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又偶尔刷到了那个叫“匆匆那年”的一篇文章，他的意思是想要强调单干的“优越性”，而否定集体时期的作用，他文章的基本观点是历史上的单干都能“吃饱饭”，唯独集体化时期“吃不饱饭”。

他在文章的开头就以一副说教士的架势，以看似正确实则纯属多余的话来进行一番高谈阔论，说什么“种地就是为了多打粮，吃饱饭”，并特别强调这是“天经地义”。在他看来，似乎别人都不知道种地是为了什么似的，然后归结到“大集体”好，还是“自主经营的单干”好的问题上来。

看了他的文章，感觉不吐不快。因为他的理论依据实在是太经不起推敲了，而且还具有一定的蒙骗性。我们还是先来看看他分析推理的低级思维逻辑。

他在文章里，通篇以所谓的“事实”来论证他观点的“正确性”，他例举了从中国的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这些历史时期，说明那个时候根本没有“大集体”，同样吃饱了饭，从而从根本上否定集体化的作用。

他以三个分论点进行了论述。首先，他以十四年抗日战争为例。他在文章里以反诘的语气这样说：“十四年的抗日战争，国共双方共有几百万军队，在这十四年的艰难抗战中，用掉了多少粮食？哪一支军队缺过粮食？没有足够的粮食供应前线，怎么能打胜仗？”

他还说“这数百万日方军人及随军人员，所有粮食绝不是从日本引进中国的，都是搜集掠夺敌占区农村的粮食。”

然后得出结论“当时的国家，除满足前方作战和自己的口粮之外，数百万外来侵华日军的粮食也出自中国。

这些满足抗日前线的粮食，就是当时中国单干的农民生产出来的！”

然后回到他设计好的问题上来，说“那时的中国有“大集体”吗？”

他这样说自信满满，自以为找到了有力的证据，可以“天衣无缝”地否定大集体的作用了。其实，他根本就没有弄清楚他所说的“自主经营的单干”和新中国的大集体时期内在的各方面的因素。

他的第二个依据就是说解放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双方数百万大军，所用粮食都是中国农村供应的。他的第三个依据就是解放区有一部分青壮年参军入伍，农村减少了青壮年劳力，怎么还生产出这么多粮食？他最后还说“在这“战乱”的环境下，又有战争对农田和庄稼的损害，农村怎么还能生产出这么多粮食？”

特别是最后还以“广大农村都不能生产出粮食，种地人都吃不饱饭，哪有余粮支援前线？”作结，他自以为这样就可以理由十足否定大集体了。

其实，他根本就低估了别人的认知能力，犯了十足的低级思维的逻辑错误。第一，他完全掩盖了战争年代人们民不聊生、苟延残喘地活着的客观事实。只要有点历史常识都知道，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入侵中国实行的是残酷的“三光”政策，农民即使家里有一点点粮食都被日本鬼子抢光了，人们还能吃饱饭吗？日本鬼子进村以后闹得是鸡犬不宁，农村人家的生活是一种怎样的情形，可想而知了。

其二，他以为几百万军人“吃饱了”，就代表了所有人都吃饱了？他完全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解放前土地都是地主家的，掌握大量粮食的是大地主、大商贩、米行老板。农民只能是给地主帮长工，打短工维持生计。即使不是战争，农民也只能是苟延残喘地过日子，战争一爆发，农民只能是流离失所，战争给农民带来的只是民不聊生，饿浮遍野。在他看来，好像十四年抗日战争，人们好像都能吃饱一样。

解放战争时期，农民之所以能够支援共产党的军队，是因为共产党所到之处，为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并且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共产党保护了人民群众的利益。解放区的农民生活得到了保障。国统区的农民却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匆匆那年”看来，战争年代的“自主经营的单干”都成为了衣食无忧的年代了，完全是揣着明白装糊涂罢了。

第三，按照他的逻辑，战争中的军队吃饱了就代表所有老百姓都吃饱饭了吗？依次类推，当年国民党的金融改革和发行金圆券，把老百姓洗劫一空，国民党四大家族控制了整个国家的金融，官僚资本家“富得流油”，难道老百姓也就都富得流油了。为什么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老百姓民不聊生，哀鸿遍地？能做出个怎样的解释？

