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王朝的灭亡往往都是因为所有矛盾在某一个时期的集中爆发，最终引发整个系统的崩溃。公司和个人的崩溃也是如此，问题总是同时爆发，最终突破了人所能承受的极限。
所谓的祸不单行说的就是如此。
一般来说，世上大部分现象都可以用马太效应来解释：“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
财富总是流向那些不缺钱的人，爱总是流向那些不缺爱的人。富人的财富在做乘法，普通人的财富在做加法，那些财务状况有问题的人窟窿常常会越来越大，最终不得不面对站在深渊边的现实。
用老子的话来说就是：“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
个人的理解是，任何事情都存在惯性，一个人越能挣钱，其财富往往会持续做正向积累，一个本自具足的人会吸引越来越多的爱。反之，一个生活本就窘迫的人，财务状况有可能会越来越差，如果他的情绪还不稳定的话，那么身边的人只会越来越少，直至成为孤家寡人。
也就是说，一个人的核心矛盾如果没有解决的话，那么当一个问题暴露出来时往往会引出一系列问题。
西汉刘向在《说苑》中对此的解释是：“此所谓福不重来祸必重来者也。”
我们先用历史事实来论证这个现象。以辽国为例，辽国的税赋主要来自河北、辽阳、营平滦三州这三大农耕区域，勉强维持着帝国的运转。由于没有抗风险能力，不可抗力的天灾往往就能将其拖入泥潭。
从1065年开始，辽国几乎年年遭受自然灾害，而且同时覆盖契丹本土的游牧区和河北的农耕区。1082年到1083年的严冬又导致契丹六成的马匹被冻死。1118年，一次可怕的饥荒再次袭击了辽国本土。
接踵而至的自然灾害首先是对辽国经济的冲击，导致辽国的收入锐减，同时，朝廷还得拿出库存的粮食来赈灾。失去经济支撑，辽国庙堂对地方的控驭能力肯定会减弱，不得不面对蜂起的农民起义的冲击。
由于马匹被大量冻死，所以辽国的武力优势也大打折扣。在失去武力优势之后，地方的叛乱就会成为常态，使辽国本就脆弱的中央集权更加无力。比如，1116年，一名叫高永昌的渤海官员刺杀了辽国东京留守，使辽国失去了辽河以东的五十多个州。当然，平叛造成的经济压力也会越来越大。
更要命的是，女真族还在此时崛起，以武力优势频频冲击辽国。而此时的契丹贵族也在精细化的生活中彻底丧失了战斗力，被女真人在武力层面是各种降维打击，比如，1120年，阿骨打只用了一个上午就攻克了辽上京。
本来情况就已经够糟了，此时北宋也积极联系金国对辽国实行联合打击。虽说辽国此时还维持着对宋军的武力优势，但两线作战毕竟会加速辽国的灭亡。
可见，辽国末年，矛盾是层层叠加，一个接着一个接力式地爆发，最终导致辽国被动退出历史。
后来的金国也是如此。金国虽然占领了中原的核心农耕区，但在经济重心已经南移的情况下其抗风险的能力依然有限。和辽国一样，金国也是因为自然灾害频发导致了一系列矛盾的总爆发。
1194年前后，黄河在河北与山东地区再一次决口，淹没了大片土地，而这些都是金国最肥沃的土地，是其赋税的重要来源。
洪灾之后又是旱灾和虫灾的先后蹂躏。1127年，黄河再一次决口重创金国经济生产。
此时金国最需要做的就是，发展生产，恢复元气，而草原上的蒙古却抓住机会频频南侵不断给金国放血。比如，1211年春天，蒙古兵分两路入侵金国就是紧抓金国遭遇饥荒的窗口期。在蒙古的军事压力下，金宣宗不得不放弃中都将国都迁往了汴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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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金国面对的不仅有蒙古的外患，还有各种内忧：1215年前后，红袄军在山东地区异常活跃；1212年，契丹宗室后裔耶律留哥臣服成吉思汗并迅速控制了东北地区的中部和北部；1215年，前去平叛的金将万奴叛金独立，自称天王，国号大真...
