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小匡》云：“是故天下之于桓公，远国之民望如父母，近国之民从如流水。故行地滋远，得人弥众。”

《管子》描述的是管仲协助齐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的情形，正是老子《道德经》35章“执大象天下往”所描述的“道治”情形，老子说：执政者有道而居下，天下人自然会如百川归海一般归顺于他，这才是真正的天下归心。

以老子之道，诠释管仲思想，是老子思想与战国时期的治国实践，尤其是与姜子牙以来，道法治国的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管子不是齐桓公的名相吗？他早于老子150左右，怎么可能会采用后人的治国理念，讨论治国安邦之道？

其实，《管子》一书不是管子自己或门生故吏所著，而是战国时期的黄老道家集体作品的结集。

春秋战国时期，后人假托古人发表观点，申明治国主张成为风尚，不仅《管子》如此，《黄帝内经》、《黄帝四经》也都是那一时期黄老道家的假托之作，正如《易传》假托孔子一样。

“稷下学宫”以“黄老道学”为主导。《管子》篇幅众多，内容庞杂，原有86篇，现存76篇，分为24卷，全篇包括散轶部分应有20万字左右，是114部楚简本《老子》的体量，堪称战国时期的百科全书。

如此庞然大物，决非一人之力，一时之间可以完成，只有在黄老道名家人才济济的“稷下学宫”，才有条件完成这一鸿篇巨制。

“稷下学宫”是春秋第一霸主齐国创建的天下第一所国立高等学府，学宫以“黄老道学”为教学主导，但并不排斥其他学派在此著书立说、收徒讲学，无论是“稷下先生”，还是天下学子，教学费用一律由齐国政府承担。

稷下学宫相当于今天的社会科学院。学宫还承担着社科院和政府智库的角色，因此稷下先生虽名为先生，但“不任职而论国事”、“不治而议论”、“无官守，无言责”，表现突出的赐为上大夫，在稷下学宫存续的不到200年间，先后赐封上大夫76名，其中就有大儒孟子。

稷下学宫的学术思想自由，学术氛围浓厚，各学派自由辩论，官府不予干涉，且“无言责”，因此才有孟子等人直言上谏的记载。其实稷下学宫的学者多为诤言之士，只是元代奉理学为宗之后，只宣传孔孟之道，而忽略别家而已。

阵容庞大的师生阵容和学术成果。这一时期，私人养士蔚成风气，最著名的莫过于战国四公子，尤以楚国的春申君黄歇养士为最，有3000门客。

作为国立大学，稷下师生阵容更为庞大，孟子说自己“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孟子·滕文公下》)”，田骈有“徒百人（《战国策》）”，淳于髡则有“诸弟子三千人（《史记》）”。

因此，“稷下学宫”成为百家争鸣的策源地和摇篮，黄老道家盛极一时。近200年的办学历史，那里聚集了包括后来的道家、儒家、墨家、法家、兵家、阴阳家、纵横家、名家等诸子百家。

孟子、荀子等大儒都是名气很大的“稷下先生”，孟子还享受齐国的上大夫待遇，而荀子则三任学宫祭酒，它们都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尤其是荀子的天道思想。只是孟子过于坚持“仁政”不受齐宣王待见而被迫离职。

稷下学宫的存续期间，学术著作相继问世，《管子》《晏子春秋》《宋子》《田子》《蜗子》《捷子》《周官》《司马法》等，都是这一时期黄老学派的学术成果。

司马迁说，这一时期的学术成果不可计数：“自驺衍与齐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驺奭之徒，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岂可胜道哉！”

“虚无无形（恍惚）谓之道”。《管子》虽然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哲学、管理、自然科学等多个领域‌，但是“道”一以贯之，其论“道”篇几乎遍及现存《管子》全篇，“道”的概念也根据所在篇目的内容，赋予不同的称谓。

比如《心术上篇》曰：“虚无无形（恍惚）谓之道”，而《内业篇》则说：“万物以生，万物以成，命之曰道”；又说“道也者，口之所不能言也，目之所不能视也，耳之所不能听也”，几与老子原话无异。

《管子》认为，“君道”不可“自以为所贵”，跟《道德经》“自爱而不自贵也”是同样的表达。而《五辅》篇则全是“得人心”“取天下”方面的论述，讲述“以战则胜，以守则固”的圣王之道，认为“得人”乃是“天下之极也”的第一等重要之事。

老子把天下人心比作“神器”，《管子》予以继承和发扬，“神器”是只能守护而顺遂，却不可毁伤而轻污之的。《道德经》29章、48章、67章等都是关于以“道治”赢得民心“取天下”的论述。否则，正如《管子》所说：“失国家，危社稷，覆宗庙，灭于天下”之祸。

顺便说一句，老子所谓“取天下”，不是武力夺取天下，也不是治理天下，而是“以道莅天下”从而赢得天下民心，可参阅

为何管子有道法思想？其实，齐国人从第一代君主姜子牙开始，齐国奉行的一直都是道法为主体的治国思想，即使“田氏代齐”，其治国的基本思想也没变，并且还建立了黄老道为主导的稷下学宫，直到秦灭六国。

齐国与一山之隔的鲁国形成了鲜明对照，泰山以南的鲁国（周公封地）始终实行的是“周礼”。

在黄老道文化发达的齐国，管子当然具有道法思想。但是就如同以汉武帝之后，历代封建王朝的“外儒内法”一样，齐国的治国思想也不是一点没有儒家思想，思想不同于东西，可以彼此分得开，只是说齐国以道法为主，以儒家思想为次，兼容名家、阴阳家思想。

所以，《管子》是以黄老道家之道为基础，以开放性思想，在理论上整合了儒、法、名诸家之间的分歧，《管子》黄老道家通过理论论证与社会实践，提出了“礼出于道”、“法出于道”，“名”是“道”的显现等重要命题，从而最终把“名”建立在“道”的基础上。

吕不韦是姜太公（吕尚）的后人，后来的学者，比如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就将其列入杂家，所谓“杂”，不是“不入流”。而是就是兼收并蓄，博采众家之意。

即便如此，《艺文志》仍然认为《吕氏春秋》的主旨乃是“尚自然，法天地”，以“黄老思想”为核心，兼儒墨，合名法，提倡在君主集权下顺应自然，实行无为而治，使百姓休养生息，以调和社会关系。

在《吕氏春秋》的创作者中，除了吕不韦有黄老道家思想之外，还有不少从齐国过来的稷下先生和稷下学士，所以从汉代为诸子分家之后，学者们比如高诱就认为《吕氏春秋》“此书所尚，以道德为标的，以无为为纲纪”，杂糅百家而成。

《淮南鸿烈》就更不用说了，西汉实行黄老道学，作为刘邦的孙子，又是文景之治时期的文学名士、道学家、思想家，曾奉汉武帝之命著《离骚体》，可见其文学地位之高。

东汉的高诱《淮南叙目》评价说：“其旨近《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出入经道……号曰《鸿烈》。鸿，大也；烈，明也，以为大明道之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