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3月，杨成武主持八路军晋察冀军区一分区召开紧急会议，会上众人一片肃杀之气，矛头直指五支队参谋长宋学飞。

原因不外乎一个，时任五支队司令员的赵玉昆不久之前叛变了，而宋学飞正是赵玉昆的心腹。

当时会上紧张到什么气氛呢？只要杨成武一声令下，有关部门便立刻要掏出绳子，将宋学飞捆起来枪毙，因为是在战时，加上又出了叛逃这件事，为了部队安全、为了严肃军纪，不能不采取非常手段。

宋学飞当时就在会议现场，面对众人杀气腾腾的眼神，他是百口莫辩，事实上当时大家并没有绝对的证据，证明他与赵玉昆有勾连，只是因为他之前就与赵玉昆关系好，所以大家才都怀疑他。

宋学飞那时心里也很绝望，毕竟就连自己的同志都不相信自己，还能指望谁。

关键时候，组织科干事郑旭煜慢腾腾的说了一句话：

“你们锄奸科，怀疑谁，谁偏偏不跑；跑的都是你们没列入监视名单的、最信任的……”

一句话如同一粒石子投入水中，一下子引发了所有人的议论。

也的确，战时的锄奸科，肩负着罪犯中的任务，他们负责把潜伏到根据地的汉奸特务除掉，可汉奸特务不可能脑门上就写了字能让人一眼认出来，因此他们有些时候有些做法，并不是很得人心。

一直到1943年，晋察冀军区一分区锄奸科科长杨德才也是隔了两年以后才意识到，自己行为上有些过火的地方，他发现凡是自己怀疑的人，都是好人，而那些他认为是好人的，基本上都是坏蛋……

宋学飞当时确实面临最严峻的考验。

只不过，就在这关键时刻，郑旭煜的一句话，让杨成武彻底改变了看法。

杨成武直接站起来，对这件事下了结论：

“我们要把宋学飞和赵玉昆区分开来。”

就这么一句话，让在场的宋学飞直接松了一口气。

有关宋学飞的事儿，还要从赵玉昆本身说起。

1937年10月，聂荣臻改任八路军115师政委，此时的115师发生了一件大事。

忻口会战后，在山西的国民党军包括阎锡山的部队全部撤过了黄河，就只剩下了八路军还在敌后坚持作战，按照中央指示，八路军决定展开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八路军115师也于同时分兵，其中聂荣臻率领独立团以及后勤等非战斗人员3000余人留在五台山地区，开辟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要知道当时八路军115师分兵，师部几乎分走了绝大部分主力以及能征惯战的将领，留在五台山地区的很少，可聂荣臻却是一声不吭，埋头苦干。

1937年11月7日，成立晋察冀军区，聂荣臻任司令员。

当时，杨成武率领的八路军115师独立团已经从原来的1700余人，扩编为7000余人，后来就改称为独立第一师，只是国民党当局对八路军这一番号甚为不满，于是独立第一师的番号就取消了，后来一率改称支队。

再到后来，晋察冀军区成立军分区，杨成武率领独立第一师就直接兼了第一军分区，当时支队与军分区的称谓并立，因为支队用的比较少，所以后来直接被“军分区”代替了。

有意思的是，日本人对杨成武的“独立师”始终念念不忘，一直到1940年，日军才知道，“独立师”的番号早就取消了好几年了。

日军之所以能获得这个情报，也是从叛徒赵玉昆身上获得的。

晋察冀军区开辟以后，当地还活跃这不少地方武装，比如孟阁臣“河北游击军第七路军”和赵玉昆的“河北游击军第10路”，这些地方武装在八路军挺近晋察冀以后，都曾表示愿意服从领导，大家共谋抗日。只是很遗憾，双方从理念上便有些不和。

诚然，这些地方武装最初在抗日上确实有一定的功绩，像孟阁臣、赵玉昆以及赵侗等等，他们部队中也吸收了不少具有知识的爱国青年，可从性质上来讲，他们改变不了自身的落后性，即掠夺性质的土匪武装，对地方的安宁带来了很坏的影响。

孟阁臣一开始是服从八路军指挥，但却抗拒我军派往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更重要的是，孟阁臣部队在地方欺行霸市，勒索民财，并大肆吸毒贩毒。据中共北平地下党消息显示，“七路军”参谋长与日军之间还有往来。1939年1月，根据军区指示，杨成武率部孟阁臣逮捕，所部6000余人后来接受了八路军改编。

赵玉昆的情况与孟阁臣类似，是土匪出身，抗战爆发前曾因抢劫被国民党易县公安局抓捕过，七七事变后趁着混乱从监狱中跑出，与一班铁杆拉起了一支部队，称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军，

