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开国元勋、高祖的三人杰之一韩信是位军事奇才，司马光说“汉之所以得天下，大抵皆信之功”，这句评语并不过份。但是对于这位卓越军事家的功过是非，至今还众说纷纭。他又为何要求封王？

汉王元年二月，项羽封了十八个王，封刘邦为汉王，自封为西楚霸王。四月诸侯各就国，六月汉王接受肖何推荐，“斋戒设坛场具礼”拜信为大将。韩信也未辜负这一委任与礼遇，当即向汉王纵论天下形势得失并提出安内攘外、还定三秦的战略决策。

这一决策为肖何、张良所不能及。八月汉王发兵，韩信明修栈道暗出陈仓，出奇兵打败章邯及塞王司马欣和翟王董翳，平定三秦，揭开五年楚汉战争的序幕。汉王于二年四月统率五诸侯兵五十六万杀奔彭城，却败得溃不成军。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韩信大军。

原来汉王拜信为大将，是要他牵制关东诸侯，不使其与楚联军，好让自己所领导的正面大军东下无阻，可称得策。彭城败后诸侯多叛汉联楚。同年九月韩信奉命挥师北上，在一年零两个月的时间里，“涉西河虏魏王，禽夏说，下井陉诛成安君臣于赵，胁燕，定齐，南摧楚人之兵数十万、遂杀龙且”。

韩信下齐之后，不但楚汉战争的大势已定，而且内部(汉王、韩信)两条战线的利钝已明。

汉王四年二月即平齐之后三个月，信遣伎求立为假王。对此，有的论者认为求封假王是他乘汉王之危。此事不可不分辩清楚。《本传》中两处一字不差地出现“楚方急围汉王于荥阳”，一在定赵之后，一在定齐之后。二在必有一误。我认为：从时间来看没有出于要挟；从地点来看也不在荥阳。《本传》说：“当是时楚方急围汉王于荥阳，韩信使者至，发书，汉王大怒骂曰：‘吾困于此，旦暮望若来佐我，乃欲自立为王！’”《汉书·韩信传》等书因沿其误。

首先让我们看《史记·秦楚之际月表》和《汉书·异姓诸侯王表》的记载，淡史莫善于读表。《史表》与《汉表》记载荥阳之事共有三次。《史表》第一次为“二年四月王伐楚至彭城怀定，五月走荥读阳，六月王入关立太子，复入荥阳”；第二次为“三年四月楚围王荥阳，(七月)王出荥阳”；第三次为“四年四月王出荥阳。”

而《汉表》对前后两次都是空白，表明荥阳一带拉锯战虽久，因形势不严重没有记载；而第二次也只记“四月围汉荥阳”。但上表第三次所记已在韩信封王之后，无实际意义；第一次从表中文字记载可看出，汉王来去较自由，算不上“危”险；第二次围困只有三个月，而从解围到封王，即三年七月至四年三月，中间相距七个月之久，这就明确无误地表明，无论从时间或从空间来看，都得不出韩信封王出于乘汉王之“危”而要挟的结论。

其次，让我们用事实经过来印证。汉王彭城败后，接着就是第一次荥阳之事。荀说《汉纪》卷二说：“肖何悉发关中卒谐军；韩信亦收余兵与王会击楚于京索间，大败之；骑义士灌婴又败楚骑于荥阳东：故楚师不能复进。”

由于肖何、韩信等人于此时挽狂澜于既倒，才使汉王“复大振”，并能入关立太子，引水灌废丘，迫使长期受韩信牵制、处于关中肘腋之间的章邯自杀。后九月韩信又俘虏了彭城败后叛汉复楚之一的魏豹。从此彻底解除了汉王正面大军的后顾之忧。韩信定赵之后，楚经常击赵，他又同赵王张耳“因行定赵城邑发兵诣汉”。

“信之下魏破代，汉辄使人收其精兵诣荥阳以距楚”。韩信在第一次关于荥阳记载的那阶段，不但没有乘人之危，还作出了各种贡献。

第二次荥阳之事，即两《表》都记载的一次，战况的起伏皆在汉之三年中。三年十月韩信、张耳下赵之时，正是刘项两军麇集荥阳之日，韩军在北方的胜利肯定牵制楚军一定兵力。十一月随何说降黥布，与在此之前的彭越之反楚，都牵制楚之一定兵力。

