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拉基米尔·奥斯卡罗维奇·卡佩尔是苏联内战时期，白卫军的一名军官，于1883年4月16日出生在圣彼得堡省沙皇村。

他的父亲奥斯卡·帕夫洛维奇·卡佩尔是瑞典移民后裔，莫斯科省世袭贵族。

他的母亲埃琳娜·彼得罗芙娜是1854年至1855年塞瓦斯托保卫战，波斯托尔斯基中将的女儿。

卡佩尔于1894年完成初等教育，于1901年毕业于圣彼得堡第二军校学员军团，于1903年毕业于尼古拉耶夫骑兵学校第一级，并作为短号被释放到第54新米尔哥罗德龙骑兵团。

1913年，卡佩尔毕业于尼古拉斯帝国军事学院。在学院，他的报告《陆军汽车服务》受到高度赞扬。

自1903年起，卡佩尔在第54新米尔哥罗德龙骑兵团（1907年更名为第17新米尔哥罗德乌兰团）服役：

从1903年起，拥有短号军衔；

从1906年起，晋升为中尉；

1907年起，担任团副官。 1903年至1906年，该团驻扎在华沙省。

1906年，卡佩尔随团驻扎在彼尔姆省。

卡佩尔在军中有着极大的热情、干劲和出色的知识。是一个道德非常好，非常顾家的男人。

1910年，卡佩尔被授予三级圣斯坦尼斯劳斯勋章。

1913年，卡佩尔以第一类成绩从帝国尼古拉斯军事学院毕业，享有服役期间享受优待的权利，并晋升为上尉。

由于在军事科学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功，1913 年5月8日，他被授予三级圣安妮勋章。

从1913年起，他在莫斯科军区服役。

从1914年起，卡佩尔被借调到骑兵军官学校，目的是“学习骑兵业务的技术方面”。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卡佩尔被任命为第5军团司令部，从1914年7月23日到1915年2月3日，担任首席军官。

随后，参谋上尉卡佩尔被直接派往前线，担任顿河哥萨克第五师司令部高级副官，并晋升为队长。

1915年10月至11月，卡佩尔担任第1骑兵军司令部高级副官，隶属于西线第1集团军。

1915年11月9日至1916年3月14日，卡佩尔担任骑兵第14师司令部高级副官。 1915年11月，卡佩尔暂任师参谋长。

1916年3月18日，卡佩尔调任西南方面军总司令部军需办公室参谋。

此时，在前线司令部，在总司令布鲁西洛夫骑兵将军的领导下，俄罗斯陆军在整个战争期间最成功的行动之一的发展开始了——卢茨克突破（后来被称为“布鲁西洛夫斯基突破”）。卡佩尔与其他军官一起积极参与了这项行动的发展。

此后，从1916年6月16日到8月12日，卡佩尔被临时借调到第3集团军，到布拉托夫中将的联合军司令部，在那里他首先担任“总参谋长”的职务，然后是运营部门的负责人。

1916年8月15日，卡佩尔晋升为中校，回到西南方面军司令部，任军需总署作战部部长助理。

二月革命爆发后，对卡佩尔的士气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影响，因为他是一个坚定的君主主义者，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沙皇被推翻。

1917年8月2日，科尔尼洛夫将军发表演讲前夕，卡佩尔就任西南方面军总司令部情报部部长，驻扎在别尔季切夫市。

不久后，西南方面军司令部的一名士兵发表的一份声明称：卡佩尔中校及其直接上级——方面军总司令邓尼金将军、参谋长马尔科夫将军和军需将军奥尔洛夫，这些人都是旧君主制度的追随者，都是反革命阴谋的参与者...应该立即被免职。

很快，临时政府便下令将邓尼金和马尔科夫将军给逮捕起来，而卡佩尔中校比较幸运，他没有遭到逮捕，被允许暂时担任前线司令部军需部作战部部长。

1917年10月2日，卡佩尔辞去职务，请病假前往彼尔姆探望家人，之后便再也没有回到世界大战的前线去。

1918年，卡佩尔与家人住在彼尔姆。

1918年春，他在萨马拉伏尔加军区司令部短暂服役。

然而，他没有参与任何新兴红军的组建，也没有参与红军一方的敌对行动。

在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占领萨马拉（俄罗斯伏尔加河中游的一座城市）之后，卡佩尔收到消息，认为苏联政府逮捕像他这样的反布尔什维克主义者，便赶紧找机会加入了新成立的人民军科穆赫，并担任总参谋部作战部助理部长。

