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鄂豫皖聚集了四位黄埔生，徐向前是如何脱颖而出的？

1929年5月，徐象谦受党组织委派，由上海出发，前往鄂东北接替不久前牺牲的吴光浩领导当地的军事工作。

至此，徐象谦这个名字已经成为过去，取而代之的是徐向前。

此前，徐向前曾在海陆丰地区打过近一年的游击战，军事指挥方面得到了锻炼，因此刚到鄂东北的他踌躇满志，想与当地的同志一道干出一番大事业。

不过，初来乍到他还是遇到了不少问题。第一是语言不通，当地人听不懂他的山西话，而他也听不懂鄂东北地区的方言，为此闹了不少笑话。没办法，红11军党代表戴克敏只好给他充当翻译。

其次，红31师名义上是一个师，号称有四个团，但实际上只下辖四个大队，总兵力才300余人，还不到一个营的兵力。

装备方面，最好的枪是汉阳造，也有拿大刀和长矛的，连统一的军装都没有，跟民兵没有什么区别。

当时，部队的训练基础也不好，连简单的队列训练都做不好，由此可见，带这样的一支农民武装，如何能跟敌人的正规军作战？

值得一提的是，徐向前当时虽然名义上是红31师的军事负责人，但他并不是鄂东北特委委员。除非有讨论军事问题，特委开会才会叫他参加。特委的决定、指示，一般由参谋长曹学楷告诉他，分配做什么就做什么，叫带兵打仗就打仗，叫管司令部的业务工作就管司令部的业务工作，类似于参谋长的角色。

徐向前对此并不抱怨，一直兢兢业业地负责其自身的本职工作，逐渐树立起了威信。

很快，徐向前便迎来了鄂豫皖的首战，时间是1929年6月底，史称第“罗李会剿”。

敌“会剿”的主力包括：罗霖独立第四师的两个团，驻溃川、光山的李克邦暂编第二旅的一个营及光山反动民团红枪会五、六千人，驻麻城的夏斗寅十三师补充团和黄土岗一带的地主武装。

当时，红31师正分散在各处游击，在徐向前身边的只有两个队，一百多人枪。

按照徐向前的部署，这100多人本来是准备在来家河一带，打敌人一个伏击的。结果，敌人的机枪一响，徐向前身边的人全跑光了。无奈之下，徐向前只能跟着撤退。

战后，徐向前总结队伍缺乏严格的战场纪律和过硬作风，遇上战斗力较强的国民党正规军，有怯战心理。

“一练胆量，二练技术，三练战术，四练行军，五练作风”是徐向前一贯的练兵原则。其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胆量。眼下也没有那么多时间训练，徐向前干脆就在作战中锻炼战士们的胆量。

很快，红31师便迎来了第二仗，徐向前这次选择了拣较弱的敌人打。在游击队和群众的配合下，红31师经连续五战，毙李克邦部营长以下百余人，并把红枪会武装基本上打垮了，第一次“罗李会剿”宣告失败。

两个月后，敌人发动“鄂豫会剿”。徐向前还是采取与敌周旋、避强击弱的作战方针，一战下来全歼国民党正规军一个排。

虽说歼敌只有一个排，但是意义重大，毕竟是在那种装备的情况下，足可以用战果辉煌来形容。此战，极大地鼓舞了士气，红31师全体上下再也没有与正规军作战的怯战心理。

“鄂豫会剿”被粉碎后，“徐夏会剿”便接踵而至。这次，参与“会剿”的敌人包括徐源泉的48师，以及夏斗寅的13师。

面对敌人的大兵压境，徐向前主张先撤退，等条件有利再打，地方干部则舍不得坛坛罐罐，坚持和敌人拼一下。

根据地方党委和群众提供的情报，敌人这次来的只有四五百人。徐向前觉得人不多，于是准备在植被茂密、利于隐蔽的天台山铁子岗打他一个伏击。

可是，当战斗一打响，徐向前就觉得不太对劲，根据枪声判断，敌人至少有两个团的兵力。

这次，红军没有占到便宜，出现溃散，最后阵地上只剩下徐向前一人。幸好当时天已经黑了下来，徐向前边打边撤，最后钻进了一片树林里。

见寻不着人，敌人就胡乱朝树林里打了几枪，便走了，徐向前侥幸躲过一劫。

恰此时，中原大战爆发，敌人的正规军全部被调回，仅留下民团武装。徐向前趁敌人向平汉线撤退之际，兵分三路向外追击，先后消灭和击溃敌四个民团，缴枪百余支，还争取了国民党正规军的一个连起义参加红军。此时，红31师已经发展到七百多人，六百余枪，比之前壮大了近一倍。

