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子玉

赵匡胤的成功首先是吃了时代的红利，在周世宗的努力下，地方藩镇已经不是朝廷禁军的对手，赵匡胤手握禁军，就已经掌控了天下。但能够利用对内改革的和平手段结束藩镇林立的乱世，这绝对是赵匡胤个人能力作用的结果。

首先，赵匡胤的成功是时代的助力。五代是军人的天下，强藩冲击朝廷取而代之的闹剧几乎就是常态化上演，因为，不管是后梁、后唐、后晋还是后汉，都没有改变外重内轻的格局，一旦失去雄主坐镇，天下马上就会面临改朝换代。

但周世宗上位之后，经过多轮洗牌，朝廷禁军已经在实力上超过了地方藩镇，再加上世宗实行的军事改革，地方藩镇已经失去了叫板朝廷的实力。如此，权力斗争就只会集中于汴京，谁掌握了禁军，谁就具备了改朝换代的实力。

也就是说，北宋开国是吃了时代的红利，和赵匡胤的个人能力关系不大，当时，不管是谁坐在禁军统领的位置上，大概率都可以在雄主缺位的情况下完成改朝换代的动作。

真正体现赵匡胤水平的是，其以一套组合拳结束了五代王朝更迭频繁的乱世，给军人政治按下了暂停键，建立了新的秩序，并最终形成统治惯性，天下大治。

因为赵匡胤是通过禅让开创的北宋王朝，所以，他就必须得继承后周的政治资源，由于后周的官僚系统和北宋的权力中枢缺乏粘合力，再加上乱世王朝更迭频繁的历史惯性依然存在，所以，北宋能不能坐稳江山还面临极大的挑战。

为什么赵匡胤在陈桥兵变前派侍卫亲军都虞侯韩令坤前往河北成德、殿前司副都点检慕容延钊前往真定，就是为了钳制河北诸侯，以防他们以武力冲击新建的大宋。

这也是赵匡胤越过权臣的步骤直接登基的核心原因，变数太大，不能给地方藩镇勤王的机会。

所以，当赵匡胤派出各路使者向地方宣告大宋建立的消息时，大家在实力悬殊巨大的现实面前也就只能承认既成事实。

但赵匡胤一样得面对旧势力的冲击，因为这是历史规律，所有通过禅让程序建立的王朝都会面临旧势力的反对：司马氏遭遇了淮南三叛、杨坚遭遇了三总管之乱...

区别只是，这些人是在称帝前解决了旧势力，而赵匡胤是在称帝后才着手解决这一问题的。

建隆元年（960）四月，昭义军节度使李筠发布讨贼檄文正式打响了武力反对赵匡胤的第一枪，但根本就没有闹出什么动静，赵匡胤仅用了两个月时间就将其平定。

接着又是淮南节度使李重进发动叛乱。但宋军平定其叛乱比平定李筠之乱还容易，很轻松就拿下了扬州城，李重进在兵败的现实面前全家自尽。

这就说明，在周世宗强干弱枝的改革下，地方势力已经完全不具备叫板朝廷的实力，只能服从于赵匡胤建立的新秩序。至于李重进，因为他是周太祖郭威的外甥，又曾经出任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的职位，身份比较敏感，无法被宋王朝的系统兼容，只能铤而走险。

赵翼说，自古得天下者隋文最容易，其实最容易的人是宋祖。因为，隋文当年不仅要面对相州总管尉迟迥这样的强藩，还要应付宇文宗室的政治攻势。而赵匡胤则在这两个层面的压力都很小，属于跑步当上皇帝。

不过两人却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点：隋文是因为掌控了关陇的精锐府兵才得了天下，宋祖是因为掌控了汴京的禁军建立了大宋。

都是在绝对的武力优势面前实现了问鼎的意志。

平定李筠和李重进叛乱的意义不仅在于对反对势力的镇压，同时也震慑了那些持观望态度的藩镇，在李筠和李重进兵败之后，那些所谓的强藩只能服从赵匡胤建立的大宋新秩序，这些人包括：成德军节度使郭崇、保义军节度使袁彦、建雄军节度使杨庭璋...

也就是说，不管有没有藩镇造反，赵匡胤都必须得找出一两个典型进行军事打击，以亮肌肉的形式达到震慑群雄的效果。

在各藩镇表态之后，赵匡胤就将这些强藩调离了他们的大本营，重新安排了工作，暂时压制住了内部的不稳定势力。

只是，这也只是表面的太平，赵匡胤要想保证大宋不会重蹈前朝的覆辙，成为历史上的后宋王朝就必须得实行全面改革，彻底结束军人政治，才能再开新局。

因此，削藩，就成为了赵匡胤必须要打的一张牌，只有将藩镇的权力回流到朝廷手中，才能保证大宋王朝的千秋万代。

削藩，是宋太祖的必选项 图源/剧照

首当其冲的必然是朝廷禁军，因为，禁军本质上也是藩镇，只是驻地在汴京罢了，赵匡胤就是以禁军统领的身份颠覆后周的，那么别人也完全可以复制他的剧本，颠覆大宋。

建隆二年（961）闰三月，赵匡胤先是下诏罢免了殿前都点检慕容延钊，任命他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同时，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韩令坤也被罢免禁军职位改任成德军节度使。

七月，赵匡胤又以杯酒释兵权的方式将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张令铎等禁军将领全部罢免，转任为地方节度使。

像石守信、高怀德这样的人我们可以称之为大宋的军功派，为太祖建国立下了汗马功劳，也可以将其定义为禁军系统内的强藩，手握重兵。

两层身份属性已经注定了他们是皇权的最大威胁，就是大宋不是承接五代的乱世，这样的人都会遭遇政治冲击。

而赵匡胤的做法也比较柔和，并没有完全将他们的权力一剥到底，而是由禁军将领改任为已经式微的地方藩镇。不仅给了他们地方藩镇的身份，还给了一定的富贵，保证了这个群体对大宋的归属感。