二、参加内战，辛比尔斯克一战成名

科穆赫，也可以叫做是全俄制宪会议成员委员会，是当时第一个明确宣称反对布尔什维克的组织。其势力范围一度达到了伏尔加河中游地区、卡马地区和南乌拉尔地区。

话说回来，卡佩尔在总参谋部作战部助理部长这个岗位上，待了不到一天的时间。

当时，科穆赫正在积极组建属于自己的志愿军。第一批志愿军的数量，只有几个步兵连、一个骑兵中队和一个配备两门火炮的马连，总人数只有350人而已。与苏联红军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

凭借这么一点武装部队，想要完成推翻布尔什维克的目标，实在是太过于困难了。

因此，科穆赫内部愿意指挥第一批萨马拉志愿军的军官寥寥无几，所有人都认为这件事提前注定要失败，只有卡佩尔中校自愿参加，他表示：“既然没有志愿者，那么暂时允许我领导部队对抗布尔什维克，直到找到一名高级人员为止。”

卡佩尔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十分的平静，似乎这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之后，卡佩尔也确实率领人民军取得了一定的军事胜利，多次击败了拥有优势兵力的苏联部队。

也正因为如此，卡佩尔的名声开始逐渐变得响亮起来，很快就传遍了伏尔加河、乌拉尔和西伯利亚，成为当时东线最著名的白卫军指挥官之一。

此外，卡佩尔也受到了他的敌人的极大尊重——布尔什维克报纸《红星报》在 1918 年称他为“小拿破仑”。

接着，苏联总部发布了一篇悬赏令，表示谁要是能够取得卡佩尔的首级的，可以获得50000卢布的将领。

卡佩尔在看了这篇悬赏令之后，边读边笑道：“我非常不满意，布尔什维克低估了我们...好吧，很快他们将不得不提高为我们设定的价格...”

卡佩尔中校不仅展现了自己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军事领袖，而且还展现了自己的才华。他经常与普通志愿军和支队其他领导共同承担战斗中的一切危险和艰辛，时不时地便和普通士兵一起躺在铁链上向红军开火；也和普通士兵一样，吃同等档次的食物。就是因为这样，卡佩尔方才能够赢得了部下的真挚爱戴。

在很多士兵的眼中，卡佩尔是一个谦逊的军人，身高略高于平均水平，经常穿着卡其色束腰外衣和乌兰紧身裤，脚穿军官骑兵靴，腰带上挂着一把左轮手枪和一把军刀，没有肩带，只缠着白色绷带他的袖子。

1918年7月17日，卡佩尔指挥一支军队，进行了150公里的强行军，来到了辛比尔斯克（也就是现在的乌里扬诺夫斯克）。

当时这座城市是由著名苏联红军将领加亚·德米特里耶维奇·盖在负责驻守，其麾下拥有足足两万人，还拥有强大的火炮。这样的兵力和火力，比起卡佩尔所指挥的要强很多。

在得知敌人对辛比尔斯克有想法的时候，苏联红军东线总司令瓦采蒂斯在1918年7月 20日的电报中下令，要求加亚·德米特里耶维奇·盖死守这座城市，保卫辛比尔斯克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

然而，当战斗开始打响之后，加亚·德米特里耶维奇·盖对于卡佩尔的攻击毫无抵抗能力。

在卡佩尔的指挥下，人民军爆发出强大的侧翼机动能力，成功摧毁了辛比尔斯克的红色防御工事，切断了辛比尔斯克-因扎铁路，从后方突入该市。

到了1918年7月22日的时候，卡佩尔便成功攻占辛比尔斯克。过后，卡佩尔被任命为人民军现役部队司令。

1918年8月24日，因辛比尔斯克战役的胜利，卡佩尔得以晋升为上校。

随着辛比尔斯克的攻克，人民军的军事行动，主要向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是从塞兹兰到沃尔斯克和奔萨，另一个是从辛比尔斯克到因扎和阿拉提尔，以及沿伏尔加河两岸到卡马河口。

