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恩伯 图片来自网络

汤恩伯之所以能够在蒋氏身边立足，并且还能够长时间的占据高位，主要取决于三个方面：浙江人、一定的能力和奴性。

我们都知道，顺从是一个社会运转的必要条件。当顺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变成了谦卑，而当谦卑发展到极致就变成了奴性。

如果说，顺从是良性的、谦卑是中性的话，那么，奴性就是一种恶性。

作为久居高位，却屡屡被蒋氏责打，甚至被打得满头、满脸是血，还会洋洋自得地说“要想挨打也是需要资格的”的汤恩伯，他究竟是怎样一种心态呢？

其实也很简单，汤恩伯之所以甘愿臣服于相对于他来说更为强大的蒋氏，其目的就是为了获得权力，然后可以奴役比他更弱小的。

汤恩伯，原名克勤，因为感激陈仪的帮助，特意改名“恩伯”。

如果说，陈仪对他的帮助让他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让他迈入军界，那么，张文白对他的两次推荐却让他正式进入了蒋氏的法眼。

当时，张文白所在的教导师有一名团长出缺，张文白保举汤恩伯担任团长，可却被蒋氏否决。

不久，教导师有一名旅长出缺，张文白再次保举汤恩伯出任。这下子，蒋氏就感到有些奇怪了。

先是保举团长，后又保举旅长，难道汤恩伯真的具有这个能力？

于是，一次针对汤恩伯的面试开始了。

可也不知道是蒋氏办公室的地板滑还是汤恩伯见到蒋氏后过于紧张，在这次面试中，汤恩伯大出洋相，竟然摔倒了。

就在汤恩伯觉得这次面试将要泡汤的时候，蒋氏却笑眯眯的把汤恩伯扶了起来。

不久，汤恩伯就被越级提拔为教导师1旅旅长。

汤恩伯对蒋氏感恩戴德，从此就绑在了蒋氏的战车上，一发不可收拾起来。

蒋氏一生都在学习曾国藩，自认为对曾国藩的相人之术有几分心得。当他看到汤恩伯摔倒在地的丑态后，就认定，汤恩伯此人具有奴性。

我们熟知的蒋氏的用人标准是“黄浙陆一”，可这只是表面上的。蒋氏用人的暗中标准是，既要“黄浙陆一”，又要有能力和奴性。

换句话说，蒋氏希望任用的是出身于“黄浙陆一”，且是人才和奴才的复合体。

汤恩伯虽然只具有“黄浙陆一”中的“浙”字和勉勉强强的黄埔出身（当过黄埔六期步兵一大队上校大队长），但能力还是有的。可更令蒋氏看重的还是汤恩伯身上的奴性。

汤恩伯留学日本，学习了相对比较先进军事知识，而且还能把所学以文章的形式加以总结，并在部队中推广，这在当时的中国部队中也是比较少见的。

人才加奴才，这不正是蒋氏梦寐以求的人吗？

因此，汤恩伯开始走运了。在抗战爆发时，汤恩伯已经升任精锐的第十三军军长了。

要说汤恩伯在抗战中的表现，可以说是毁誉参半。

汤恩伯在抗战中的表现应分为两个时期：

1期：自南口会战到随枣会战。

2期：自随枣会战到豫湘桂战役。

客观地说，南口会战虽然失利，但汤恩伯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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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军在汤恩伯的指挥下死守南口18天，与日军精锐的板垣师团反复拉锯，予敌以重创。若不是刘汝明大意丢了张家口，汤恩伯很有可能会在傅作义和卫立煌两个集团军的配合下全歼板垣师团于南口。

在此役，第十三军损失过半，虽败犹荣。汤恩伯也因此功被提升为第20军团军团长。

南口之战对汤恩伯的影响是巨大的。他意识到，以当时中国部队的装备与日军打一场硬碰硬的阵地防御战，哪怕守住了，损失也必将是巨大的。

第十三军属于蒋氏的嫡系部队，装备在当时的中国部队中属于好的，可仍然不是日军的对手。为此，南口会战之后，汤恩伯开始改变战术，把机动作战和侧翼攻击作为第20军团的主要战法。

