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秦竹简有《语书》一篇。整理小组认为：南郡地区原来是楚国的地方。秦昭王二十八年（公元前279年），命白起率军攻楚，“拔鄢、邓五城；其明年，攻楚，拔郢，烧夷陵，遂东至竟陵”，在新占领的楚国北部地区设置了南郡。《语书》是秦王政（始皇）二十年（公元前227年）四月初二日南郡的郡守腾颁发给本郡各县、道的一篇文告。文书中提到的江陵，就是楚国的旧都郢。这时，秦在南郡地区已统治了半个世纪，但当地的楚人势力还有很大影响，同时楚人也在力图夺回这一地区。《编年记》所记“南郡备警”一事，发生在文书的前一年。文书的内容，也反映了当时政治军事斗争的激烈和复杂，是一篇珍贵的史料。
1、文告要义是明法、剖势、传术，目的是安定南郡。文告指出：“今法律已具矣，而吏民莫用，乡俗淫失（泆）之民不止，是即法主之明法也，而长邪避（僻）淫失（泆）之民，甚害于邦，不便于民。故腾为是而修法律令、田令及为间私方而下之，令吏明布，令吏民皆明智（知）之，毋巨（歫）于罪。”
又说：“今法律令已布，闻吏民犯法为间私者不止，私好、乡俗之心不变，自从令、丞以下智（知）而弗举论，是即明避主之明法殹（也），而养匿邪避（僻）之民。如此，则为人臣亦不忠矣。若弗智（知），是即不胜任、不智殹（也）；智（知）而弗敢论，是即不廉殹（也）。此皆大罪殹（也），而令、丞弗明智（知），甚不便。今且令人䅁行之，举劾不从令者，致以律，论及令、丞。有（又）且课县官，独多犯令而令、丞弗得者，以令、丞闻。”
文告要义是明法、剖势、传术，目的是安定南郡。“南郡备警”是秦占领新地乃至囊括六国后，老秦本土之外地区复杂的斗争形势和人心尚未完全归附的缩影，对于秦政府采取何种策略和举措，卓有成效地镇抚新地吏民，安邦定国，治国理政，具有重要的警示意义。可惜，秦并天下后，镇抚新地的策略和举措并不得力，成为大秦帝国覆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2、“南郡备警”是秦新地复杂斗争形势的缩影，具有重要镜鉴意义。尽管秦统治南阳郡地区已有半个世纪，秦始皇行冠礼，铲除嫪毐、吕不韦集团，大权独揽也有十余年，但南阳郡地区仍然易动不安，甚至出现了“南郡备警”。从《语书》看，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楚国一刻没有停止过军事渗透，培植南阳郡地区楚系势力，一刻没有停止过煽惑人心，制造各种矛盾和事端，力图伺机收复失地。二是秦法与乡俗的矛盾比较大，故国情怀难以释然，南阳郡地区楚人对秦缺少国家认同、政治认同、文化认同和法律认同。三是秦国南阳郡的官吏良莠不齐，良者如郡守腾，莠者如不忠、不智、不廉、不胜任者，这与秦国不断开疆拓土而有贤能官吏不足，大量使用“不直”“废”“谪”“迁”等罚吏，充任新地吏有关。
随着统一战争的进程加快和统一战争的结束，秦国新地大量增加，且离秦王畿之地越来越远，秦政府有鞭长莫及之感。当是时，虽有不少六国王族贵族表面上降秦，但无人能窥测到其内心的真实感受和想法，更有逃亡的王族贵族之后以及名之为从人的反秦顽固不化者，隐匿四海，暗蓄力量，伺机作乱。秦并天下之前后，“南郡备警”“昌平君反秦”“张良雇凶博浪沙刺杀秦始皇”“秦始皇兰池遇盗”“高渐离入宫刺杀秦始皇”以及边地反寇作乱、贼盗频发、邦亡不止等，皆说明秦政府安定天下，维护和巩固统治地位，是秦国一个时期的急政和要务。
3、秦罔顾“黔首未集附”的客观形势，彻底废置分封制，一律实行郡县制，是理性的自负而非理性的成熟。丞相王绾是卓越的政治家，对此洞若观火。始皇二十六年，朝廷召开会议，讨论决定实行何种地方管理体制。在廷议上，丞相绾等言：“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镇之。请立诸子，唯上幸许。”始皇下其议于群臣，群臣皆以为便。惟廷尉李斯议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史记•秦王本纪）遂分天下以三十六郡。