不久，舒传贤、徐百川等人在皖西六安、霍山地区领导起义，创建了红33师。周维炯也指挥红32师一举攻克商城，敌人的“徐夏会剿”计划被粉碎。至此，鄂豫皖地区拥有了红31师、红32师和红33师三支红军武装。

之后，徐向前对三次反“会剿”的经验进行系统梳理，提出了游击战的战术原则，总结为以下七条：

（一）集中作战，分散游击；（二）红军作战，尽量号召群众参加；（三）敌情不明，不与作战；（四）敌进我退，敌退我进；（五）对敌采取跑圈的形式；（六）对远距离的敌人，先动员群众扰乱敌人，次采取突击的方式；（七）敌人如有坚固防御工事，不与作战。

红一军成立，与黄埔一期同学联手

1930年3月，党中央派许继慎前往鄂豫皖苏区，并将红31师、红32师和红33师合编为红1军，由许继慎担任军长，徐向前担任副军长兼红1师师长，全军2300余人，下辖3个师又1个旅。

许继慎跟徐向前同龄(生于1901年)，均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在军校的时候，许继慎在同级学生中名气很大，曾是青年军人联合会的骨干，深受周公器重。

当时，孙文主义学会有个骨干叫贺衷寒，嘴皮子功夫了得，跟青年军人联合会时常不对付，但是一碰上许继慎就不好使了。许继慎比他还能说，经常把贺衷寒怼的哑口无言。

在后来的黄埔军校东征和国民革命军北伐的一系列战斗中，许继慎屡立战功，于1927年春升任第24师(师长叶挺)72团团长。

南昌起义的时候，许继慎因伤没有参加，后来在上海从事了两年的地下工作。等到1930年春，周公亲自点将，任命许继慎为红1军军长，前往大别山领导当地的军事工作。

当时，大别山有三支红军，即红31师、红32师和红33师，分散活动在鄂东北、豫东南和皖西地区。许继慎到来后，形成了红军的统一领导和指挥。

徐向前元帅后来在回忆录中曾高度评价说：“把三个师捏在一块，许继慎是很有功劳的。”

在许继慎和徐向前等人的指挥下，红1军在两个月的时间内，先后攻克皖西和京汉铁路南段许多城镇，毙伤俘国民党军7000多人，自身也发展到5000多人，相继取得英山、四姑墩、光山、金家寨、香火岭等战斗的胜利，巩固和扩大了鄂豫皖苏区。

四位黄埔生荟萃鄂豫皖

1930年9月，党中央派曾中生以中共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前往鄂豫皖根据地，对根据地党、政、军实施全权领导。

曾中生是有着“红色密电码之父”之称的曾希圣的哥哥，黄埔四期毕业生，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1928年冬，曾中生于苏联回国，被安排在中共中央军事部工作，经常往返于上海、南京两地。这期间，他结识了刚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回国的刘伯承，两人一见如故，成为好友。

刘伯承曾高度评价曾中生，说：“中生同志很聪明、机警，说话也很尖锐，智力过人，写文章下笔如飞，又快又好。”

11月28日，曾中生抵达湖北孝感樊家村鄂豫皖边特委秘书处所在地，传达了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并及时纠正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先前一个劲攻打武汉外围之敌的红1军因此得到命令，停止向南进军，转而西返，恢复了皖西根据地。

此时，鄂东南地区的红15军也在军长蔡申熙的指挥下，东进皖西，攻克太湖县城，后经英山、罗田等地，于12月到达鄂豫皖苏区。

蔡申熙也是黄埔一期生，曾参加南昌和广州两大起义，他指挥的红15军，由红三军团第8军第4、第5纵队合编而成。也就是说，日后的红四方面军也有红三军团的一部分。

1931年1月，红15军和红1军在商城以南长竹园胜利会师，随即合编为红4军，军长、政委分别由中央新派的旷继勋、余笃三担任。

红4军总兵力一万两千人，下辖红10师和红11师，师长分别由蔡申熙和许继慎担任，徐向前改任红4军参谋长。

按理说，红4军的军长一职应由许继慎担任最为合适，但是他因为抵制之前上级的错误指示，引起了原红1军政委曹大骏的不满，所以中央在安排红4军军长一职的时候有了新的考量，空降了川军出身的旷继勋来领导红4军。