这一改变，汤恩伯的名声开始显露了。

其实，在抗战初期，中国部队和日军的战法都很单调，日军擅长正面攻坚战和两翼迂回。每一仗，不来两次迂回包抄就浑身不舒服。

而中国部队呢？仍然沿用传统的战法，逢城必守，不守城作战，也浑身不舒服。因此，在抗战初期，战场上经常会出现这样一种场面。

中国部队守城，日军来攻。打下了，中国部队撤到下一座城池防守；如果日军没打下来，就整顿兵力再打。

可这种打法对于中国部队来说，伤亡就太大了。在拥有飞机、战车和犀利火炮的日军面前，中国部队除拿血肉之躯来挡，别无他法。

那么，日军就没有软肋吗？

怎么可能呢？

抗战爆发后，日军的两个软肋逐渐暴露在中国部队面前：

其一、对公路、铁路线过分依赖。

华北地区千里平原，日军利用机械化千里行军，战力不减。因此，日军对交通线是非常在意的。每逢大战，用于保卫交通线的部队少则一个联队，多则一个旅团，这就严重减弱了日军一线进攻的力量。

其二、害怕中国部队攻击侧翼。

沿着公路、铁路进兵确实很便利。可中国部队都在交通线两侧，日军如一字长蛇阵般的行军序列对于中国部队来说处处都是侧翼。

只要中国部队抓住机会，攻击日军的侧翼，几乎可以次次得手。

汤恩伯是在日本学的军事，对日军的战略战术还是比较熟悉的，而且又比较早的发现了日军的软肋。因此，他指挥第20军团屡屡对日军侧翼发起攻击，让日军很是头疼，视其为大敌。

台儿庄战役，是汤恩伯大出风头的一次战役。

在这场战役中，李宗仁的部署是准备打一场内线作战。可要内线作战，就一定要掌握一支强大的机动部队。当时，驻守在峄县的张荩忱的第59军起到的就是这个作用。

但李宗仁和他的参谋长徐祖贻与赶到台儿庄的刘斐均认为，这远远不够用。

第59军虽然善战，但也只能起到救火队长的作用，无法在左右驰援的过程中予敌以致命的打击。而刚赶到台儿庄的汤恩伯军团恰好符合这方面的要求。

在当时，蒋氏嫡系部队中，第十八军和第5军等日后名声很大的部队还没有成长起来，而汤恩伯的第十三军却已经在大战中确立了地位，俨然是蒋氏嫡系部队中的“老大”。

南口会战后，蒋氏大笔一挥提升汤恩伯为军团长，又把第85军拨给了汤恩伯。

85军是一支新部队，无论兵员素质、训练水平和装备都很弱小。可汤恩伯有办法，他把第十三军的番号、老兵以及装备与第85军做了一个调换，第85军在表面上看是一支新部队，可实际上都是第十三军的老班底。

而汤恩伯自己呢？则兼任第十三军军长，利用自己和蒋氏的关系，不断给第十三军增添装备。时间不长，这支由新兵组建而成的部队战斗力就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因此，在台儿庄会战前夕，汤恩伯军团是李宗仁非常倚重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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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要把汤恩伯军团拉到一线与日军矶谷师团硬碰硬，徐祖贻和刘斐都认为，这样就太没有含金量了。因此，在徐祖贻和刘斐的建议下，李宗仁命令汤恩伯不要暴露番号，主力伺机而动。

