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天下大乱，汉室衰微，军阀割据，纷争不断。在这混乱的局势中，袁术出身显赫，袁家四世三公，其家族在当时具有极高的威望和影响力。

袁术年少时便凭借家族的荣光崭露头角，以侠气闻名，与诸公子一同飞鹰走狗。成年后，他通过举孝廉踏入仕途，累迁至虎贲中郎将。然而，董卓之乱改变了局势，袁术看出董卓的野心，毅然弃官出逃。

出逃后的袁术来到南阳，此时的他凭借家族名望和自身势力，逐渐在乱世中站稳脚跟。他收拢了孙坚这员猛将，令其为自己征战。在孙坚的助力下，袁术的势力范围不断扩大。

但袁术生性放纵，在南阳横征暴敛，不修法度，很快便失去了民心。为了给自己的野心寻找依据，他利用当时盛行的谶纬之学，将 “代汉者，当涂高也” 的谶言与自己的名字和家族背景相联系，企图证明自己称帝的合法性。同时，他还宣称袁家出自舜帝之后，以土承火，应顺应天命取代汉室。在种种因素的推动下，袁术的僭号之心愈发强烈。

据史料记载，河内张炯所编造的符命具体内容虽未被详细确切地记录，但大致是与 “代汉者，当涂高也” 这一谶言以及袁术自身的家族背景相关联。

当时的局势动荡，袁术一心想要称帝，正急需一些所谓的 “天命” 征兆来为自己的行为提供合法性和正当性。而张炯的符命恰好在这个关键时刻出现，仿佛是上天特意给予袁术的旨意。

这一符命的出现，极大地增强了袁术称帝的决心。他自认为这个符命是对他 “代汉” 的有力支持，让他坚信自己就是那个命中注定要取代汉室的人。在袁术看来，张炯的符命无疑是上天给予他的明确信号，使得他不再犹豫，坚定了僭号称帝的决策。

然而，这种所谓的符命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袁术为了满足自己野心而刻意寻找的借口。事实上，张炯之符命缺乏确凿的依据和可信度，更多地是袁术为了实现个人野心而加以利用的工具。但袁术却对此深信不疑，不顾众人的反对和当时的局势，毅然决然地走上了称帝的道路。

袁术宣称袁姓出自陈，陈乃舜之后，以土承火，故而认定自己得应运之次。这一观点的依据主要在于其对家族历史的追溯和解读。

据相关记载，袁氏家族的祖先之一袁涛涂为春秋时期陈国的大夫，而陈国的始祖正是大名鼎鼎的舜帝。在古代的宗法观念中，家族的起源和传承被视为至关重要。袁术通过强调这一血脉渊源，试图为自己的称帝行为赋予一种天命所归的合法性。

从意义层面来看，袁术此举是为了给自己的僭越称帝寻找一个看似合理的借口。在当时，汉室虽衰微，但仍具一定的影响力。若直接称帝，必然会引起各方诸侯的反对和民众的质疑。通过宣称袁姓与舜帝的关联，以土承火的说法，袁术试图让人们相信他的称帝是顺应天命，而非逆天而行。

然而，这种解读在很大程度上是牵强附会。袁术所处的时代，各方势力纷争，强者为尊。他所谓的家族渊源之说，更多是为了满足个人野心和权力欲望的一种手段。实际上，他的称帝之举并未得到广泛的认可和支持，反而使其成为众矢之的，加速了自身的败亡。

袁术对 “代汉者，当涂高也” 这一谶文加以利用，试图为其称帝之举披上一层天命所归的外衣。他自认为名字与之相符，主要是基于一种牵强附会的解读。

“术” 字可理解为道路，而其字 “公路” 更是与道路直接相关。袁术将这种关联强行解释为自己与 “当涂高” 的契合，从而认定自己就是那个命中注定要取代汉室的人。

在当时，汉室衰微，各方势力蠢蠢欲动。这一谶文的存在为袁术的野心提供了看似合理的依据。他借此在舆论上造势，试图让人们相信他的称帝是顺应天意，而非逆天悖德。

然而，这种解读在当时众多有识之士眼中，不过是袁术为满足个人权力欲望而编造的借口。实际上，“代汉者，当涂高也” 的真正含义并无确切定论，袁术的自我解读缺乏实质性的依据和逻辑。但他却凭借此谶文，在一定程度上迷惑了部分追随者，坚定了自己僭越称帝的决心。

关于袁术建号称仲氏，有多种可能的原因。

其一，正如前文所述，袁术自认为是舜的后裔，而在古代的宗法排序中，舜为 “仲”，因此建号称仲氏，可能是在暗示自己的这一高贵血脉，以彰显其称帝的合法性和正统性。

从政治策略的角度考量，仲氏这一称号也许是袁术试图在各方势力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和妥协。在当时复杂的政治格局下，他既要展现出称帝的野心，又不想过于激进地与其他势力彻底决裂，使用相对独特的称号可能是为了给自己留下一定的回旋余地。

