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月14日，叶挺、项英率领新四军军部共计9000余兵力途经皖南茂林泾县地区时，突遭到了国民党军第三战区顾祝同、上官云相指挥的7个师8万余人包围，经激烈交战后，除少数人突围，绝大部分壮烈牺牲。

图|叶挺与项英

新四军军长叶挺与顽军谈判时被扣押，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袁子昆突围后被叛徒杀害，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壮烈牺牲。

噩耗传到延安以后，在场许多人心情都很沉重，沉默着没有说话。

毛主席手里捏着电文，大口大口的抽着烟，隔了半天才说了一句话：

“古人都说尽人事，听天命，恩来、剑英、董老他们都尽力了，可是重庆的蒋某人亡我之心不死，这一次更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我们不能坐以待毙，惨案既然已经发生，只能以牙还牙。打回去！”

毛主席的一句话让在场所有人都点头，就连一贯温和的朱老总也说了话：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我看要得。”

毛主席那时真的动怒了。

整个抗战时期，国民党当局先后制造了三次对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冲突。从国民党当局三次挑起摩擦不难看出，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

特别是随着抗战进入相持乃至胜利的最后阶段以后，国民党当局挑起的摩擦尤为激烈。

1940年8月，八路军在华北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和反“扫荡”战役，调动兵力达105个团，合计40余万人，歼灭日伪军五万余人。

这几乎不亚于正面战场发动一次大规模的战役。

中国共产党在华北的军事实力让国民党当局心惊肉跳，与此同时，在眼皮子底下发展壮大的新四军也越来越让蒋介石感到头痛。

抗战全面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而在南方八省的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新四军成立之初，一开始是很弱小的，总计兵力只有一万余人，可随着后来逐渐发展，国民党当局对新四军愈发忌惮。

根据中央指示，新四军发展遵循三个原则：

一，要保证对新四军的绝对领导；

二，新四军需要扩张和发展；

三，如有人妨碍和阻止新四军的发展与扩张，能消灭则坚决消灭。

从后来实际情况来看，新四军发展很好的遵循了这三个原则，这也引起了国民党当局进一步不满。

1938年10月，叶飞率部袭击日军虹桥机场，摧毁敌机四架，还来不及庆祝胜利，就遭到了国民党军杨蔚部伏击。

事后据顾祝同解释是新四军“越界抗日”。

新四军是属于中国军队，在自己国家的领土上抗日，还需要分界。

显然这一说辞并不能堵住悠悠众口。

可国民党仰仗权势，肆意妄为，不断的下令，严苛约束新四军活动范围，否则动辄以“越界”、“违抗军令”论处。只是他们的规定，却并不限制顽军发动对辖区内抗日武装力量的进攻。

从1939年开始，时任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就多次进攻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其他抗日武装。

图|黄桥战役要图

蒋介石对新四军原定的方案是“先苏北，后皖南”，因为皖南当时孤悬皖南，面敌背顽，基本上就等于是敌人嘴边的肉，反观苏北的新四军在八路军南下以后，有扩张的趋势，蒋介石出于警惕，命令顾祝同的第三战区加紧处理。

1940年7月，新四军借道黄桥，被韩德勤部袭击，陈毅击退顽军后，占领黄桥，10月，韩德勤不甘心黄桥丢失，令本部89军向黄桥进攻，在陈毅、粟裕指挥下，韩德勤部掉进了新四军伏击圈，黄桥决战中，我军歼灭韩德勤部1.1万人。

1940年11月29日，华中八路军、新四军指挥部又发起了曹甸战役，尽管未能达到占领曹甸的目的，但在战略上仍然获得重大胜利。

曹甸战役是我军主动发起的一次反击顽军的作战。

黄桥战役、曹甸战役尽管反击了国民党顽军对我军发动的攻势，可这样一来，也有可能加剧国民党军对皖南新四军的报复。

对于蒋介石可能对皖南实施报复，毛主席早有预料。

1940年9月，黄桥战役前，毛主席、王稼祥就曾致电项英明确表示：

“韩德勤部是顾祝同唯一嫡系，受我打击后，顾有对皖南、江南我军采取压迫手段之可能，望项准备应付办法。”

1940年夏，顾祝同调在江西前线的上官云相的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部到皖南。

对国民党当局磨刀霍霍，毛主席有所准备。

图|皖南事变前形势图

1940年10月12日，毛主席再次致电新四军军部：

“ 整个南方有变为黑暗世界之可能。但因蒋是站在反日立场上，我不能在南方国民党地区进行任何游击战争，曾生部队在东江失败就是明证。因此，军部应乘此时速速渡江，以皖东根据地，绝对不要再迟延。”