如果汤恩伯军团过早暴露番号，矶谷师团未必还会冒进南下，这将对第5战区的计划不利。

李宗仁给汤恩伯的任务是在矶谷师团打不下台儿庄的时候，从侧翼攻击矶谷师团。久战疲敝的矶谷师团定然抵挡不住汤恩伯军团的攻击，此役定会大获全胜。

可在具体执行的时候却出现了一些问题。防守台儿庄的西北军在矶谷师团的攻击下伤亡惨重，好几次都差点没有守住阵地。

在危急之时，李宗仁命令汤恩伯马上出击，可均遭汤恩伯拒绝，这也成为了日后李宗仁与汤恩伯失和以及汤恩伯被国人诟病见死不救的原因。

但事情是要分两个方面来看的，汤恩伯之所以不马上救援台儿庄，也有他自己的考虑。他的原则是：攻击台儿庄的日军不在筋疲力尽的情况下，他就不会发起攻击。只有日军把战力消耗殆尽之时，才是他率部出击的好时机。

从战术的角度来看，汤恩伯的做法没有错误。可固守台儿庄的西北军所付出的代价将会是巨大的。

但不管怎么说，汤恩伯在台儿庄战役后期确实给了矶谷师团致命的一击，这是不争的事实。

在接下来的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中，汤恩伯均有上佳表现，让日酋冈村宁次也对他怀有畏惧。

尤其是汤恩伯的侧翼攻击战法，在一翼被包围的情况下，汤恩伯仍然敢于在侧翼斜切。这种战法在当时的中国部队中仅有汤恩伯敢这么用。

在随枣战中，李宗仁仍然赋予了汤恩伯侧翼攻击的任务，让其率部避开日军锋芒，隐藏在桐柏山和大洪山中伺机而动。

可此时的汤恩伯早已经不是过去的汤恩伯了，他虽然在侧翼攻击的战法中赢得了战场上的荣誉，但同时也让他尝到了甜头，再也不肯坚决果断的向日军攻击，而是不在友军予敌以日军以重大伤亡的时候，坚决不肯攻击日军。

由此可见，汤恩伯是以一种这样的方式来打滑头仗。

每逢李宗仁安排他与日军交战的时候，他总是毫不理睬。逼急了就叫嚣，凭什么拿我的部队与日军消耗？

在他看来，随着抗战爆发，自己该赢的名声都有了，现在到了该发展自己实力的时候了。

而且，让汤恩伯眼红的是，自己的两位浙江老乡陈诚和胡宗南都已经成了气候，自成一派，自己什么时候才能拥有他们二人的地位呢？

1940年冬，汤恩伯任鲁苏豫皖边区主任兼边区总司令、第31集团军总司令，成为了封疆大吏。

从此之后，汤恩伯再也无心与日军作战，每天都在思考着如何对蒋氏献媚，如何交好重庆的那些大人物。

终于，在1944年4月的豫湘桂会战中，把河南搅得人怨沸腾的汤恩伯望风而逃，丢掉了他的防区，造成了豫中会战的惨败。

此战过后，汤恩伯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罪责，反而责怪陈诚对他落井下石，声称“浙江人整浙江人”。

虽然在抗战后期，汤恩伯再次被蒋氏启用，担任了第3方面军司令官，但已经没有了以往的气势。

解放战争爆发后，汤恩伯担任1兵团司令官，率部参加对山东解放区的进攻。

这个职务相对于汤恩伯在抗战中的地位已经是大大降低了。因为，当时担任这个职务的军官大多数都是黄埔1期或2期的毕业生，在名义上都属于他的学生。

1947年5月，整编第74师在孟良崮战役中被华野全歼，汤恩伯被撤职查办。

回到南京后，蒋氏在众多将领面前，喝令汤恩伯跪下，举起手杖劈头盖脸就是一顿打，把汤恩伯打得头破血流。

蒋氏虽然有揍人的毛病，平常也经常打汤恩伯的耳光，但这次，在大庭广众之下对汤恩伯大打出手还从未有过。

面对这种巨大的羞辱，汤恩伯不敢发一言抗拒，只能乖乖承受，因为他知道，自己要想日后在比他更弱的人面前作威作福，他就要承受蒋氏这位比他更强之人的怒火，这是他作为蒋氏的奴才应该表现出来的奴性。

