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子玉
任何一个王朝的基因都是由建立初期的一系列大事件所决定的，东晋皇权旁落彻底沦为垂拱的角色就是因为王敦对皇权的武力冲击和元帝、明帝对对方的妥协。
本质来说，王敦之乱不仅是藩镇冲击朝廷，世族叫板皇权的行为，更是荆州和扬州的地理之争，南北世族之间的权力之争，影响深远。
首先，东晋的皇权危机是从南渡之初就埋下的。307年七月十一日，琅琊王司马睿以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的身份前往江东。这个结果是以王导为首的琅琊王氏主动运作的结果，因为他们通过对局势的分析作出了中原即将大乱的判断，想提前避难江东，经营江东，在江东延续家族的权益。
九月初一，一行人到达江东。在江东世族集体排斥北人，并将琅琊王一行看作和孙策一样的入侵者的情况下，王导经过一系列的努力最终得到了江东世族接受司马睿为江东统治者的结果。
为了表达自己对王导的尊重，司马睿称其为“仲父”。永嘉末年，迁丹阳太守加振威将军。313年，晋怀帝被杀于平阳，愍帝于长安即位，以琅琊王司马睿为左丞相，司马睿以王导为丞相军谘祭酒，随后又拜其为右将军扬州刺史、监江南诸军事，迁骠骑将军加散骑常侍、都督中外诸军事、领中书监录尚书事，假节、刺史如故。
从王导一系列让人眼花缭乱的头衔来看，其权力已经形成了对朝廷和朝廷所在的扬州地区的垄断之势。此时，东晋已经形成了“王与马，共天下”的政治格局，这是当时江东士人的共识。
虽然这是司马睿对王导的政治分红，但任何一个皇帝都不会容忍臣子对自己的权力威胁。所以，在318年三月十日的登基仪式上，司马睿看似是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邀请王导共坐御床，实际上是逼着王导当众进行表态，以定君臣之分。
政治的本质就是表演，所以别以为这是司马睿的感情流露。可以说，这是元帝开国打得非常有水平的一张牌。
虽然王导表现得很配合，但同为琅琊王氏的王敦就没有这么听话了。因为，他已经凭借平定长江中上游的军功成长为妥妥的强藩。
建兴三年（315）八月，陶侃攻长沙，杜弢部将王贡投降，杜弢也因为军事溃败在逃亡的过程中被杀，遂克长沙。因为平定湘州的军功，左丞相司马睿进王敦为镇东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都督江扬荆湘交广诸军事江州刺史，封汉安侯，刺史以下，王敦可以自行任命。
也就是说，王敦不仅凭借军功拿到了江南的军权还有了江州的政权，更得到了刺史以下的人事任命权。从一定程度山来说，王敦才是东晋政权的话事人。
317年，随着荆州被平定，江东已经基本为已经晋级为晋王的司马睿君臣所有。
可见，司马睿在江东建立东晋政权实际上是一个再创业的过程，政治上和江东世族博弈，军事上和流民统帅以及不服从自己的地方官争夺地盘。但司马睿虽然在江东开创了政权其内部隐患却是愈来愈严重，因为，琅琊王氏的王导和王敦兄弟已经分别凭借政绩和军功强势成长为东晋朝廷的实力派：
王导控制了政治以及朝廷所在的扬州地区；王敦以平定江州、湘州、荆州的军功成为妥妥的强藩。
更重要的是，王敦势力是居于长江上游，天然具备俯冲下游朝廷的军事优势，司马睿在无兵可用的情况下其皇权面临严重的威胁。
此时的东晋政治虽然是王与马共治天下的格局，但是琅琊王氏显然更有实力。作为东晋的开国皇帝，司马睿当然不想这种局面持续下去，必须调整皇权和琅琊王氏的权力比重，以维持皇权的权威。
说白了就是，政治上打击权臣，军事上进行削藩。从此，抑制藩镇，巩固王室就成为东晋的政治主题，甚至影响了后来的一系列军事行动。
318年十一月十三日，元帝加授广州刺史陶侃都督交州诸军事就是分解王敦在广州、交州的军权。
太兴二年（319）夏，当杜曾为周访击灭之后元帝为了瓦解王敦在上游的权势就将荆州刺史王廙调回朝廷为散骑常侍，而以周访代替对方。
面对元帝的削藩动作，王敦当然不想陷于被动，于是就自领荆州刺史，以周访为梁州刺史。
太兴三年（320）冬，面对琅琊王氏对权力的全面垄断之势，元帝引和王氏不对付的侍中刘隗和中书令刁协为心腹，开始谋划削弱王氏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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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王导为侍中司空、假节录尚书领中书监，面对元帝的分权行为，他表现得很淡然，一副对权力毫无兴趣的样子。