为了防止国民党顽军队皖南的新四军下手，毛主席从1940年年初开始，就不断提出，希望新四军北移。

可对于自身所处的危局，项英并没有充分估计。

1940年10月19日，国民党当局下令要求在江南的新四军、八路军全部开赴黄河以北。

国民党当局的目的，就是通过不断挤压八路军、新四军的生存空间，以便于借助日军之手，彻底根绝大患。

对此我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一方面为维持抗日，在皖南做出让步，要求皖南的新四军军部撤到长江以北，另外一方面，坚持斗争，江北部队暂时免调。

到了12月，蒋介石一面发布命令，要求长江以南的新四军于12月31日前开到长江以北地区；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1941年1月30日前开到黄河以北地区。同时又发布密令，要求顾祝同、上官云相调兵围剿新四军北上的部队。

应该指出的是，中央对国民党顽军在皖南可能实施报复，是有充分预估的，而且也是有充足预案的。只是新四军囿于自身困境，没能认清形势。

图|在皖南泾县茂林地区待命出发的新四军

根据《毛泽东传（全6卷）》中记载：

“当时主持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书记，在南方坚持三年游击战争和组建新四军工作中是有功绩的。但他有一个很大的弱点：缺乏远大的战略眼光，犹豫不决，优柔寡断。他过分夸大了面对的这些困难，举棋不定，贻误了新四军向华中敌后发展的最好时机。”

1941年1月1日，新四军军部给中央发去了电文，电文上只有9个字：

“我们决定全部移苏南。”

可在整个电文中，并没有对北上的路线进行说明。

在当时，有关新四军以及东南局的电文，全部都要由中原局代转，因此对于新四军的动向，中央收到的消息有一定的滞后性。

1941年1月4日晚，新四军军部以及9000余人从云岭兵分三路出发，并向中央报告，于5日晨抵达茂林地区，中央一直到1月7日才回复：

“你们在茂林不宜久留，只要宣城、宁国一带情况明了后即宜东进，乘顽军布置未就突过其包围线为有利。”

可新四军早于6日就在茂林地区，遭到国民党顽军包围，陷入苦战中。不仅如此，日军也于长江上密布舰艇，配合国民党军李品仙部，封锁新四军过江的通道。

图|刘少奇

1月9日，毛主席在延安收到了刘少奇（时任中原局书记）转来的新四军军部的电文：

“我江南遵令北移被阻，战况激烈，请向蒋氏严重交涉。”

中央这才知道，新四军出了大事。

就在同一天，新四军内部也发生了问题，新四军副军长项英、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参谋长周子昆不告而别，离开了部队。

根据分析，项英应该是想把部队交给叶挺，争取更大的生存机会。在项英看来，叶挺熟谙军事，而且同国民党当局有旧交，就算是打起来，也有转圜的余地。

可项英根本想不到，离开了他，叶挺也根本无法指挥部队。

同一天，延安收到了中原局转来的三份电文。

刘少奇在电文中说明了项英、袁国平离队的情况，并提议中央撤项的职，并建议由叶挺负军事总责，饶漱石负政治总责。中央复电表示了同意。

对新四军的处境，中央虽然不明白具体的情况，但仍然在不断思考解决办法。

一方面是谈判。

1月1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于发电给在重庆的周恩来、叶剑英：

“望向国民党提出严重交涉，即日撤围，放我东进北上，并向各方面呼吁，证明国民党有意破裂，促国民党改变方针，否则有全军覆灭危险。”

另外一方面是军事上的准备。

同一天，刘少奇、陈毅致电中央，提出军事上做准备，即派兵包围韩德勤部，并请中央一同出动，派兵包围沈鸿烈部，以便于国民党当局交换。

1月13日，中央复电表示同意。

可就在中央想尽一切办法营救时，远在皖南的新四军已经陷入绝境。

新四军部9000余人与顽军苦战了七个昼夜，因弹尽粮绝，几乎全军覆没。

1月14日，叶挺亲身赴国民党军108师谈判被扣押，新四军大规模的抵抗活动逐渐的落幕。

同日，中原局收到了新四军军部发来的最后一封电文，让人诧异的是，机要科竟然未能第一时间破译，因为该电文用的是“脑记密码”，这种电文方式需要机要员用脑记忆密电码，一般情况下不准使用，只有在密码本烧毁的情况下，才允许动用。

果不其然，新四军军部最后一封电文，是用“脑记密码”的方式发来的，原文如下：

“情况万分紧急，密码已烧掉，请党放心。”