其实，他的这种低级的思维逻辑，只要稍微有点历史常识和思维逻辑能力的人都会知道，解放前的“自主经营的单干”，对农村而言只是地主家可以吃饱饭，说农民能吃饱饭就完全是自欺欺人罢了。明显是以对解放前的美化而抹黑否定新中国的大集体。

我们可以从历史资料来看，就以他说的十四年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情况来看。据历史资料显示，1936年—1937年，川甘大饥荒，千万人饿死；1939年的水灾大饥荒，1943年的中原大饥荒、广东大饥荒，600多万人饿死，1946年—1947年南方大饥荒、粤桂湘大饥荒，1750多万人饿死。旧中国的老百姓即使没被饿死，平均寿命也只有35岁。还不说战争灾难。

再看1943年2月1日《大公报》发表的通讯《饥饿的河南》，就这样记载：“十室九空，人祸更是随处可见。”还有美国记者白修德他和《泰晤士报》记者福尔曼一起赴河南，看到了：母亲将自己死了孩子煮了吃，有的家庭，把所有的东西卖完换得最后一顿饱饭后全家自杀。

这就是历史，能说是“自主经营的单干”吃饱了饭吗？实际上任何一个人都知道，“匆匆那年”嘴里的旧中国“自主经营的单干”吃饱饭，完全是对历史的歪曲。从他的这篇文章彻底暴露出了他这是一种政治阴谋。

至于说到新中国的大集体，无论从历史数据，还是从国家文献记载，只有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一些地方出现过饥饿问题。因为当时由于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是自然灾害，二是苏联逼债，三是一些地方干部的浮夸风等因素所致。从1963年以后，就开始逐步好转，到七十年代初就基本解决了全国范围内的温饱问题。只是现在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采取以偏概全的手法进行全面否定，这是对历史的亵渎。

更重要的是，新中国农村的大集体，最根本的问题还是为了支援国家的工业化建设。西方国家的工业化的原始积累都是通过侵略和殖民掠夺完成工业化的原始积累的。新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只能是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来完成工业化的原始积累的。

中国人民大学老一辈农业经济学教授严瑞真1978年研究显示，他说，建国以来前20年的农业集体化，通过“剪刀差”从农业提取了7000—8000亿元的人民币积累，而1978年前中国全部国有工业固定资产是9000亿元人民币。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孔祥智研究显示，60年来，城市从“三农获得总积累达17.3万亿元人民币。”

正因为有了农业的强有力支持，1950年—1977年，中国工业的发展速度达11.2%，仅次于日本的12.4%，远高于美国、苏联、德国、英国等世界强国。虽然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结构失调，积累与消费之间形成了巨大的落差，但经过20几年的艰苦奋斗，到70年代初，中国初步完成了国家工业化的原始资本积累。

从1973年开始的几年里，中国从西方国家引进了51亿美元的成套设备。用引进的设备，结合国产设备配套，中国兴建了26个大型工业项目，总投资200亿元人民币，至1982年全部投产，成为198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

这些都是新中国农村大集体时期为新中国的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再说，关于吃饭问题，事实上，前面也已经说过了，除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到1963年以后就开始有了逐步好转。总之，大集体时期既兼顾了吃饭问题，更是完成了西方一二百年才完成的工业化建设进程。当时，人民的生活需要差一点，但那是为了今天发展，怎么能老是由此埋怨大集体“吃不饱”呢？再说，农村的生活与解放前相比那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客观事实。再说，用他自己的逻辑来说，广大农村没有生产粮食，“种地人都不吃饱饭，哪有余粮支援前线？”同理，广大农村都吃不饱饭，又怎么支援国家的工业化建设呢？都吃不饱饭，那一座座的水库、那么多的农田基本建设，那么多的大江大河是怎么治理好了的？请问“匆匆那年”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何如？

他的这种拙劣表演其实一点也不高明，只能说明这种人是带着仇恨抹黑否定大集体，暴露出这种人为资本主义摇旗呐喊的政治阴谋的丑恶嘴脸！他们以为彻底推翻了大集体的公有制，就可以放心地实行资本主义的私有化。可这些人根本忽视了一个问题，中国现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最广大的人民已经觉醒了，想要在中国完全推行私有化只能是白日做梦，痴心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