下至四月，是汉军情最紧急的时候，汉王请和，项王“欲听之”，范增不同意说：“汉易与耳，今释弗取，后必悔之”，楚君臣在和战问题上意见并不一致，急于围汉而不急于攻汉是项羽的本意；汉王一请和，项羽就派人来谈判。陈平窥出项羽内心的微妙处，他的离间计才起了作用。

范增忿然告老还家。将军纪信诳楚，不惜糜身俎鼎，并非出于愚忠，他深知汉家基业是有前途的，赴难是值得的。陈平、纪信的眼光尚且如此，足智多谋的韩信还能不如他们。范增在辞别项羽时吐露了一句断语：“天下势大定矣！”韩信岂能在敌我对形势估计一致的情况下，求封必欲出于乘入之危要挟？

五月纪信诳楚，围解。汉王使韩信等安辑河北赵地，连燕齐。《史表》所谓“(七月)王出荥阳”，乃是指五月解围之后，双方出没于成皋(非荥阳)。严格说来，从解围到封王不是七个月，而是九个月，即三年五月至四年二月，而时距愈长危急愈缓。

诚如郦食其说齐王：“汉今已据敖仓之粟，塞成皋之险，杜太行之道，距飞狐之口，守白马之津。”汉掌握了这五个地方，不但已转败为胜，并且正在奠定楚汉战争最后胜利的物质基础。韩信下齐求封的背景就是如此。

由于韩信的求封是在形势缓和很久(九个月)之后，因而并非出之于乘人之危要挟。

现在我们来探讨汉王被围困的中心点问题。《史记·项羽本纪》说：“项羽已定东海来西，与汉相持广武而军，相守数月。”这是汉四年十月汉王数羽十罪的事，如上推这“数月”或可衔接相当于上述第二次荥阳之事的时间，看来广武比荥阳相持较久。如果中心点不是广武亦当是成皋，而不是荥阳。

再看《纪》、《传》中的战况，都表明战争的进行多在成皋点上。成皋形势居高临下，后有虎牢关，左傍黄河，右倚嵩山，前有汜水，水东二十里(今里)为荥阳平原。项羽旧地重逢，当不走别道，而汉王把关拒守，自然形成争夺之势。虽然战场波及甚广，但总有一个中心，这个中心就是成皋。

当时战争无论从时间缓急或地点中心看，都得不出韩信要求封王出于乘人之危要挟的论断。

韩信要求封王和分地是出于战略需要，而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合情合理的。他提出封王的理由是：“齐伪诈多变反覆之国也，南边楚，不为假王以镇之其势不定”；并作出保证说：“项籍有并吞四海之才而谋赏不决，壮士所以解心，诚得授假王以当一面，保为陛下破之。”下赵之后正帅韩信就帮副帅张耳求封过赵王，这还不是首开其例；在此之先正是张耳(和陈余)劝过武信君武臣，向陈王陈涉求封赵王说：“不王无以镇之”。

关于“镇”的提法是有原因的，田儋从弟田荣、荣弟田横都是“豪宗强”，齐的旧贵族势力根深蒂固，不破坏它的氏族联系是不能形成以地域划分为国家的，韩信有鉴于此，认为非以武力占领不为功，这就是他提出封王“以镇之”的理由。此外，楚汉相持不下，汉之所以不能直捣彭城，就是怕齐赵与楚合，在背后捅刀子。

齐赵与楚合则楚胜，与汉合则汉胜。如果汉在齐国立了个王，楚也怕齐在背后捅刀子。所以当信一王齐，楚就派武涉说信背汉。并且这时齐王广正与楚亲近，如信不王齐，那么广必率齐与楚联合，齐联楚则燕赵危，也使楚无内顾之忧，更有了帮手。信的求封却是深于谋楚，出于战略的需要。

自春秋末经战国至秦汉之际，各国新兴地主阶极为了夺取政权，竞相奖励军功颁行赐爵制度，以血缘为纽带的世卿世禄之制已趋衰微，如晋骊姬对献公说“为仁与为国”的不同，亲亲之恩已淡漠，重功利成为社会思潮；赵简子、襄子父子二人奖励军功赐田，打开了布衣将相的局面。汉高祖刘邦在这方面所做的较之前人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曹参“赐爵七大夫”、“迁为五大夫”或“封参为执帛”、“迁为执珪”；樊哙则“赐爵列大夫”或“赐爵卿”等。

