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丹如果不死，建国后被授予什么军衔？地位能否超越高岗？

领导创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领袖，应当首推刘志丹和谢子长，之后才是高岗。

谢子长是和刘志丹齐名的西北红军和陕甘宁根据地的创始人，他在西北人民中有着崇高的威望。谢子长的逝世，是党和西北人民的重大损失，也给了高岗晋升的机会。谢子长逝世后，高岗接任西北军委副主席，成了仅次于刘志丹的西北根据地二号人物。而在刘志丹牺牲后，高岗自然就成了西北根据地最具有代表性的一面旗帜。

1942年后，高岗在西北地区的威望已经正式确立。据《高岗传》记载，1943年12月5日，在陕甘宁第一届英模生产者代表大会上，陕甘宁边区的67名劳动英雄代表他们所在的6个分区，向高岗献上了6面锦旗。上面写着：“西北星辰”、“西北灯塔”、“西北人民的领袖”、“把你给我们创造了丰衣足食的边区”等等。

从军事能力上说，高岗不如刘志丹。刘志丹是1925年末被组织选派到黄埔军校第4期学习的，这一届的黄埔，用名将如云来形容一点也不夸张。从黄埔军校毕业后，刘志丹又参加了黄埔军东征，之后被派往国民军联军第四路军马鸿逵部担任党代表兼政治处长，后又任国民革命军第2集团军总司令的代表。

这些军事上的经验，使得刘志丹在后来成为陕北红军的重要创建者之一，也使得他后来领导陕北红军打破了国民党军队对陕北根据地的两次大规模围剿。1994年8月，刘志丹被中央评为中国人民解放军36位军事家之一。

历史上的高岗，并不以军功闻名于世。虽然他曾担任过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但他实际上并没有指挥过什么大型战役。他也有过一段军校生涯，但是这段时间只有半年。那是1927年初，在我党的建议和协助下，国民军联军创办了西安中山军事学校，邓小平同志（当时叫邓希贤）任该校政治部主任，该校号称“西北黄埔”，但是高岗入学仅仅半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就破碎了，组织通知他紧急离开西安。

高岗在陕北的军事生涯是有争议的，他既有“赤膊战劳山”的传说，也有过“临阵脱逃”的记录。总的来说，高岗并不是一个军事干部。

1935年中央来到陕北后，当时西北根据地的本土代表是刘志丹，西北党组织的领导人是朱理治、郭洪涛。当时毛主席对高岗的印象并不深。

高岗获释后不久，被派往内蒙古担任陕北骑兵团团长，所谓的“骑兵团”，其实只有十几个人。刘志丹则出任红28军军长。

后来，包括高岗在内的很多西北老干部都认为，尽管当时中央已经对聂洪钧、戴季英的错误进行了严厉的处分，但背后真正负主要责任的郭洪涛、朱理治的错误却没有得到彻底的纠正，以至于郭洪涛和朱理治在刘志丹、高岗等人被释放后，依旧对他们进行压制，不予重用，安排不当。甚至认为二人应该为刘志丹的牺牲负一定责任，比如贺晋年将军在1942年曾说：“刘志丹出来之后，为什么只给他一个28军，一点游击队？为什么不把81师、78师抽出来给他当军长呢？如果给了他，也许今天还不会死掉。”

此时的高岗还处在“苏武牧羊”的境地，刘志丹也是郁郁不得志，想着要在战场上证明自己，这是他牺牲的一个重要原因。1936年4月24日，中央在瓦窑堡举行追悼大会哀悼刘志丹，毛主席为他题词：“群众领袖，民族英雄”。6月，中央决定将保安县改为志丹县。此时，高岗还没有进入中央的视野。

西安事变发生后半个多月，中央领导机关从从保安迁到了延安。1937年5月，陕甘边区第一次党代会在延安召开，高岗当时并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他却以最高票（83票，第二名是林伯渠，82票）当选了陕甘宁边区党委执委。缺席会议的高岗能做到这一点，说明了他在陕北人民心中有着较高的威信，但另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和背景是，刘志丹此时已经牺牲。