其实王导并不是对元帝的行为没有感觉，而是此人极有道行，其不管是行政管理还是政治斗争都是道家无为的做法，有自己的体系，所以反而时时掌控着主动权。
笔者推断，王导肯定反对元帝的收权行为，只是他自有办法。
但王敦就没有那么淡定了，他果断上表元帝为王导说话。面对王敦的叫板行为，元帝夜召谯王司马氶商议对策。刘隗也积极献策，认为王氏的权力太盛，应该采取派心腹出镇地方的方式来制衡王敦。
刚好，梁州刺史周访去世，元帝就准备以湘州刺史甘卓为梁州刺史都督汉水上游诸军事，而王敦此时也准备让其心腹沈充主持湘州。
最终，元帝下诏以谯王司马氶为湘州刺史。
可见，皇权和藩镇的博弈最初是集中在人事层面，双方都在地方进行权力扩张。
太兴四年（321）七月，元帝采纳刘隗的建议大量派出心腹出镇地方：以尚书仆射戴渊为征西将军都督司兖豫并雍冀六州诸军事司州刺史，镇合肥；以丹阳尹刘隗为镇北将军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诸军事青州刺史，镇淮阴。
同时，悉发扬州奴为兵，皆假节领兵，作为拱卫建康朝廷的军事力量。
当然，王敦也没有闲着，一面积极扩张自己的幕府，一面采纳其心腹车骑将军吴兴太守沈充、参军钱凤等人的建议秘密谋划军事叫板朝廷的计划。
东晋的内战一触即发。
但从整体形势上来看，元帝显然不占优势，因为，此时自芜湖宣城以西都在王敦的控制之下，建康朝廷却只有淮阴、合肥二地，在实力层面明显处于弱势。
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说：“有江汉而无淮泗，国必弱；有淮泗而无江汉之上游，国必危。”
在王敦掌控江汉上游的情况下，元帝的扬州朝廷显然不是其对手，尤其是王敦之兵还是在平定江汉的战争中成长起来的雄兵，本来就缺兵的元帝就更不是其对手。
永昌元年（322）正月，王敦以诛刘隗为名正式举兵，顺流而下，进逼下游的建康朝廷，在给元帝的上疏中王敦措辞强硬：“愿陛下深垂省察，速斩隗首，则恶望厌服，皇祚复隆。隗首朝悬，诸军夕退...”
呵呵，元帝要是听了王敦的话就等于主动向琅琊王氏缴械，成为名副其实的傀儡。
王敦发难朝廷不仅是藩镇对皇权的叫板，也是荆州势力对扬州势力的挑战，王敦之乱后，荆扬之争就始终是东晋、南朝的主要矛盾，一直到南朝被隋兼并。
同时，王敦还约梁州刺史甘卓共同举兵，又派人去说服谯王司马氶，让其作为军司，以解除后顾之忧。
当然，其心腹沈充也于吴兴起兵响应王敦，王敦以沈充为大都督护东吴诸军，自吴兴北进，同时让王含留守武昌，自己则亲率大军顺流而下，前往芜湖，又上表元帝罗列其心腹刁协的罪状。
元帝大怒，于二十一日正式下诏讨伐王敦：“有杀敦者，封五千户侯。”
与此同时，元帝紧急召戴渊、刘卫入卫京师。三月，元帝加戴渊骠骑将军，以周顗为尚书左仆射，王邃为右仆射，以征虏将军周扎为右将军，都督石头诸军事守石头，以刘隗守金城。另外，又以甘卓为镇南大将军侍中都督荆梁二州诸军事，以陶侃领江州刺史，让他们各率所部攻击王敦。元帝自己则亲披铠甲徇师郊外。
说实话，王敦和元帝之间的战争乏善可陈，没有什么可说的，因为实力差距太大，结果早就注定，只是梁州刺史甘卓被谯王司马氶争取过去了而已，但王敦还是凭借军事优势于四月十日攻克了长沙，杀了司马氶，解除了上游的危机。
就是在这种危机之下，元帝也不敢杀掉王导，还是忌惮王氏的强大势力。
三月份的时候，王敦就轻松拿下了石头城攻进了建康城，同时放任士卒在城中抢劫。
面对如此局面，元帝无奈地拉着刘隗和刁协的手痛哭流涕，给他们安排了人马，劝其赶紧逃命。
一个皇帝，连自己的心腹都保不下，东晋的皇权在战争的破坏下已经衰落到了极点。
当时，刁协因为年老，不方便骑马，在半路上被人所杀，将首级献于王敦，刘隗则直接逃亡到了北方，在后赵政权打工。
此时，元帝已不得不向王敦全面妥协，令百官公卿前往石头城去请王敦并于十八日实行大赦，以王敦为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江州牧，封武昌郡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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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王敦就开始了打击异己提拔心腹的动作：杀戴渊、周顗石头城南门之外；加王导为尚书令；以王廙为荆州刺史；密使襄阳太守周虑袭杀甘卓及其诸子；以从事中郎周抚督沔北诸军事，代替甘卓镇守襄阳，领宁益二州都督...