而曾中生则担任了鄂豫皖边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成为鄂豫皖根据地和红军的一把手，军政一把抓。

此时，鄂豫皖根据地荟萃了四位优秀的黄埔生，即一期的许继慎、徐向前、蔡申熙，以及四期的曾中生，军事指挥方面达到鼎盛时期。

许继慎、徐向前擅长练兵和指挥作战，蔡申熙精于战略分析和军事教育，而曾中生军政双全，平易近人，能团结同志，因此三位一期学长都愿意服从这位四期学弟的指挥。

徐向前元帅后来在回忆录里盛赞自己的这位老领导：“能文能武，智勇双全”。

不久，曾中生指挥红4军在双桥镇歼灭了准备进犯中央苏区的国民党第三十四师5000余人，活捉敌师长岳维峻，取得红军第一次全歼国民党军一个整师的大胜利。

岳维峻兵败被捉的消息令蒋介石震怒不已，随即命刘峙纠集了11个师的兵力，对鄂豫皖苏区发动了第二次“围剿”，结果再次被曾中生领导的红4军挫败。

红4军军长邝继勋在1931年4月15日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曾说：“中生同志在此，实际工作中的确有大踏步的进展。”

不过，在第二次反“围剿”进行之际，张国焘也随之空降而来，并取代了曾中生的位置，成为新成立的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曾中生改任军委副主席兼红4军政委。

由于抵制张国焘的错误军事方针，先是红4军军长旷继勋降为红13师师长，军长一职由原红13师师长徐向前接任，而曾中生的红4军政委也被陈昌浩取代，之后职务一降再降，等到红四方面军成立的时候，他才被任命为黄安独立第一师师长。

红11师师长许继慎之前就跟张国焘认识，双方印象都不错，许继慎当年在上海养病的时候，张国焘还曾亲自去探望。

不过，到了鄂豫皖根据地后，许继慎经常因作战方针问题与张国焘发生矛盾，并且在会议上多次反驳张国焘的错误。

张国焘本想着拉拢许继慎的，但是看到许继慎这种态度，很快放弃了，转而产生怨恨。因此，在后面的“白雀园事件”中，许继慎第一个遭到张国焘的毒手。

而在张国焘的回忆录中，对徐向前和蔡申熙的评价却非常高。

徐向前在黄埔第一期的时候，并不是一个露锋芒的人物，我们接触不多，在我并无深刻印象。这次重逢，我们深谈几次，我发觉他确实具备做这个苏区游击战争的领导者的条件。他的军事见解切合实际，游击战的经验丰富，指挥作战极负责任，对下属则严谨谦和，不失大将风度。他对党和苏维埃极为尊重。他自己的私生活很严肃，没有军阀恶习。

在我的同僚中，蔡申熙是具有战略见解的人才。他是老同志，在没有进黄埔第一期以前，就和我一起干过工会工作了。我知道他的头脑冷静、精细，此次我们在这里重逢，他的手臂已在作战中残废了，但仍任军事学校校长，工作十分积极。他厌恶军阀土匪习气，主张红军正规化。在军事指挥方面也许不如徐向前，而在军事见解上则往往有独到之处。

从这两段评价中可以看出，张国焘还是会识人的。在性格方面，徐向前比曾中生、许继慎更为低调，没有那么锋芒毕露，而在军事指挥方面，三人各有千秋，因此低调的徐向前更被张国焘所看重。

而蔡申熙是战略天才，擅长出谋划策，与指挥能力出色的徐向前简直是绝配。

1931年11月7日，红四方面军在湖北黄安七里坪成立，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总政委，蔡申熙任副总指挥兼彭杨军政学校校长。

当粉碎敌人的第三次反围后，当所有人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只有蔡申熙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并预判出国民党反动派将对鄂豫皖苏区发动史无前例的大围剿。

蔡申熙当即向张国焘提出应付最坏局面的预案，但是张国焘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没有听，以至于红四方面军在第四次反围剿中非常被动，最后红四方面军还是按照蔡申熙最早提出的方案，向西转移，跳到外线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