明，你死哪去了？家里都穷得要饭吃了，你有那个本事帮别人吗？”

“别人都有钱供娃读书，你就别操那份闲心了。”

这番话深深刺痛了我的心，我红着眼眶看着三叔，想听听他怎么说。

三叔面不改色，打着官腔道：“平娃，你三妈话说得不好听，但道理是没错的。当时我就劝你爸，供你们读啥书啊？出来还不是一样出大力！可他那人就是犟……”

我没有等他说完，快步离开了小院。

可没有白面，母亲的身体咋办？我走了十里路，两个多小时到了外婆家。

最后我从外公外婆那边借了2斤白面，2斤大米，5斤苞谷面。

更让我感动的是，怀孕的小舅妈还给了我五个鸡蛋。

我流着眼泪，背着粮食走回了家。

这一幕，深深印在了我的脑海当中，哪怕后来被人环绕的时候，我也能冷静那些人趋炎附势的，那些是真心为你好的。

这种日子过了两年，1976年冬天，命运的转机来了。

得知征兵消息到了公社后，我第一时间跑到大队的民兵连长那边去报名。

结果他虽然写了我的名字，但压根就没往上报。

等我看到村里同龄人去体检了，却没有通知我，我才得知被耍了。

我跑到民兵连长那去闹，他却信誓旦旦地说：“你不满18岁，有啥资格去当兵啊！”

我不忿，这理由根本就说服不了人。我怼了他一句，“你家余杰前年去当兵，有17岁吗？”

说完我拔腿就跑，剩下民兵连长在那里跳脚大骂。

我一气跑到了公社，找到了武装部王干事。

他往年来我们生产队搞过征兵宣传，我帮他写过标语，算是有点香火情。

王干事很同情我的遭遇，带我去见了武装部长，在那里我遇到了接兵的李炳林副连长。

李炳林首长，让我原地做了几个动作，跟我聊了会，得知我还是高中毕业时，他更感兴趣了。

于是他当即决定，让我五天后去区医院进行复查。如果身体没问题，这兵他要定了。

五天后，我早早赶去了区医院，见到了带队来的民兵连长。

他脸黑得锅底一般，看我一副很不善的样子。

我没有放在心上，李连长都说了，只要身体合格，这兵我当定了。现在你还能阻拦我吗？

经历了忐忑的体检，万幸我身体没有什么问题，只是有些偏瘦，营养不良而已。

李首长拍着我的肩膀，笑着说道：“好小子，去了部队敞开了吃，好好练，身体能练起来的。”

感受到领导的拳拳关心，我忍不住红了眼眶，重重点了点头。

1976年12月15日，告别了家乡亲人，我一路向北，终于抵达了内蒙古包头城郊的一处营房。

当兵不易，我也将部队看成了改变命运的机会，不敢有丝毫懈怠。

可我的身体条件不是太好，力量和速度都差了许多，我只能在态度上弥补，追求量变引起质变。

教官演练的每个动作，我都力争做到完美复刻，哪怕是晚上休息时，我都在默默加练。

这些都被李炳林首长看在眼里，他此时在当新兵连连长。

他后来跟我说，当时我就看出你小子不一般，有股子狠劲。

最终三个月的新兵训练，我的表现得到了认可。最后李连长强势决定，哪里都不去，到连队给他当文书去。

对于新兵而言，这可算是一步登天了。我心中惶恐，连忙推辞自己能力不够，无法胜任。

李连长眼睛一鼓，“你别废话，我可是将牛皮吹出去了。回去后跟我去见连长和指导员，这事最终还得他们首肯。你小子可别给我掉链子，不然我扒了你的皮……”

李连长的话说得粗鲁，但对我的爱护和重视溢于言表。

我也没有给他掉链子，经受住了连长和指导员的考核，以新兵身份当上了连队的文书。

文书岗位事务繁杂，方方面面的事都得考虑到。我知道自己初来乍到，就得了高位，肯定会引起老兵们的不满。

所以我的姿态放得很低，对那些老资格前辈很尊重。时间久了，大家都觉得我为人谦虚，做事严谨，也认可了我的工作。

时间一晃而过，1979年底，我被推荐到师教导队参加培训，这也是战士提干的最后一次机会。

1980年4月，我从教导队培训归来，成功提干为排长。

想想当初为了当兵，我也是豁出去了，到如今能够提干，身穿四个兜，我对部队充满了感激。几位首长的看重和提拔，更是助推我走到了这一步，他们都是我人生中的贵人。

1980年8月份，我回家探亲，让我也真正看懂了何为人情世故。

我提干的消息，父母捂得严严实实，从未跟别人说起过。

但等到我回家，这事就藏不住了。村里人跟我热情地打着招呼，纷纷邀请我上门去坐坐。

我打着哈哈，敷衍着周围的恭贺声。

几年过去，我已不再是当初的愣头青。

回家吃饭时，家里来的人更多，以往和我家不亲近，甚至发生过口角的人都来了。

没人再叫父亲“徐结巴”的外号了，大辈的叫大名，小辈们则叫起了“叔”“伯”。

曾经门都不让我进的三叔也来了，三妈没好意思上门。

三叔拿着一瓶酒，讪笑道我为徐家争光了，晚上一定要喝酒好好庆祝一番。

按我以往的脾气，我肯定要将三叔赶出去。最亲的人往往伤害最深，当初借粮的那一幕，我恐怕一辈子都难以忘记。

但看到父亲意气风发的样子，仿佛几十年受到的委屈一朝被洗刷，我也默许了。

也是，我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意快意恩仇，但父母却不能。他们还要生活在村里，还得面对这些人情世故。

晚上人都走了，父亲却叮嘱我，“平娃，你明天去看看武装部的王干事，还有你外公外婆那边，你能有今天，可多亏了人家。”

“你外公那边你也得抽空去一下，我知道当年你受了委屈，如今你有出息了，可不能忘了人家的好。有些人有些事，应付就行了。但有些人，有些情，咱可得记一辈子！”

听完父亲的话，我很欣慰，也很佩服。虽然他没有多少文化，嘴巴也不利索，但心里还是很清楚的。

他没有被突如其来的追捧冲昏头脑，以后我在部队干，就彻底无后顾之忧了。

我去拜访了王干事，向他表示了感谢。又去外公外婆家住了两天，他们看到我出息了，两位老人也是激动地抹着眼泪，连连感叹终于熬出来了。

看得出来，他们是由衷地为我高兴，为我们家走出困境而高兴。相比较其他人的前倨后恭，这种真情才是值得一辈子去维护的。

我一直在部队干到了1999年，在40岁的时候，以正团职转业回了老家公安系统。

从小的经历告诉我，当一个人有一定的地位后，身边总会围着一圈人，嘴里说着好话，手上提着礼物。

但一定要擦亮眼睛，保持清醒，不要沉醉于别人的吹捧中。为人重情重义没有错，但也要看是否是真心，是否值得。

素材/徐平 撰文/老刘（本文采用第一人称叙述，部分细节有文学处理，请理性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