其实，王绾并没有反对在条件和时机已经成熟的秦本土等地实行郡县制，只是担忧燕、齐、荆地远，“黔首未集附”，旧贵族残余势力伺机作乱复辟，这是一个现实而紧迫的问题，需要暂行分封制，置王以增强国家对这些地区的控制力。
实行郡县制的优越性，无可否认，但问题是达致美好愿景总需要一些条件、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理想是丰满的，而现实是骨感的。一则寓言会给人以启示：一位哲学家批评船夫不懂哲学相当于失去生命的一半。而当一个巨浪打来，哲学家掉进河里大喊救命后，船夫反过来批评哲学家：你不会游泳，就相当于失去生命的全部。
秦虽并天下，但天下并不是铁板一块，还有许多明隙暗纹，不及时加以弥补、焊接，很可能还会四分五裂，而秦国的兵力布置外重内轻，朝廷的禁卫军远在咸阳及其附近，主要军事力量又集中部署在上郡以北、五岭以南的边疆地区，武力控制边远地区鞭长莫及。
而李斯不察或根本不在意这些，只管开天窗、唱高调，蹈虚空、行急政，一刀切地推行郡县制，成为秦朝速亡的重要因素。
虽然秦始皇没有采纳王绾的建议，但他与王绾有相似的忧虑。因此，秦始皇“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又“徒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且多次巡行四方，宣扬威德，教化天下。不过，这都不如“置王”有力有效。
史书记载，项梁、项羽、张良、魏咎、张耳、陈余等，就在燕、齐、楚这些地区隐姓埋名，阴结党徒，并与游士广通声气，伺机而动，以恢复昔日的割据局面。陈胜、吴广大泽乡揭竿而起时，这些地方的旧贵族残余势力闻风而动，如项梁、项羽、景驹乘机起于楚，田儋、田荣、田假起于齐，韩广等燕国旧贵人、豪杰起于燕，各种反秦势力迅速合流，并不断扩大，终致起义烽火呈燎原之势不可遏止。
班固说：“秦姗笑三代，荡灭古法，且自号皇帝，而子弟为匹夫，内亡骨肉本根之辅，外亡尺土藩翼之卫。”刘邦吸取秦二世而亡的教训，汉初以郡县制为主体，郡国并行，主要在燕、齐、楚故地置王，度过了国家初创的脆弱稳定期，避免了重蹈秦朝覆辙，巩固了统治地位，开创了几百年的王朝基业。可汉初如果刘邦对地方一律实行郡县制，恐怕刚刚统一的国家旋即会杀伐不已、四分五裂。
绝对化、理想化的思维方式，缺乏系统分析和辩证精神，不是理性的成熟，而是一种理性的自负，以此指导实践、处理问题，不仅难以奏效，而且会伤及长远和根本。
4、秦始皇不能根据新地的实际情况因俗而治，缺少怀柔之术，强行推行秦法，大搞惩办主义，导致新地众多吏民与政府貌合神离。自商鞅变法至秦并天下的140余年，秦国法治日趋健全完善，“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老秦本土民众敬畏秦法，依法办事已成为习惯和传统。秦并天下后，秦始皇命李斯定法，统一全国法律，秦法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施行。秦法与原六国法律相比，法律条文繁杂严苛，对社会生活和人们行为的方方面面、点点滴滴，事无巨细，皆有清晰而明确的法律规定。因为秦本土有法治传统，人们日用而不觉，而六国法治建设滞后，对社会关系和国人的行为缺少严密的约束和规范，因此，初以秦法规范秦国新民（原六国之人），秦国新民自然觉得动辄得咎，摇手触禁，刑罚过重，无论是心理上还是生理上都觉得吃不消，活得压抑，有今不如昔之感喟。
专家指出，秦代经济法规的制定、运用法律调整经济关系的广度和深度、内容的充实和系统性都是空前的，有的也是后世所不及的。诸如农业、手工业、商业、财政等方面的经济法规反映了组织管理生产、调度劳动力、调节商品货币关系、控制市场等经济生活的法律化程度，也是早期封建生产力发展和秦朝经济政策实施的映照。