对于这些人来说，权力和富贵都在，手中的利益还实现了正向增长，他们也就认可了太祖的做法，兵权被削反而能缓解他们和朝廷的矛盾。

从这就可以看出太祖的政治水平，作为皇帝，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分配权力和利益，虽然他剥夺了禁军将领的军权，但却加重了他们利益层面的比重，并没有打破平衡，不会引发政治地震。

有人说，宋祖不杀功臣，是个讲武德的人，实际上他也只能如此，他不是靠武力开国，威望不够，还需要这些人的支持。

什么叫既打又拉，这就是。

在实力派出局之后，太祖已经初步坐稳了江山。

其实倒不是说赵匡胤不信任石守信这些人，而是五代黄袍加身的游戏已经常态化，石守信等人很难保证他们的部下为了富贵是否会复制黄袍加身的剧情。再说，太祖能驾驭这帮人，那嗣君就比较危险了，就像太祖自己在世宗皇帝驾崩之后欺负幼主柴宗训一样。

所以，为了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只能将这个群体从权力的核心清理出局。

这个世界上，没有所谓的忠臣，官僚系统的站队问题是受利益分配是否合理左右的。

在解决了军功派的权力问题之后，太祖又接着在制度上发力，将侍卫司进行了拆分，分为侍卫亲军马军司和步军司两个独立的系统，自此，宋朝军事系统的“三衙”正式成型。

“三衙”之间，互不统领，陈桥兵变这样的事就很难再重演。

同时，太祖还进一步将调兵权和指挥权进行拆分：由枢密院进行调兵；禁军将领只负责练兵和临时指挥。

同时，禁军将领每三年还要进行一次轮换，以免其坐大。

对于殿前都点检的职位，宋廷此后也不再设立，以免个体形成对军权的垄断。就像大唐为了压制宰相的权力在太宗即位之后不设置“尚书令”一职一样。

至于负责具体事务的中下级将领，宋廷用的也都是一些能力和威望都一般的角色，根本对皇权形成不了威胁。

也就是说，大宋禁军的真正领导人是皇帝本人。皇权只有和军权高度绑定，才能维持其继承秩序。

当然，赵匡胤绝不是简单喝了顿酒就解决了这个棘手问题，而是前后用了四个多月的时间做了大量的铺垫工作和这一群体进行博弈。

杯酒释兵权经过了长时间的博弈 图源/剧照

解决了主要威胁，太祖的下一刀就劈向了地方。对于藩镇，太祖的方案是：强干弱枝，就是不断将节度使军中的精英补充进朝廷禁军中，持续削弱地方力量，内壮禁军。

不过，可千万别以为这是赵匡胤的“发明”，他也只不过是拿着后周世宗柴荣的方案继续复制罢了。

也就是说，以军事改革加强中央集权，后周世宗皇帝才是主导者，赵匡胤不过是接棒者而已。如果非要说其有什么“创新”，对于朝廷禁军的改革算是他的“原创”。

再进一步说，削藩也是五代乱世的周期进入尾声的必然动作，世宗和太祖都只不过是顺势而为。不要过度夸大个人的能力，如果将他俩放在李存勖的位置，肯定是干不出如此成绩的。

任何历史牛人本质上也不过是时代的产物。

同时，赵匡胤还进一步将地方节度使的财权收归朝廷所有。如此，节度使所拥有的政权、军权、人事权、监察权都转移到了朝廷委任的转运使、通判、知州知县等官吏手里，成为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格局。

完了这些知州、知县，朝廷也每三年对他们进行一拨轮换、调岗，以免其在当地形成影响力进而坐大。

开宝二年（969）十月，赵匡胤又组了个酒局，将凤翔节度使王彦超、安远节度使武行德、护国节度使郭从义、定国节度使白重赞、保大节度使杨廷璋全部罢免，授予他们“太傅”“上将军”之类的虚衔，将这些人强制留在京师养老。

地方藩镇的问题也基本得以解决。

可以看出，太祖削藩是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周期，经过数次博弈才拿到的结果，所以，如果只片面相信赵匡胤仅仅喝了一顿酒就解决了历史痼疾，只能是对政治缺乏深刻理解。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宋祖也只不过是顺应历史给后周世宗的削藩工作进行收尾而已。

但不管怎么说，太祖也算是出色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从这个角度来看，陈桥兵变是有其积极意义的，因为柴宗训是根本没有能力操盘如此高难度的政治任务的，只会使军人主导政治的乱局持续演进。

任何一个皇帝要想削藩，不仅要能力彪悍，有威望，更要有军功的加持，才能完成这种高难度的政治任务。太祖正是凭借在后周积累的军功才一顿猛操作解决了藩镇问题的，使天下从乱世切入治世的良性循环。

而且，这件事必须在太祖时代完成，否则历史闹剧还会上演。

但是，凡事有利必有弊，太祖削藩的动作不仅弱化了大宋的武力基因，同时也造成了大宋冗官、冗兵、冗费的负面结果。由于后世之君没有进一步对祖宗之法进行升级在形成统治惯性之后拔高军人的地位，最终造成了北宋在应对边疆游牧势力时始终处于弱势、被动地位。

靖康之难成为了必然。

由于资源过于集中，汴京被攻破之后，北宋也宣告灭亡。

总之，不能一味否定太祖的削藩动作，他也不过是顺应历史需求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而已，只是，一套制度根本不能支撑一个王朝走完全周期。

顺应时代的不同需求持续进化才是正确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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