经过一连串的军事胜利，成功使得科穆赫的领土从西到东延伸750俄里，从北到南延伸500俄里。

科穆赫的迅速发展壮大，成功吓坏了布尔什维克领导层，而列宁出生地辛比尔斯克的陷落，更是给莫斯科留下了巨大的负面印象。

托洛茨基宣称“革命处于危险之中”，紧急向东线派遣增援部队。

结果，红军向辛比尔斯克和萨马拉部署了以下部队：图哈切夫斯基领导的第1集团军，拥有7000把刺刀和30门火炮，以及第4集团军的沃尔斯卡亚师。

在喀山，在东线司令瓦采季斯亲自领导下，集中了由6000名红军战士、30门火炮、2列装甲列车、2架飞机和6艘武装舰艇组成的喀山集团军。

攻占辛比尔斯克后，人民军在主攻方向的选择上，引起了不少争议。以切切克上校、加尔金上校和彼得罗夫上校为代表的萨马拉人民军总部坚持对萨拉托夫、彼得·克拉斯诺夫的顿河集团军进行主要打击。

以卡佩尔上校、斯捷潘诺夫上校、列别杰夫、福尔图纳托夫等为代表的将领，则为向喀山方向发动打击的必要性辩护，指出喀山正在准备起义，因此将占领这座资源集中的城市，将会毫无困难可言。

由于争议，人民军断然禁止卡佩尔和斯捷潘诺夫向喀山挺进，只允许他们在卡马河口进行示威，之后要求他们率部返回萨马拉，进一步进攻萨拉托夫。

然而卡佩尔等人坚持自己的判断，选择无视禁令，继续向喀山前进，决定主动占领喀山。

人民军舰队于8月1日乘轮船从辛比尔斯克出发，击败了在卡马河口迎战的红军舰队，并于8月5日对喀山构成了威胁，部队在码头登陆以及伏尔加河的对岸。

卡佩尔率领三个连向东绕过城市，而捷克人则从码头向城市发动攻击。

8月6日中午，卡佩尔从后方入城，引起守军队伍的恐慌。

然而，由于苏联第五拉脱维亚团的顽强抵抗，战斗一直拖延着，他们甚至开始将捷克人推回码头。

后来，由于驻扎在喀山克里姆林宫的布拉戈蒂奇少校的塞尔维亚营的300名苏联红军战士选择叛变，转向白方。

这些叛军在关键时刻对苏联红军进行了意想不到的侧翼攻击。

由此，苏联第五拉脱维亚团的抵抗遭到瓦解，并迅速投降，这是整个内战期间拉脱维亚军队唯一一次投降。

8月7日中午，喀山在人民军萨马拉支队的合力下被占领，所获得的战利品多到“无法计数”：大量的武器、弹药、药品以及俄罗斯帝国的黄金储备（6.5亿金卢布的硬币、1亿卢布的信用票据、金条、铂金和其他贵重物品）被夺取，卡佩尔尽一切努力及时将其带出喀山并为白军运动保存。

在这些战斗中，卡佩尔证明了自己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总参谋长。

他的部队总是能成功地从侧翼和后方对敌人进行机动和攻击，常常以最小的损失取得胜利。

苏联军事领导人在回忆录中对卡佩尔评价很高，塞拉菲莫维奇给了他最形象的评价，称他为“小马肯森”（德国陆军元帅）。

攻占喀山后，卡佩尔在喀山举行的总参谋部官员会议上，坚持通过下诺夫哥罗德进一步进攻莫斯科，因为他认为在当前局势中，是不可能在喀山进行长期的阵地防御。

但会议后的结果，并没有采纳卡佩尔的进攻命令，而是选择进行有限的防御。这被后来证明为，科穆奇的一个重大战略错误。

由于伏尔加河上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桥梁仍掌握在布尔什维克手中，苏军第5集团军很快得到了增援，很快喀山就被红军从三面包围。

布尔什维克领导层从波罗的海舰队调来3艘驱逐舰前往伏尔加河，当地的红色伏尔加轮船配备了重型舰炮。水上的优势很快就转移到了红军身上。

志愿军的力量正在消散，而红军则相反，加大了压力，将他们最好的部队——拉脱维亚军团派往伏尔加河。

在人民军随后的失败中，主要因素是完全缺乏后备力量，科穆赫的领导层没有做好准备，尽管卡佩尔在伏尔加河上的第一次胜利给了他们时间，尽管有机会科穆奇控制下的广大领土为动员提供了条件。