秦国的精细化管理是十分先进的，一些现代国家未必能及，但曾经散漫不拘的秦国新民却不能够适应，不可避免产生不满情绪。因此，因俗而治，徐徐图之，方为上策。
不惟如此，秦政之失正如陆贾所言：“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也。”秦政府在处理新地不稳定事件中，大搞惩办主义，用刑太极，岂知物极则反。
秦始皇二十七年，也就是秦并天下的第二年，苍梧郡攸县的利乡叛乱，攸县令史义率领新黔首前往平叛，却被反盗杀害，致使攸县人心惶惶。新黔首摇恐，害怕战败受惩处，逃亡到山里，不肯返家。
秦政府为了有效统治新占领区，颁布了严酷的特别法，惩处盗贼和缉盗平叛不力者。特别法之令规定：所取荆新地多群盗，吏所兴与群盗遇，去北，以儋（担）乏不鬭（斗）律论；特别法之律规定：儋乏不鬭，斩。
为了解决问题，攸县县令㢑不顾特别法，将惩罚减轻为“夺爵、令戍”。秦代尚法，攸县县令㢑减轻亡人的惩罚也应有法律依据，即“吏所兴与群盗遇，去北”所适用的一般法。
但南郡卒史在复核案件时，认为攸县县令㢑不依据特别法判决，是“毋法令”的表现，故完全不承认㢑的减刑判决，甚至以“篡遂纵囚”的罪名将㢑论处为“耐为鬼薪”。㢑犯纵囚罪，本应判处“黥为城旦”。黥，刺面涂墨；城旦服苦役五至六年。但因㢑有爵而减免为“耐为鬼薪”。
卒史推翻攸县县令㢑的裁决，㢑也受到了惩处，但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亡者依旧藏匿深山不敢归回。法律终非灵丹妙药，“奉法以治”的卒史也不得不以“智巧”，才将新黔首诱入城中，完结悬宕一年多的案件。所谓的智巧无非就是智诈，想必此种智诈是利用原县令㢑的怀柔招抚政策，诱骗逃亡的新黔首。既然是“智巧”，诱骗新黔首返回城中，那么等待他们的必是“儋乏不鬭，斩。”峻法和诱骗，失去了民心。大秦帝国二世而亡之因由此可见一斑。
5、秦始皇后期行急政，徭戍沉重，赋敛无度，二世更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导致亡者无数、群盗满山，义军纷起。秦始皇执政乃至秦二世执政时期，秦王朝南征百越、北驱匈奴，大规模开发与建设，超出了国家和民众的承受能力。范文澜先生曾指出，当时全中国人口约二千万左右，被征发造宫室坟墓共一百五十万人，守五岭五十万人，蒙恬所率防匈奴兵三十万人，筑长城假定五十万人，再加其他杂役，总数不下三百万人，占总人口百分之十五。可见，徭戍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是非常高的。
史称，发闾左之戍，收泰半之赋。因为封建国家把闾左应服的徭戍，分配给军功贵族。闾左一般只向军功贵族提供无偿劳役，而不再应征国家的徭戍，但秦行急政，劳力短缺，只能令闾左服徭戍。
《史记·秦始皇本纪》云：“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戌。”
《汉书·晁错传》云：“秦时，北边胡貉，筑塞河上，南攻扬粤，置戍卒焉……因以谪发之，名曰谪戍。先发吏有谪及赘婿、贾人，后以尝有市籍者，又后以大父母、父母尝有市籍者，后入闾取其左。”
防御匈奴“发天下丁男，以守河北，暴兵露师十有余年，……又使天下蜚刍挽粟，起于东腄琅邪负海之郡，转输北河，率三十钟而致一石。”
在秦始皇陵附近挖掘的尸骨，不少是六国服劳役之人，有些人年龄不大，过度劳累导致早亡。
从《捕亡律》等看，秦人不堪重负，却无可逃秦，刑罚之重，让人生不如死，但仍然群盗满山，啸聚山林。
秦二世变本加厉，行督责于群臣，以税民深者为明吏，杀人众者为忠臣。于是刑者相半于道，死人堆积于市，遂有陈涉率900戍卒揭竿而起，进而席卷全国，终致秦二世而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