史书记载：“改易百官，及诸军镇转徙免者，以百数。”
王敦的目的很明显，就是以手中的权力进一步攫取元帝手中的人事权，控制地方。
面对王敦不讲武德的行为，正常人都会郁闷，尤其是元帝这种还想有所作为的皇帝。永昌元年（322）闰十一月初十，元帝忧愤成疾，驾崩，享年四十七岁。遗诏命司空王导辅政，皇太子司马绍即位，是为明帝。
权力还是在琅琊王氏手中。
面对功臣和藩镇，明帝也只能诚惶诚恐满足琅琊王氏的政治需求。太宁元年（323）四月，加王敦黄钺班剑，奏事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接着，王敦又移镇姑孰屯兵于湖（今当涂县），以司空王导为司徒，自领扬州牧。
王敦以权臣的身份暂时统一了东晋的政治和军事，以荆州武力死死控制着建康朝廷。
但王敦绝对不是想颠覆司马氏的皇权，笔者个人的看法是，王敦是想以军事震慑达到将王与马共治天下的格局切换到皇帝垂拱琅琊王氏掌权模式的目的。门阀都是人精，想做幕后的实权派，将皇权彻底架空。王敦为什么在攻入建康城之后想换掉太子司马绍，就是觉得此人不好控制。
史书记载：“敦欲强其宗族，凌弱帝室。”
解释得已经很清楚了。
只是，明帝和元帝一样，也不甘心做傀儡。
当年十一月，王敦徙王含为征东将军都督扬州江西诸军事，王舒为荆州刺史兼荆州沔南诸军事，王彬为江州刺史。
太宁二年（324）正月，王敦在军中斩杀了政敌周顗的弟弟周嵩、周扎的侄子周筵，这两人当时都是王敦的从事中郎。接着，王敦又派人尽杀周扎诸兄长的儿子，进兵会稽，周扎战死。
可见，王敦的每一个动作都是为了达到王氏在朝廷、地方专权的目的。
五月份，王敦病重，矫诏以其养子王应（王敦没有亲生儿子）为武卫将军作为自己的副手，以王含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从王敦与心腹钱凤的谈话印证笔者以上王敦只是让琅琊王氏专权的观点。当时，钱凤向王敦咨询后事安排，王敦交代：“王应年少，难堪大任，我死之后，不行就归身朝廷，保全门户，这是上计；中计是退还武昌，割据上游；如果我侥幸不死，那就按照既定战略，继续东下。”
但钱凤却和沈充商量，等王敦去世之后，直接造反。
恰好，丹阳尹的位置空缺，王敦就以左司马温峤为丹阳尹。但温峤到了建康之后就将王敦集团的密谋告知了明帝，请明帝做好准备，又与中书监庾亮（外戚）共谋讨伐王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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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峤和庾亮的行为说明了一个问题：世族并不想琅琊王氏专权让家族的权益受到影响。这就是在王敦两次作乱的过程中部分南北世族都支持皇帝的核心原因。
此后，任何想专政的门阀势力都遭到了别的世族的反对，正是门阀之间的相互制衡才维持了司马氏脆弱的皇权。
明帝也作出了武力讨伐王敦的决定，下诏曰：“秦人之酷刑不过五，敦之诛戮，傍滥无辜，灭人之族，莫知其罪。天下骇心，道路以目，神怒人怨，笃疾所婴...”
六月十五日，明帝作出了讨伐王敦的一系列军事安排：加司徒王导为大都督领扬州牧；以丹阳尹温峤为中垒参军，都督东安北部诸军事（秦淮水北诸军），与右将军卞敦守石头；光禄勋应詹为护军将军、假节，都督前锋及朱雀桥南诸军事；尚书令郗鉴行卫将军，都督从驾诸军事；以庾亮领左将军，尚书卞壶行中军将军；诏奋武将军临淮太守苏峻，兖州刺史刘遐，平北将军徐州刺史王邃，平西将军豫州刺史祖约，广陵太守陶瞻等地方军入卫京师；明帝自己屯于中堂（宜阳门外）。
由此可见，明帝是调动了一切能够调动的力量，涵盖了门阀、流民、庶族、外戚等力量与王敦进行决战。王导甚至率领王氏子弟直接为王敦发丧，政治局势显然对朝廷更为有利。
这次，由于王敦病重并于战争中去世，所以叛军始终处于不利局面，在初战取胜之后地方势力都加入了反对叛军的行列：宗正卿虞潭、前安东将军刘超、宣城内史钟雅等起兵讨伐沈充；义兴人周蹇杀了王敦任命的太守刘芳；平西将军祖约，驱逐了王敦任命的淮南太守任台...
形势对朝廷越来越有利。
七月十七日，刘遐、苏峻等人率军赶至建康，明帝夜间进行劳军。沈充和钱凤想打援军一个措手不及于二十五日夜间偷袭护军将军应詹，被建威将军赵胤打败。接着，两人又想攻宣阳门，结果被刘遐和苏峻打败，赴水死者三千人。二十六日，王含等烧掉营寨逃遁，但却在逃亡荆州的路上被王舒沉于江中。
钱凤在路上被其部将周光所杀，沈充也被人所杀，王敦之乱被平定。
但明帝却并没有因此实现集中皇权的目的，因为，大家站队明帝本质是不想看到琅琊王氏一家独大。
东晋的皇权还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那是包括门阀在内的各股势力的轮番挑战。
由于东晋在开国时皇权就全面旁落，所以，后来必然是愈发衰微的趋势。
没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