然而，后世对此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和争议。一些学者认为，仲氏这一称号显示了袁术的信心不足，不敢直接称皇帝，而是选择了一个较为隐晦和低调的名号，暗示他对自身实力和局势的判断存在偏差。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袁术建号称仲氏是出于一种狂妄和自负，他试图通过独特的称号来凸显自己的与众不同，却未能充分考虑到各方的反应和可能带来的后果。

还有观点认为，仲氏的称号可能只是袁术随意而定，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反映了他在政治决策上的草率和短视。

总之，对于袁术建号称仲氏的缘由，至今仍存在多种解读和争议，这也从侧面反映了袁术称帝这一行为的复杂性和当时政治局势的混乱。

袁术任命九江太守为淮南尹，这一举措背后蕴含着多重政治意图。

从权力巩固的角度来看，通过任命自己的心腹担任这一要职，袁术能够进一步加强对淮南地区的直接掌控。淮南尹作为首都所在城市的郡级建制和行政长官，掌握着重要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资源。将九江太守置于此位，有助于袁术将权力集中在自己信任的人手中，减少内部权力分散和潜在的威胁，从而巩固其在淮南的统治地位。

在政治影响力方面，这一任命可能是为了向外界展示他在淮南地区的绝对权威。向其他诸侯和势力传递出他对这一地区的牢固控制，威慑潜在的反对势力，使其不敢轻易挑战袁术的地位。

从经济利益的考量出发，淮南地区富饶，掌控此地的行政长官能够调配资源，为袁术的称帝事业提供充足的物资支持。九江太守若能忠诚执行袁术的指令，可确保淮南的财富源源不断地供应袁术的政权，支持其军事扩张和奢华的生活方式。

然而，这一举措也可能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其他地方官员可能会对此感到不满，认为袁术任人唯亲，破坏了公平的晋升机制，从而导致内部人心离散。外部势力也可能以此为借口，指责袁术专权跋扈，进一步加剧了他与其他诸侯之间的紧张关系。

总的来说，袁术以九江太守为淮南尹，既是为了巩固自身权力和扩大政治影响力，也是为了获取经济资源支持其称帝之举，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潜在的危机和挑战。

袁术置公卿和祠南北郊的行为，在当时产生了多方面的重大影响。

在社会层面，这一系列举动极大地冲击了民众的传统观念。百姓们对汉室仍存有一定的敬畏和归属感，袁术此举被视为大逆不道，引发了民众的恐慌和不满。许多人认为他违背了纲常伦理，使得社会秩序陷入混乱，人心惶惶。

从政治格局来看，袁术的行为激怒了其他诸侯。各方势力原本就对地盘和权力虎视眈眈，他的僭越称帝无疑成为众矢之的。曹操、刘备等诸侯纷纷以维护汉室正统为名，对袁术进行讨伐，加剧了军阀之间的纷争和战争。

同时，袁术内部也出现了分歧。部分将领和谋士对他的狂妄之举表示担忧和反对，认为这将给他们带来灭顶之灾。一些原本忠心的臣子开始动摇，甚至有人暗中与其他势力勾结，准备脱离袁术。

而在民间，一些有志之士对袁术的行为感到愤怒，纷纷组织义军反抗他的统治。一些文人墨客更是通过诗词文章对他进行批判和讽刺，使袁术在舆论上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

然而，也有一些投机分子和野心家看到了机会，趁机投靠袁术，希望能在这场混乱中分得一杯羹。但总体而言，袁术置公卿与祠南北郊的行为，更多的是带来了负面影响，加速了他的败亡。

袁术僭号称帝后，很快便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困境。曹操、刘备、吕布等诸侯纷纷对其进行讨伐，他的势力范围不断缩小，军队士气低落，内部人心离散。

在各方的围攻之下，袁术的军队屡战屡败，其统治区域的经济也因战争而遭受重创，民生凋敝。最终，袁术走投无路，在逃亡途中陷入绝境。他的部下纷纷离他而去，曾经的荣华富贵瞬间化为泡影。

历史对袁术的僭号行为评价多为负面。他的野心和鲁莽使他在不恰当的时机做出了错误的决策，不仅加速了自身的灭亡，也给当时的社会带来了更多的混乱和动荡。

从历史进程的角度来看，袁术的僭号称帝只是东汉末年众多军阀纷争中的一个短暂插曲。他的失败表明，在当时的局势下，贸然称帝并不能获得真正的权威和支持，反而会成为众矢之的。

然而，袁术的行为也从侧面反映了东汉末年皇权的衰落和地方势力的崛起。尽管他最终失败，但他的举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各方势力的重新洗牌和整合，为后来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总的来说，袁术僭号是其个人野心膨胀的结果，他在历史上留下了负面的印记，但也为我们研究那个动荡的时代提供了一个生动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