当时孟庆山（中共党员，建国后授予少将军衔）在冀中发展抗日武装，组建了河北游击军，收编了赵玉昆的部队，称“河北游击军第10路”。

赵玉昆为了发展部队，聘请了东北讲武堂出身的宋学飞任参谋长。

宋学飞原来是东北军出身，1926年在东北讲武堂学习，后来东北沦陷，他随军入关，在华北沦陷之际，宋学飞参加了河北易县的抗日救国军。宋学飞一开始是看不上赵玉昆的，毕竟他自己履历很耀眼，完全不需要跟着像土匪一样的赵玉昆，但赵玉昆很有毅力，三番两次上门。宋学飞为他的诚心所打动。

宋学飞加入赵玉昆的“河北游击军第10路”后，在他的整肃下，队伍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938年春，赵玉昆率部伏击日军运输队，击毙二十余人，同月又率部进攻定兴县，虽然未克，却打响了名声，借此机会，赵玉昆扩编部队，一下子就发展到12个团5000余人规模。

杨成武率领一分区主力挺进易县后，赵玉昆主动谋求合作，部队被改编为晋察冀军区冀中军区游击军第三支队，赵玉昆任司令员，宋学飞任参谋长，不久后又改称第五支队。为了支持赵玉昆，八路军还专门派了干部到第五支队，比如支队政委王道邦、副司令员韩庄等等。

不过赵玉昆在部队改编之初，提了三个条件：

第一、要发军饷；

第二、团长等要职需由亲信担任；

第三、要求自由活动。

本着以团结为原则，杨成武答应了前两个条件。

赵玉昆率部参加八路军以后，一开始表现还算是不错，因为他本身也是穷苦人出生，出于阶级的朴素情感，杨成武对他也很信任。

1939年2月，赵玉昆加入了一分区，到6月份，赵玉昆已经是一名候补党员。

可后来慢慢地情况有了变化。

严格意义上说，造成后来的变化，赵玉昆身上的问题要占六成以上。

赵玉昆没什么文化，后来参加了八路军，虽然八路军也派了不少干部去帮助他进步，但赵玉昆与孟阁臣一样，骨子里比较排斥这些东西，他的思维停留在旧时代，部队一开始没发展壮大的时候，赵玉昆还能做到规矩，可随着部队发展越来越快，他贪图享乐的一面也都浮现出来。

首先就是军饷的问题。

八路军军饷的来源其实就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但仅限于有番号的那三个师。不过那时八路军日子过的很清贫，也不完全是靠这部分军饷，特别是后来蒋介石还无缘无故拖欠，所以那时的八路军无论干部战士，其实都只是享受供给制。

赵玉昆参加了八路军，自然也要按照八路军的规定来。

可时间一长，赵玉昆的队伍就不行了。

八路军军纪很严，加上那时大家都是心向革命，都不在乎待遇，可赵玉昆的队伍不一样，很多人都是旧军官出身，或许他们自己吃喝可以简单一些，但毕竟还有一大家子要养活，家里老婆孩子吃什么。

为了军饷的事儿，赵玉昆的部队几次到杨成武身边闹过，后来一分区采取了一个变通的办法，就是置办一些副业，把这些部队的家属们全都养起来，变相开支军饷。

本来日子过得苦一些也不算是坏事，可赵玉昆就难受很多了，他自己是享受惯了的，八路军的干部能够与战士同甘共苦，他自己首先就做不到。时间一长，赵玉昆开始消极罢工，他躲在家里抽烟、喝酒、打牌，还娶小老婆。

可赵玉昆也很聪明，他不想管队伍的事儿，还要把握部队，因为他觉得自己所有的权势都是依托于部队，没有部队他什么也没有。

1939年11月，日军独立混成第2旅团发动对晋察冀根据地的大扫荡，一分区遭雁宿崖打了个大胜仗，歼灭了该旅团独立一大队，阿部规秀恼羞成怒，亲自率领两个大队深入根据地报复。杨成武指挥一分区部队，对日军展开反击，并在黄土岭一战中，打死了日酋阿部规秀。