不管怎样，卡佩尔没有向莫斯科进军，而是在8月14日占领喀山一周后，不得不匆忙返回辛比尔斯克，那里人民军的阵地急剧恶化——图哈切夫斯基的第1集团军部队正在向该市推进。

1918年8月14日至17日，辛比尔斯克附近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战斗，卡佩尔在这场战斗中证明了自己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战术家。

经过三天的激战后，图哈切夫斯基被迫撤退，并将指挥部迁至辛比尔斯克以西 80 俄里的因扎。

然而，这场战斗的胜利并不能决定什么，志愿军缺少后备力量的问题，依旧十分突出。

卡佩尔没有时间完成辛比尔斯克附近的行动，他刚刚开始制定追击图哈切夫斯基撤退的红军的计划，便接到命令，紧急返回喀山地区参加斯维亚日斯克的战斗，他和他的部队（大约2000人）一起前往斯维亚日斯克。

在斯维亚日斯克战役中，卡佩尔最初取得了成功。他的旅的部分部队闯入车站，几乎占领了第五集团军的总部和托洛茨基的私人列车。

但就在此时，敌军的增援部队到了。由于敌军压倒性优势，卡佩尔不得不放弃攻占斯维亚日斯克，但所进行的行动至少暂时缓解了喀山的局势。

卡佩尔继续坚持对斯维亚日斯克进行反复进攻，然而，正如之前在辛比尔斯克附近一样，他无法完成自己才刚刚开始的工作，便又被紧急调往辛比尔斯克，因为那里的局势急剧恶化。

到9月初，人民军的攻势终于失去了动力：北方集团在尼古拉耶夫斯克附近的斯维亚日斯克、赫瓦林斯克附近停止了攻势。

1918年秋，人民军陷入绝境：前线仅有的几支部队已经无法阻挡比他们强大数倍的布尔什维克军队。

在这种情况下，卡佩尔最具战斗力的旅扮演了一种“消防队”的角色，救完喀山，救辛比尔斯克；救完辛比尔斯克，又得重新回去救喀山。不断地在喀山和辛比尔斯克两地不断来回奔波。

五、红军反攻，卡佩尔且战且退

1918年9月5日，苏联东线总攻打响。

主要战斗发生在喀山周围，红军比斯捷潘诺夫上校保卫城市的小部队形成了四倍的优势。

在如此巨大的兵力差距下，喀山于9月11日正式投降。

喀山的陷落也使得辛比尔斯克面临危险。

9月9日，红军在布因斯克地区发起进攻，击退了所有反击。

到9月11日，他们成功切断了辛比尔斯克-喀山铁路和塞兹兰－辛比尔斯克高速公路，将守军逼迫到伏尔加河。

卡佩尔直到 9 月 12 日才从喀山抵达辛比尔斯克。但当时该市已经被疏散，他的旅坚持不懈地试图夺回这座城市，但没有成功。

现在卡佩尔必须解决另一项复杂而艰巨的任务：保护乌法和布古马的方向，同时掩护斯捷潘诺夫上校的北方集团从喀山撤退。

尽管形势严峻：天气恶劣、士气低落、与捷克人意见不合、粮食供应不足等等，但这项任务还是完全完成了。

卡佩尔成功地在辛比尔斯克对面的伏尔加河左岸建立了防御工事，加入了所有从该市撤退到辛比尔斯克集团的部队。

9月21日，卡佩尔对渡过左岸的红军发起反击，将其投入伏尔加河。

直到9月27日，卡佩尔设法坚守在左岸，从而为从喀山撤退的人民军部队提供了在努尔拉特车站与他会合的机会。

从10月3日起，卡佩尔指挥下的部队开始在顽强的战斗中缓慢而有序地撤退到乌法。此时，卡佩尔上校的部队总数为4,460把刺刀和711把军刀，拥有140挺机枪、24挺重枪和5挺轻枪。

