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有许多令人惊掉下巴的地方，比如黄百韬死后，国民党一些高层人士提议，应当在杭州岳庙旁边，为其建一座忠烈祠，叫“黄庙”，而面前要跪着的“罪人”，不是打败他们的中共将领，而是国民党方面认为最大的“罪人”、“共谍”刘裴和郭汝瑰。而对于郭汝瑰，杜聿明等人到死，仍然耿耿于怀。这或许就是国人的思维常态，不恨明枪，只恼暗箭，不畏强敌，只怕内奸。因而，对于这些人采取的制裁手段，无论是对内、对外，都是极其严厉的，这也成就了国人残酷内斗的血腥历史。

说完几句题外话，进入今天没有主题的主题，因为有关郭汝瑰于1948年11月5日，在徐州“剿总”作战会议之前所做的报告，众将领的回忆，却是“如出多辙”，甚至处处相左而面目全非。

邱维达的记述，是相当温和的。他说，会议开始之后，国防部第三厅厅长郭汝瑰介绍东北辽沈战役失败概况。郭指着地图说：“廖耀湘兵团于上月二十六日被消灭于黑山、大虎山地区，沈阳已经陷落，东北主力已经完了。”而“辽沈会战的失败，是战场指挥官不遵统帅部的计划和命令实施。遇敌主力攻击时，部队尚未展开完，就被截成几段，各个击破，致遭全军覆灭。”

邱维达还介绍了当时于会者的情绪，“好似晴天霹雳，心情都很沉重。大家无精打采，低着头一言不语。”于是，顾祝同又出面，勉励大家一番，会议才得以顺利进行。

而随黄百韬一同前去参加会议的第25军长陈士章却说，郭汝瑰是于11月4日上午做报告的，而且这个报告，好像专意为黄百韬第7兵团做的一样。他说：十一月四日，刘峙在徐州召集军长以上开会，由国防部第三厅厅长郭汝瑰报告，大要如下：

1、苏联搬走沈阳兵工厂机器和用日本关东军40个师的武器，装备了林彪部队，并指使朝鲜4个师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骑兵参加东北作战，所以东北“剿总”作战失利。现在沈阳已失，单炮弹一项，即损失120万发，将来共军以我之武器，攻击我军，这太可怕了。有关这一点，在参加淮海战役被俘的其他将领的回忆录里，都没有提及。但在辽沈战役有关将领的回忆录中，却有人提及。

2、济南失陷，共军可能会合华北、华东、大别山各部大举进犯，而且陈毅的司令部确已到临沂，判断他要先占海州，或以全力打第7兵团。这一点，是黄百韬个人的见解，此前曾向刘峙提出过。

3、应迅速考虑增兵运河以东，第七兵团应集结兵力准备应战。不过黄维兵团迟迟不能到达，只有命令孙元良兵团向徐州靠拢。向运河以东增兵的计划，不见于其他将领回忆，而让孙元良提前出兵到蒙城、涡阳地区，牵制刘伯承部作战，就是11月4日做出的决定。

综合以上分析，陈士章说了谎话！

而第13兵团第8军军长周开成却说，11月4日根本就没有开会，而11月5日，郭汝瑰也没有做报告。但是，11月4日的时候，顾祝同和郭汝瑰分头和军长以上人员见了面。在顾祝同讲完话后，接着郭汝瑰说：“作战要探明情况，行动敏捷。例如，这次在营口方面作战的第五十二军军长刘玉章探明了情况，把握了时机，他的部队向南海运后，共产党跑来干瞪眼……”而11月5日，顾祝同召开的是各兵团司令、绥靖区司令参加的作战会议，主要是讨论“守徐”还是“守淮”，各军军长并没有参加会议。

而第64军军长刘镇湘却回忆说，11月4日，开会了，不过那会议开成了“玩笑”。他说在当天的会议中顾没有露面。而由第三厅厅长郭汝瑰介绍东北辽沈战役经过。郭还讲傅作义曾建议将华北部队向华东靠拢，来安定华东方面的人心。这个说法，也基本上是孤证，当时杜聿明就在葫芦岛、北平，如果傅作义有此建议，杜聿明应当会有所提及的。

而刘镇湘接下来却说，在会议上第二兵团司令官邱清泉说，愿将所有的武器都缴还，他自己解甲归田。他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国防部要将第2兵团多余的武器抽调给其他欠缺武器的部队，他不肯抽缴。再就由第16兵团司令官孙元良讲话，他攻击联勤总部不发给第16兵团车辆，当面骂参加会议的联勤总部车辆管理处长。三人先后讲完了，就草草地散了会，没有一句话讨论到作战方案问题。刘镇湘的回忆，也符合他的性格为人。

至于杜聿明、李以劻，虽说也提及了这次会议，但因为没有亲历，应当是事后听别人说的，没有关系到细节的问题，这里就不再举证。可当事人郭汝瑰的回忆却是了了数语，并没有提及细节，个中原因，或许只有他本人清楚了。

“顾祝同偕我等于四日到徐州。五日上午顾祝同召集徐州‘剿总’司令部的高级军官与邱清泉、黄百韬、李弥、孙元良等兵团司令官及可以离防到徐州的军长等，研究徐州方面的作战部署。”

这就是历史的可爱之处，它掺杂了太多的个人情感，也正是这一份又一份沉重的，甚至是浸透着血与泪的个人情感，才成就了历史真正的精彩与厚重。或许是因为他们对郭汝瑰这个人不同的“恨”，才有了选择性的记忆与失忆。笔者觉得，还是邱维达的回忆较客观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