“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这是一封告别的电文。

在场众人均忍不住啜泣起来，时任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当时化名胡服）已经连续几天没有休息好，此刻他面容严峻，一言不发，只是大口大口的抽着烟。

而在屋子外面，日寇的飞机正不断的扫射……

图|毛主席

就在噩耗传来的当天，中央决定展开大反攻。

不仅仅是在华中的刘少奇、陈毅、张云逸、粟裕率领的新四军，华北的八路军也同时做了动员，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都收到了来自中央的电文。

“中央决定在政治上军事上迅即准备作全面大反攻，救援新四军，粉碎反共高潮。”

“除已令苏北、山东迅即准备一切，待命消灭韩德勤、沈鸿烈，同时发出最严重抗议通电，并向蒋介石直接谈判外，我华北各部须遵前令，提前准备机动部队，准备对付最严重事变。”

电文措辞很严厉，而且几乎是相当于全军动员，只待中央一声令下，八路军、新四军各部随即展开反攻。

与此同时，八路军主要将领，彭德怀、左权、罗荣桓、刘伯承、聂荣臻等几十名将领联名通电，准备发动对国民党顽军最凌厉的一击。

就在战事一触即发之际，一封电文的到来扭转了这一切。

中央收到了刘少奇发来的电文：

“此时不宜与敌决裂，政治上可以大反攻，军事上还不宜反攻，舆情和政治于我有利，军事应稳健。”

刘少奇的话犹如醍醐灌顶，一下子让毛主席冷静了下来。

“老总，看来我们要忍一忍了。”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朱老总点了点头：“咱们就再等几年。”

军事上如果展开大规模的交手，便宜的也是日本人，从这一方面来看，毛主席无疑比蒋介石高明的多。

图|蒋介石

在皖南事变以后，蒋介石确实高兴了一段日子，他下令取消了新四军的番号，把叶挺送上了军事法庭，到处通缉新四军的副军长项英以及袁国平等人。

可是高兴的日子太短暂，蒋介石突然发现，自己陷入被动之中了。

共产党人发出的政治攻势、舆论攻势一波接着一波，抗议游行一浪高过一浪。

1月18日，蒋介石烦恼之余决定到重庆郊区的温泉游玩，结果半路上发现民众在抢购报纸，拿了一份过来才知道，原来是周恩来在报纸上发表了“为江南死国难者致哀”：

“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蒋介石一看，兴致顿时全消，打道回府。

回了府邸以后，蒋介石也没得了安生，上门的客人一波接着一波，除了国民党一些元老，还有驻外使节。

苏联大使直接上门，一句也没客气：

“莫斯科这几天举行了大游行，抗议你们中国国民党政府反对共产党，残杀新四军的行为。我代表苏联政府奉劝蒋先生，要么停止内战，要么我们停止援助。并且……要你偿还过去的援助！记住，我们的援助不是无条件的！”

好说歹说送走了苏联大使，美国总统的电文也送到了蒋介石案头：

“惊闻中国内战开始，十分遗憾，为提高美元信誉，从现在起暂停对中国的财政援助。”

蒋介石都快气炸了。

图|《新华日报》上刊载的周恩来为皖南事变遇难者的题词

让蒋介石更气的是，南京也有电文送来。

蒋介石一看，好悬没差点气死，立马吩咐：“烧掉，烧掉！”

电文原文如何，我们不得而知。

不过，时任南京汪伪政府行政院副院长的周佛海在日记中这么记了一笔：

“1月18日，报载重庆解散新四军，并扣留军长叶挺，通缉副军长项英。国共火并，恐从此开始矣。甚盼从此宁渝两方国民党同志能渐趋接近，以至于完全合作，当日夜馨香顶祝以求之。”

蒋介石什么都敢承认，唯独和汪精卫同流合污，打死也不肯承认，不然岂不是成了卖国贼。

更为关键的是，日本人并没有趁着蒋介石打新四军的空挡就收手，而是在华中发动了大规模的扫荡，不仅是针对新四军，还针对国民党军，在河南的汤恩伯部损失惨重。

老实说，蒋介石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打新四军，是做好了有所损失的，哪怕是损失自己的人格人品，可就现实情况而言，自己所得到的和付出的完全不是对等的，这个代价很沉重。

“以斗争求和平则和平存，以和平求和平则和平亡！”

蒋介石迫于无奈，也只好妥协。

1941年3月1日，蒋介石在国民政府参政会第二届会议上公开宣布：

“以后再亦绝无剿共的军事。”

正如毛主席在1月20日在延安就皖南事变的讲话所称的那样：

“中国共产党已非1927年那样容易受人欺骗，容易受人摧毁，中国共产党已经是一个屹立独立的大政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