他在全国统一后三个月，便把赐爵纳入秦制，六年正月他在洛阳南宫封肖曹等二十八人为列侯，前后共封了一百四十三人为列侯。作为赐爵制度的补充物，还有赏赐官奴婢和赏赐黄金之风，以致引起当今学术界讨论两汉社会的性质、两汉黄金之多少与真假的问题。

除了上述历史渊源外，还有当时特定的社会背景，即秦汉之际的分封制普遍存在。秦失其鹿天下共逐，赵王歇、魏王豹、韩王成、齐王田广等都沿用旧国号据地称王，项羽不得不承认其合法地位的存在。秦末汉初诸王之立“如传舍”，二十九年之间更迭“五楚四燕四赵三韩”。人们除了存在“故国”观念之外，还受到战国以来齐人驺衍“五德始终”学说的影响。

刘邦等人多出身微贱，能身跻王侯将相之列，在他们看来正好表明出于“天意”，他们之间原没有君臣长幼之分，也无诗书礼乐之教，作为首领必与同伙共天下，因而项羽、刘邦都不能不分封。他们都不能不受当时历史条件的制约而实行分封，那么韩信的请封也应是合情合理的了。

韩信既已封为齐王为什么还要求划地分封？这也是历史条件和形势所使然。汉承秦制，爵二十级为列侯，列侯乃得食邑。汉初当论功厅封时，功臣们皆争封，日夜不绝，张良曾劝说汉王：“天下游士离其亲戚，弃坟墓去故旧以从陛下游者，徒日夜望咫尺之地耳。”占有土地，是封建社会生产方式的一个必不可少的要素。

而这时的土地又是直接生产者人身所有权的附属品，对直接生产者人身的占有，较之对土地的占有更为重要。“封建主的权力不是由他的地租的多少，而是由他的臣民的人数决定的。”如果说古代贵族是以所有物之多少来衡量财富或等级，封建地主则以土地占有特别是以劳动人口依附的多少来衡量财富或等级。所以韩信虽已封为齐王，彭越名义上已是相国，都是空衔，没有给予份地，是不符合历来军功赐爵制度的。

当楚汉鸿沟划界，汉王“宜将剩勇追穷寇”之际，与韩信彭越约期会剿于固陵，二人到期未至，汉王被迫坚守。于是论者又责怪韩彭要挟划地分封。还是让张良来解答：“楚兵且破，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与共天下，可立致也”；又说：“齐王信之立，非君王意，信亦不自坚；彭越本定梁地，始君王以魏豹故，拜越为相国，今豹死，越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信家在楚，其意欲复得故邑。”

一个是因家在楚以便找个“行营高敞地，令其(母冢)傍可置万家”；一个是因后继无人而“亦望王”，于愿足矣。难道两个意欲同盟而要挟，以成其一统天下之“才”，以遂其一统天下之“志”？考察这二人的行迹，他们既无此“才”亦无此“志”。

自从社会发生阶级对立以来，人们的物质生产、物质生活和物质利益，既是人类生存的前提，也是人类发展的基础，抽掉这些就谈不上任何创造历史的活动。阶级斗争也是人们分成了代表不同的经济利益和经济地位的社会集团之间的斗争。

阶级斗争“首先是为了经济利益而进行的，政治权力不过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经济利益包含物质利益，否定物质利益也就从根本上否定了阶级斗争，从而否定了革命否定了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如果说打天下是为阶级的共同利益，求王求地是为个人的利益；岂不知阶级的共同利益是个人利益的集中。

论功行封作为共同利益如不转化为个人利益，就失去它应有的意义和作用。那么韩信鼓动的“大王诚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诛，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问广武君“仆欲北攻燕东伐齐何若而有功”，公开声言功利，这被司马光批评为“(信)以市井之志利其身，而以士君子之心望于人”，公论不辨自明了。

五年十二月汉王划地分封韩彭的诺言实现以后，楚汉两军决战垓下，韩信实际上担负了总指挥的重任，将三十万众以击项羽之师，使项羽在乌江自刎而死，五年楚汉战争乃以项羽的失败而告终。

应该说，韩信要求封王划地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势使然，不是乘人之危或要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