果然，在不久之后，汤恩伯就被蒋氏再次启用，代理陆军总司令。

这个陆军总司令看起来很威风，其实毫无权力，完全就是个摆设。

不过，汤恩伯的奴性换来了蒋氏的信任。1949年1月，汤恩伯担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奉蒋氏之命凭借长江天险固守京沪杭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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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4~5月，汤恩伯所部主力在渡江战役、上海战役中被歼，残部溃退厦门。

为了弄清上海防卫战为何会失败得这么快，蒋氏指示陈诚主持召开一次上海防卫战战败检讨会，汤恩伯受邀与会作情况报告。

1949年7月2日，检讨会召开。与会的将领大多数都是参加过上海防卫战的，这其中尤以第37军军长罗泽闿对汤恩伯的意见大。

在会议上，罗泽闿火力全开，对汤恩伯大加挞伐，认为第37军之所以会在上海防卫战被全歼，都是汤恩伯没有事先通知部队撤退所致，是故意陷第37军于死地。

汤恩伯很清楚，打了那么多的败仗，伤亡的人数哪次都不比上海防卫战少，可一次检讨会也没开，这次召开的检讨会很明显就是专门针对自己的。看来，以后自己的日子不好过了。

其实，早在上海防卫战开战的时候，汤恩伯就已经意识到守不住。为此，他派了两名亲信偷偷来到日本，在东京郊区购买了一栋有22个房间的大宅子。

可不料，消息竟然走漏了。

1950年2月2日，日本报纸刊登了一则消息：蒋氏透过一个官员在日本东京近郊购楼。

消息被蒋氏得知后，大骂：“怪不得上海和东南沿海失败得这么快，原来他早做了逃往日本的准备。”

1950年3月，汤恩伯以赴日招募志愿兵为由登上了飞往日本的飞机。

可当机组人员要其出示证明的时候，汤恩伯声称，自己是受了蒋氏的委派去日本执行特殊任务的，没有办理。

蒋氏得知消息后，判断汤恩伯是要逃往日本，于是下令把汤恩伯拖下飞机。

1954年4月，由于汤恩伯常年郁郁，得了重病，需要到日本治病。这一次，蒋氏同意了。

1954年6月29日，汤恩伯死在了治病过程中，终年56岁。

蒋氏得知后，只是淡淡说了一句：“死了也好。”

汤恩伯死后，很多人认为是日本人的阴谋。因为汤恩伯是抗战名将，在战场上杀过很多日本人，日本人是借机谋害。

理由是，汤恩伯在治病的时候并没有昏迷，反而痛苦不堪，拼命挣扎，几个人才能把他摁住，直至力尽而亡。

那么，同为出身““黄浙陆一”，比汤恩伯更受蒋氏器重的陈诚，蒋氏又是如何对待的呢？

在蒋氏部下浙江人中的三大派系当家人中，胡宗南是黄埔学生的代表人物，蒋氏需要在胡宗南身上树立一种只要跟着“校长干”，就能有前途的这么一种表象。

因此，对胡宗南，蒋氏只能是爱护有加，动辄打骂这种事情是不能用在胡宗南身上的。

而对于汤恩伯这种身具奴性之人，蒋氏就不能给他好脸，也不能有好脸。如果蒋氏对汤恩伯过分客气，汤恩伯恐怕还会看不起蒋氏，甚至还会认为蒋氏不把他当作自己人，反而不好管。

而陈诚则不同。陈诚更像是蒋氏的一个助手或继承人，蒋氏需要在他身边有一个像陈诚这样的，时不时地发出不同声音的人存在。只有这样，才能更加提现出蒋氏的人格。因而，陈诚处于这样一种身份，是不能具有奴性的。

因而，对待胡宗南、陈诚和汤恩伯这三个人，蒋氏利用他们所要达成的目的不同，采取的手段自然也不同。

陈诚 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