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文琦

编辑|文琦

《——【·前言·】——》

1958年，耿飚一封电报发往北京，提出辞职。当时他身居驻外大使职位，正值新中国外交开拓的重要时期。这封辞职信一出，外交部长陈毅震怒，他果断回电：“我不同意！”

两位革命元老就这样在外交舞台上展开了“辞职风波”。耿飚为何选择此时辞职？陈毅为何如此坚决反对？

从战斗英雄到外交开路人

耿飚的革命生涯始于战火纷飞的年代。他出生于湖南，1920年代加入红军，随后便投身到数次重大战役中。

1935年，耿飚作为红一军团一师的参谋长，随大部队进入贵州，强渡乌江，攻占娄山关，为后续战斗开辟前进通道。

这段时间里，他日夜奔波在前线，身先士卒，用身体力行展现了什么叫军人的坚毅和忠诚。

在长征途中，耿飚负过伤。他曾在一次战斗中颈部重伤，险些丧命，但他并没有选择退下战场。仅在疗伤的短暂时间内，他便迅速回到部队，继续指挥作战。

正因他的坚持与勇敢，1936年，他被派往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深造。毕业后，耿飚的才能进一步得到认可，不久后被调往晋察冀军区，参加抗日战斗。

1940年代初，耿飚成为八路军129师副旅长。他带领部队与日军展开多次对抗，在正太战役中指挥部队歼灭敌军数万。

他的果敢指挥和冷静判断，成为前线官兵的榜样。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他所在的晋察冀部队多次参与大规模战役，包括涞水战役、正太铁路战役等，都取得了重大胜利。

解放战争胜利后，他带领部队南下，直至南京解放。

1949年新中国成立，耿飚的战斗生涯戛然而止。他被调往外交系统。一个久经沙场的将军转向外交，似乎有些突兀。

耿飚心中疑虑重重，但他服从命令。部队中的友人也纷纷劝他：“搞外交其实也是战场，谁更适合？你一看便知！”耿飚默默点头，心中暗自下定决心——新战场，依旧奋力拼搏。

驻外岁月与辞职风波

1950年，耿飚踏上出国的列车，去往瑞典。他将担任新中国驻瑞典大使，兼任驻丹麦和芬兰公使。外交生涯的开始，并不顺利。

对他来说，战场上的硝烟已成过往，新的挑战则是一种全新的生活：西装革履，礼貌交谈。

初到瑞典，耿飚在外交部的招待会中遇到过不少棘手的问题，面对西方各国的猜测和疑虑，他的表现却一如既往地坚韧、沉稳。

瑞典外交官们一度对这位中国将军大使保持“观望”。冷战正酣，他们质疑这位曾经的军官是否能胜任外交官角色。耿飚却用实际行动回应质疑。

他不懂外交礼仪，便虚心学习，逐步适应穿西装、吃西餐的生活。他以无懈可击的自律和职业精神赢得了对方的尊重。

渐渐地，耿飚在瑞典的外交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不少欧洲国家开始对中国外交体系产生兴趣。

1951年，耿飚不仅代表中国出席国际会议，还为新中国的国际形象努力。作为中国在西方的“代言人”，他积极推动与驻在国的友好交往，并且成功帮助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站稳脚跟。

耿飚的驻外生活并不轻松。驻瑞典期间，他带领20余人的团队长期在外工作，生活条件有限，远离家乡和亲人。

他和妻子赵兰香一起租住在斯德哥尔摩郊区的小公寓内。外交部对人员进行了礼仪培训，赵兰香学习穿旗袍、穿高跟鞋。

为了适应当地生活，他们时常遭遇语言和生活习惯的冲突。但耿飚始终默默坚守，心中充满了对祖国的责任。

1958年，耿飚因多年离家在外，感到力不从心。彼时他已在瑞典驻守多年，家庭负担逐渐加重，身体和心理上也感到疲惫。

这一年，他向北京发回了一封电报，提出辞去驻外大使一职。电报中言辞恳切，表露出思乡之情和对亲人的牵挂。

电报送到北京，时任外交部长陈毅得知此事，异常愤怒。他亲自回电：“我不同意！”言辞强硬，态度坚决。

陈毅直言，国家外交工作需要有经验、有忠诚的老将，特别是在对外工作紧张的时期。耿飚的辞职，将会对新中国的外交布局产生影响。他要求耿飚继续坚守，直至找到合适的接替人选。

陈毅的回电让耿飚一时间陷入沉默。作为革命战友，他理解陈毅的急迫心情，也明白外交系统的困难，但他依旧难掩内心的疲惫。

多年的外交生涯让这位军人心力交瘁，特别是家人的牵挂让他一度犹豫。可陈毅的坚持，让耿飚意识到，自己肩负的不仅是个人家庭的责任，更是对国家的承诺。

国家使命与忠诚选择

辞职未果，耿飚没有再多言。他从这封回电中，重新找回了作为外交官的坚韧。1958年下半年，他再次进入外交工作状态，将自己完全投入到驻在国的日常事务中。

作为大使，耿飚深知自己所处位置的特殊性。国际关系紧张，中国外交形势复杂，而他所在的西欧地区，正是冷战的敏感地带。他必须代表中国，坚定立场，传递友好信息。

陈毅也没有因他的辞职电报产生隔阂，相反，对耿飚的外交工作愈加关心。陈毅常常发去鼓励电报，提醒他关注驻在国的舆情动态，适时调整工作策略。

耿飚从这些电报中，感受到战友情谊的温暖，也逐渐理解了陈毅所说的“国家需要”。

在一个又一个外交场合中，耿飚日渐将外交工作视为自己新的战场，耐心沟通、冷静应对，用坚定的眼神和坚定的立场，展现出一位军人外交官的风采。

1959年，耿飚在与西欧多个国家的沟通中，展现出高超的谈判技巧。他的从容不迫、处事冷静逐渐让西方国家对新中国的立场有了更多理解。

其间，他为中瑞、中丹关系发展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此时的耿飚，已经不是那个抗战中的年轻军官，而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外交老将。

回国后，耿飚并未因年龄退居二线，反而被赋予更重要的职务。1978年，他出任军委秘书长，成为统筹部队管理的重要领导。

他在部队中严格治军，继续保持着战斗作风，也常对部下说：“我们这一辈子，就干这一件事，能干好，就对得起自己。”

耿飚的这一番话，展现出他对祖国的无私奉献。战斗生涯、外交生涯，这两种不同的历练，塑造了他一生的坚定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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