失去东北不仅造成了金国领土的缩水，更重要的是，金国失去了战马的来源地，战马缺失直接导致金军的战斗力严重打折，更无力应对蒙古的外患。此时，西夏还及时对金国关上了贸易的大门，严禁向金国“出口”战马。
被内部叛乱势力和蒙古外患同时作用，金国的领土是急剧缩水，到后来就只剩下了河南、陕西和山东、山西的部分地区，其税赋收入就更加有限。
本来就面临巨大的财政压力，此时猛安谋克制度的崩溃和金军素质的退化又倒逼着金国不得不招募新兵以应对各方战争，又进一步加剧了财政压力。同时，在边境上修筑防御蒙古骑兵的大量防御工事也加剧了金国的财政负担。
在财政崩溃的情况下金国只能于1214年要求南宋提前支付下一年的岁币，而南宋呢，看了看金国这艘摇摇晃晃的破船，果断拒绝。
更重要的是，和当年的北宋一样，南宋也积极入局，联合蒙古人给了金国致命一击。同时对金国落井下石的还有西夏。从古至今，众人对待强者的落难态度都是出奇的一致：上去踩上一脚。
辽国和金国的灭亡非常具体地验证了祸不单行的规律属性。而所有爆发的矛盾本质上都是互为因果，层层叠加的。
元朝的问题就更不用说了，几乎就是对辽国、金国问题的复制，且从一开始就是各种矛盾交织，整个周期都在解决矛盾，结果是问题越来越多，只能回归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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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像一个人治病一样，当其出现某一个部位的器质性病变时就采用手术、药物进行猛攻，结果药物的负作用又损伤了其它器官，在治疗其它器官时，别的器官又同时受损。结果呢，越治身体素质反而越差。
实际上，人生病的本质首先是生活方式出了问题，采用医疗手段治病只能治表，并不能治根，你的生活方式不改，永远都摆脱不了病魔的阴影。为什么将医生开药称为“方子”，就是在劝你改变生活方式。这就是古人治病之所以上门服务的原因，就是从病人生活的道场寻找原因。
而且，五脏之间其实是相生相克的关系，比如说，你肾不好，很可能是肺和脾胃的问题，往往是，你将脾胃调理好了，肾的问题也就解决了。
当然，你脾胃出问题了也要同时预防引起其它部位的器质性病变。如此，才是治病的大道。
我们绝对不能因为一个问题而引起整个身体系统的崩溃，要在解决一个具体问题时提前预防此问题对其它器官的波及。
说回历史。明朝的灭亡同样是矛盾总爆发引起的系统崩溃。随着卫所制的崩溃，大明就只能靠募兵来解决守边问题、应对战争。但是军人的年例又不在明朝财政的预算中，所以就只能以加派增加田赋的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
在土地兼并严重的情况下，农民本来就生存困难，结果，加派又进一步加重了百姓的负担。百姓在无法解决生存的情况下一部分成为了流民，一部分加入了起义军。
正常的纳税人口减少，明朝的岁收自然也会减少，同时因为宗室、百官对土地资源的垄断，大明的土地收入是越来越少。
而现实却是，由于镇压农民起义的需要和朝廷机器的开支，帝国的开支却是居高不下。无奈，明朝就只能将加派、挪借、搜括这些增加财政收入的非常规手段用到极限，百姓不仅要承担加派的压力，还得负担剿饷、练饷等名目的费用。
当承受不了时，就只能融入起义大军。而朝廷为了镇压，又得加税以招募更多的兵。帝国彻底陷入了死循环。
同时，关外的女真也不消停，频频凭借武力优势给大明放血，使大明的财政、军事压力更大。
再加上朝廷内部的党争、宦官之祸，大明是同时被各种矛盾所折磨。当气候原因导致的自然灾害发生时，大明终于承受不住，帝国大厦轰然倒塌。
和辽、金、元一样，大明的矛盾也是集中式的密集爆发，最终导致了帝国的灭亡。
分析其中原因，所有的矛盾都是互为因果，层层叠加的。比如，卫所制的崩溃加重了财政负担，加税超出了百姓的承受极限导致百姓铤而走险，农民起义的燎原之势使关外的清军有了可乘之机，多尔衮抓住明末的时代红利果断入关，改写了历史。
只能说，大明错过了解决核心矛盾的最佳时期，终于导致了整个系统的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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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一个公司一样，业绩好的时候其所有矛盾的都被掩盖，等到市场不好的时候，所有的问题都会一朝浮出水面：市场低迷导致利润下降，利润下降造成财务压力，财务困难自然就不能正常支付员工的工资，此时，老板拿起工资表一看，许多员工都是在公司高速扩张期招聘进来的，人员严重超编。
得，裁员吧。
当然，裁员也不是大笔一挥，还得支付高额的赔偿金，进一步加剧了财务压力。如果一个公司没有足够的现金储备，是很难一次解决各种问题的，许多都被迫关门。
据说，当某一个科技公司矛盾爆发喊停时，预估负债一个多亿，但当真正停下来一算，负债六个多亿。
很多时候，糟糕的局面并不会缓解，有可能会越来越糟糕，进而失控。
这就要求掌舵者在业绩好的时候就要压住扩张的欲望，稳步前行，及时观察、解决发展中的矛盾，并且积累足够的现金流，如此才能穿越周期。
段永平曾经说过一句话：“祸不单行，企业受到的冲击具有放大性，因此需要留出极大的余量。”
深以为然。
同样，个体也是如此，一定要在丰年积极备荒。个人认为，人有三大错觉：觉得明天一定会比今天好、觉得自己的身体会一直健康、觉得所有的关系都会天长地久。
实际上，当你的身体出现问题时，收入自然也会减少，一些曾经依附、恭维你的人也会离开。妥妥的马太效应。
人啊，总是会低估未来的风险，不提前规划避险方案，迟早让自己陷入泥潭中。
如何避险，个人觉得，还是应该抓本质：在身体好的时候就有意识地进行养生并不断拓宽认知、知识、技能、人脉资源的边界，使自己具备持续赚钱的能力。同时，预备一定的现金以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
居安思危，始终保持处于良性运转的轨道，是个体和团队应对一切不确定性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