黄土岭一战中，杨成武调了赵玉昆第五支队的25团、26团去打阻击，但在事后并未让两个团归建。

一离开部队，赵玉昆一下子就心慌了。

尽管这只是一次普通的军事调动，而且那时晋察冀根据地兵强马壮，犯不着故意去那赵玉昆的两个团去做文章，可赵玉昆看来，这是八路军要和自己算账。

在那一瞬间，赵玉昆立马就决定了叛逃。

因为太突然，当时一分区包括杨成武在内的党政军干部都没想到这件事。

1940年春，赵玉昆大发请帖，邀请军分区干部于3月2日赴良岗（五支队司令部驻地）赴宴。等

到吃完了饭，赵玉昆把自己身边的便衣大队二三百人裹挟起来，一起投奔了附近的日军，做了最可耻的汉奸。

赵玉昆叛变以后，对一分区造成了很坏的影响，不少意志不坚定的人也都受他裹挟叛逃，后来还带着他的汉奸队伍配合日军扫荡根据地，对根据地造成了很大破坏。

1941年，赵玉昆带队配合日军扫荡一分区根据地，因为他对一分区很了解，几乎是一下子就摸到了杨成武的脉门上，一分区转移至狼牙山区后，缺水少食很难立足，一分区一团掩护大队转移以后，留下了一个班与敌人在狼牙山周旋，这个班五个战士为了不当敌人的俘虏，杂碎了枪支跳下了山崖。

这就是有名的狼牙山五壮士。

不过，烈火炼真金，还是有不少人都留在个革命队伍中。

比如，受赵玉昆裹挟的副大队长张琴南得知消息后，毅然决然率领百余人重新回到八路军的怀抱。

又比如宋学飞。

宋学飞原来是东北军出身，又和赵玉昆关系不错，赵玉昆叛逃以后，他第一个受到怀疑。

事实上，宋学飞对赵玉昆叛逃的情况并不知情，事发时，他父亲去世了，所以宋学飞请假回家奔丧了。

赵玉昆良岗叛逃，裹挟了支队政委王道邦，王道邦一开始并不知道赵叛变的情况，走了一半路才发觉不对劲儿，惊地魂飞天外，万一赵玉昆要把他当成投名状给日军，就什么也来不及了，

思来想去，王道邦想了个注意：

“我们该去宋学飞家里慰问一下。”

因为宋学飞的父亲去世了，身为同事和上级按照惯例怎样也应该上门去探望，赵玉昆与宋学飞关系一直很不错，也觉得有道理，就专门去了一趟。

宋学飞得知情况以后，也觉得情况有些不妙，他尽可能的打掩护，帮助王道邦脱逃，这才把赵玉昆叛变的情况递到了军分区。

后来宋学飞受到怀疑，一方面是因为他和赵玉昆关系好，另一方面是赵玉昆叛逃路上，还专门去他家吊丧，认为他们之间有过密谈。

关键时候，是杨成武拍板定夺，这才免去了宋学飞的无妄之灾。

那时候，宋学飞的作用无可替代，因为赵玉昆叛逃以后，整个支队就只有宋学飞能够撑得起大梁来，更为关键的是，杨成武信任宋学飞，因为之前宋学飞不止一次的提醒过他，要注意掌握赵玉昆的情况。

宋学飞后来历任晋察冀军区一分区参谋长，冀察军区司令部参谋处长兼宣化市卫戍司令员，晋察冀军区第三纵队七旅副旅长兼参谋长，第八旅副旅长兼参谋长，晋察冀野战军第六纵队司令部副参谋长，第二十兵团六十八军副参谋长、参谋长。

不过，这件事儿还没有完。

日军投降以后，赵玉昆又投靠了国民党军，继续为虎作伥，只是随着解放战争推进，赵玉昆又惨遭失败，为了不引人注意，赵玉昆化名赵质伦住在北平苏州胡同七贤里六号。

1949年3月，赵玉昆在北平因贩卖毒品被捕。

一开始大家伙还没认出来赵玉昆，后来经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审讯，这才查出赵玉昆当年在晋察冀干的那些罪恶勾当。

也不知道出于什么目的，赵玉昆在审问中交代：

“我有个同伙，名叫宋学飞……当年抗战的时候，日军曾经下令保护他的家人……”

宋学飞那时已经是二十兵团68军参谋长，还受命训练过开国大典受检阅的骑兵师，是个很有影响力的人物，赵玉昆的用心那可以说是相当歹毒了。

赵玉昆所交代的内容中部分属实，其中就包括日军曾下令保护宋学飞的家人，当然这不能算是侵华日军良心发现，而是他们注意到，宋学飞所在的家族在河北一代有着很高的声望，他们要利用这些名门大族来实现对占领区的统治，特别是到了抗战后期，日本国内资源贫瘠，无力负担的情况下，他们就更需要沦陷区的稳定。

当然，这无关宋学飞本人。

在这个关键时刻，宋学飞的老首长杨成武也站出来表态：

“我担保宋学飞是个好同志，他没有问题。”

1955年9月，宋学飞被授予大校军衔，1961年晋升少将，后来陆续又担任了河北省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