高岗的高票当选，引起了中央对他的关注。不久后，高岗从内蒙古骑兵团团长、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晋升为八路军骑兵司令。这代表着中央对高岗参与创建西北根据地作用的认可，也正是从这时开始，高岗的名字开始出现在政治局会议的名单上。他开始逐渐成为刘志丹之后的陕北红军代表人物。

随着中央到达陕北，抗战全面爆发，陕甘宁边区这个我党当时唯一的根据地，不仅是中央的所在的，也成了八路军向东发展的大后方。这使得高岗的重要作用更加凸显。此后，高岗担任了陕甘宁边区委员会书记、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书记、西北中央局书记，并在七大上当选政治局委员。

这样的晋升速度，固然是高岗能力的一种体现，但毫无疑问，更重要的是他作为西北革命根据地代表的身份。正如前文所述，西北红军和根据地的主要创立者是刘志丹和谢子长，其次就是高岗、阎红彦、王泰吉、杨森等人。但随着谢子长和刘志丹的先后离世，阎红彦、王泰吉、杨森等人非亡即走，高岗就这样带有一定巧合性地被推到了台前，成了西北根据地的代言人。

又恰巧，西北根据地在党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正如毛主席所说：西北根据地是中国革命的“两点”，既是落脚点，又是出发点。在党的七大上，毛主席曾多次批评，中央红军初到陕北的时候，没有重视陕北地方干部的失误，他还以极富哲理的口吻说道：“一定要认识山头，认识了以后才能照顾，照顾就能够逐步缩小，然后才能消灭。”也就是说，高岗的突出地位，是在一定程度经过“照顾”、人为拔高的。

高岗在西北的地位，在1942年整风运动期间的西北高干会议上得到了确立。当时中央对这次会议非常重视，想通过抓住西北这点电影，彻底肃清冒险主义、教条主义在党内的影响，进一步统一全党的思想认识。正因此，这次持续了88天的会议在党史上非常重要。

这次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总结西北革命历史的经验和教训。高岗作为代表在会议上做了《边区党的历史问题检讨》的报告，其中说道，西北地区在历史上存在三条路线，一条是以刘志丹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另两条是以黄子文为代表的和以杜衡、朱理治、郭洪涛为代表的错误路线。

而高岗被视为刘志丹正确路线的代表，被视为刘志丹的“继承者”。

抗战胜利之后，抢占东北成了国共双方最为重要的任务。1945年9月17日，临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少奇同志与在重庆参加谈判的毛主席汇报了派高岗等人到冀热辽地区领导工作的情况。毛主席返回延安后，在听取了书记处的汇报后，果断调整部署，增派高岗等人去东北，加强东北局的领导力量。高岗由此开始了他在东北的一段岁月。

为什么要派高岗呢？因为东北根据地是一块我们此前涉足不多的根据地，在这里“白手起家”，就需要高岗这样的具有丰富根据地斗争经验的领导干部。高岗后来常常用自豪地口吻对别人说，当年毛主席派他到东北的时候，曾对他充满期许地说过：“彭真已经先去了，你创建根据地有经验，你去帮帮他。”

高岗初到东北后，就经历了东北局内部的一次激烈争论。当时对于我军在东北的发展战略，有两派不同的意见：一派认为苏联已经根据条约把沈阳等大城市交给了国民党，且国民党的军队已经占领了山海关，在这种敌强我弱，缺乏群众基础的情况下，我们应该避开大城市，到农村去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另一派认为，不能放弃大城市，应该争取苏联红军对我们支持，夺取大城市。

这两派观点争得面红耳赤，而高岗自然极力主张前者，因为避开大城市，到农村去发展群众，正是他一贯的坚持。1935年，他和刘志丹就是因为坚持这个观点，被扣上了“捎山主义”和“右”的帽子。如果是刘志丹来到东北，他也一定会支持前一种观点。

1945年11月29日，陈云、高岗、张闻天联名给中央和东北局发出了《对满洲工作的几点意见》，他们“避开城市，发展农村”的观点很快得到了中央的支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的《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一文，就是对这场争论的最后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