卡佩尔派在敌军优势兵力的压力下撤退到乌法，并在必要时停止并限制他的前进，使指挥部有机会从包围和破坏的威胁中撤出其他部队。

白军撤退到乌法后，卡佩尔指挥下的伏尔加方面军辛比尔斯克和喀山集团军于1918年11月17日，重组为一个联合军（萨马拉、喀山和辛比尔斯克独立旅），作为萨马拉集团。

该军团的部队在最困难的条件下进行自卫，没有增援、弹药、给养，也没有给部队保暖的衣服。

尽管如此，卡佩尔派仍不断向比敌人强出数倍的敌人发起反击。

六、穷途末路，卡佩尔受伤截肢

1918年11月，卡佩尔承认最高统治者海军上将高尔察克的权力。

1918年12月，最高统帅博列得列夫将军的最后命令将卡佩尔晋升为少将，但很快他就将职位让给了高尔察克。

1919年1月3日，卡佩尔的合并军更名为第1伏尔加军，作为西部独立集团军的一部分，但在1919年2月1日被转移到后方作为最高统帅司令部的预备队。

卡佩尔自1919年11月起任中将，同时被任命为第 3 集团军司令，该集团军主要由未受过足够训练的被俘红军士兵组成。

由于战况越来越糟糕，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一有机会就转向红方。

在高尔察克政府政权崩溃期间，卡佩尔担任西伯利亚白军总司令，一边率领部队同红军交战，一边沿着铁路撤退，在50度的霜冻条件下经历了巨大的艰辛，从鄂木斯克到外贝加尔，史无前例地进行了3000俄里的旅程。

最高统治者原本打算授予卡佩尔将军军衔，以表彰其为祖国作出的杰出贡献，但没有时间这样做。

1920年1月15日，高尔察克海军上将被捷克人移交给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政治中心，该中心占领了伊尔库茨克。

得知此事后，卡佩尔向西伯利亚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的指挥官扬·西罗沃伊发起决斗挑战，但没有得到他的答复。

1920年1月上旬，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附近撤退期间，卡佩尔的军队因齐涅维奇将军的兵变而被包围，后者要求卡佩尔投降。

然而，经过激烈的战斗，卡佩尔派得以绕过城市，脱离了包围圈。

卡佩尔军队的进一步路线是沿着坎河河床。这段路线被证明是最困难的一段，许多地方由于温泉不结冰，河冰融化，在近35度的霜冻条件下形成了许多冰间湖。

在过渡期间，卡佩尔像军队中所有其他骑兵一样，用缰绳牵着他的马，掉进了其中一棵艾草中，但他没有告诉任何人这件事。

仅仅一天后，将军在巴尔加村接受了医生的检查。

医生注意到双腿的脚部都有冻伤，并且由于冻伤而开始出现坏疽。

截肢是必要的，但医生没有必要的工具或药物来进行正式的手术，结果左脚的部分和右手指的截肢是用一把简单的刀进行的，没有进行任何手术麻醉。

尽管发生了这次行动，卡佩尔仍然继续领导部队。他还拒绝了捷克人提供的救护车列车座位。

除了冻伤之外，卡佩尔将军还得了重感冒。然而，即使卡佩尔只能绑在马鞍上骑马，他仍能带领军队。

期间，卡佩尔总是痛苦到咬牙切齿，脸色苍白，瘦弱得可怕。由于腿部已经截肢，他无论干什么事情，都需要有人抱着他。

1920年1月21日，卡佩尔因健康状况严重恶化而感到无法继续指挥军队，因此将部队指挥权移交给沃伊采霍夫斯基将军，后者在他去世后才上任。

卡佩尔给了他一个结婚戒指和圣乔治十字架，并请求将其送给他的妻子。

1920年1月22日，垂死的卡佩尔将军在下乌金斯克召开了一次会议，会议决定加快向伊尔库茨克调动部队，立即占领，释放高尔察克上将并夺回黄金储备，然后与阿塔曼·谢苗诺夫建立联系，谁控制了外贝加尔地区，并创建了新的战线。

在卡佩尔生命的最后几天，他向西伯利亚农民口述了一份呼吁，其中特别指出：“苏联军队从西方向我们推进，带来了共产主义、贫困委员会和对耶稣基督信仰的迫害。”

“在苏维埃政权建立的地方，就不会有工农财产，每个村庄都有一小群游手好闲的人，他们组成了穷人委员会，有权从每个人那里拿走他们想要的任何东西。”

“布尔什维克拒绝上帝，用仇恨取代上帝的爱，你们将无情地互相毁灭。布尔什维克为您带来了仇恨基督的圣约，即新的“红色”福音，由共产党人于 1918 年在彼得格勒出版……”

1920年1月26日，在下乌丁斯克市附近图伦车站附近的乌泰路口，卡佩尔因双侧肺炎去世。

他的遗言是：“让部队知道我对他们忠诚，我爱他们，并用我在他们中间的死亡证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