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子玉

个人会因为经济问题而破产，王朝也同样会因为财政问题而崩溃，历史上大多数王朝的灭亡基本上都是因为财政出了问题从而引起了整个系统的崩溃，大明，也同样没走出这座围城。

经过1348年到1368年这二十年的战争洗牌，元朝构建的旧有秩序被打破的同时，土地的供需关系也发生了改善，朱元璋建立的大明是一个土地充沛、人口锐减，人人都能获取生产资料的时代。

本质来说，王朝更迭解决的就是生产资料的问题，是对土地的重新分配以平衡供需关系，缓解社会矛盾。

所以，建立大明的朱元璋也能够利用对土地的合理分配控驭天下，以最小的成本治理帝国。

开国之初，宋讷就建议太祖：“鉴于蒙古的边患未除，所以就不得不在北边驻扎大量军队，而从东南运输粮食成本又太高，走海路又容易遭受风暴，建议效法汉朝的赵充国在边境进行屯田，如此就可以同时解决粮食和守边问题。”

屯田属于历史经验，赵充国、曹操、孙权、诸葛亮、邓艾这些人都曾实践过，且都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所以，后世之人拿起来就能用，不存在验证的风险。

太祖为了养军，也就采纳了宋讷的建议，在边地实行屯田，规定：边军以三分人守城，七分人种地。完了内地卫所也复制了这种做法：以二分人守城，八分人种地。

永乐年间，东自辽东，北抵宣大，西至甘肃，南至滇、蜀，只要是大明设立卫所的地方基本都在推行屯田，就是交趾这样的极远之地也在推行屯田。

在军屯之外，大明还同时推行商屯，就是商人雇人开垦闲地进行耕种，收获之后用粮食换取盐引，然后又拿着盐引到盐场取盐，通过经商获取利润。

利用军屯和商屯，大明实现了养兵百万而不用朝廷花钱的目的。这也是太祖政治手笔的最大骄傲。

当然，这也是建立在国初人口相对较少、土地相对充沛、供需关系不紧张、大明的乡绅阶层还未完全崛起的前提下的。

任何一个通过战争建立的王朝都能相对轻松地解决土地的分配问题，这是规律。

但在时间的重力下，一切设计都会变形，大明的军屯制度也没经受住时间的考验，逐渐废弛，主要原因有三点：士兵们被长官当作杂役使用没有时间经营土地；卫所的屯田逐渐被地方豪强所侵占；各卫所出现大量士兵逃亡的现象。

土地兼并是历代王朝都很难解决的痼疾，大明也没法避免。但卫兵被用作杂役就是大明自身的管理问题了。太祖之后，卫兵往往成为卫官的私家奴役，甚至还要给朝中权贵种田。卫兵的正常月粮不仅被克扣，还往往要给长官交月钱，以供养上司。

在土地缩水，卫所将士矛盾加深，卫兵的生存遭遇挑战的情况下，就出现了卫兵大量逃亡的现象。我们可以看一组数据：从吴王元年（1367）的十月到洪武三年（1370）的十一月，三年的时间内卫所逃兵数量为四万七千九百余人，到了正统三年（1438），这个数目已经暴涨至一百二十万。

根据监察御史李纯当年巡按山东的报告，他视察了某一百户所，但理应有一百二十人编制的旗军却只剩下了一人。

卫所士兵逃亡现象之严重由此可见。此时，距离太祖开国才不过短短的七十年。

在军屯、商屯制度崩溃的情况下，朝廷就不得不从国库出钱以供养军队，这部分支出称为年例。

正统十二年（1447），朝廷给辽东的饷银为十万两，宣大为十二万两。可是，此后这个数据却是不断暴涨的节奏：正德年间，诸边年例增加至四十三万两；嘉靖年间，年例增加至二百八十万两；万历初年，九边的年例已经增加到三百六十一万两，后来更是增加到三百八十余万两...

大明的养兵成本是越来越高，已经超出了朝廷的承受能力。嘉靖五年（1526），朝廷的岁入银为一百三十万两，但支出却高达二百四十万，嘉靖二十九年（1550），岁入银为二百万两，但边费一项就高达六百余万，严重的财政赤字。

再加上倭寇、蒙古边患、地方农民起义，大明花钱的地方是越来越多，用隆庆初年大臣马森的话来说就是：“边军数量已经严重少于从前，国库的收入也是越来越少，但花费却是以前的数倍。”

为了解决财政问题，朝廷就不得不加税，弘治八年（1495），尚书马文升就以大同的边警为由，讨论给南方加税的可能。

嘉靖二十九年（1550），蒙古俺答入侵，为了解决兵饷问题，朝廷就实行加税，征银一百一十五万。这种加税行为被称为加派。

蒙古的边患导致大明的军费居高不下 图源/剧照

为了解决东南的倭寇问题，朝廷又将浙闽的田赋加至四十万，但倭寇之患被解决之后，税赋的额度却并没有进行调整，恢复到此前的征收标准。

此后，大明解决战争问题从来都是靠加派，比如，万历二十年宁夏的哮拜造反，还有用兵播州，又有打了七年的朝鲜战役，军费支出高达一千余万两，全是通过加派所得。

当然，在加派之外，朝廷还有新的手段，就是派遣御史去搜括地方库藏，加派和搜括是明朝解决财政危机、应对战争的两大惯用手段。

将压力全都转移给了百姓。《明史》的原话是：“朝鲜用兵，置军天津，月饷六万，悉派之民间。”

结果是，赋税相较二十年前十增其四，富民数量是十减其五，到万历四十六年（1618）辽东兵起时，又接连加派到五百二十万两。

当一项制度被援引并取得效果之后，往往就会成为定制。明朝前期应对战争的方案是加派，在辽东兵起之后所能想到的办法依然是加派——户部尚书李汝华援引平定倭寇、征讨播州的案例，对田赋亩加三厘五毫，明年又加三厘五毫，后年在兵部和工部的请求下又加了二厘，前后增加赋税五百二十万。

和之前一样，加了就下不去了，就成为了定制。

但由于战争面的不断扩大，明朝财政还是愈发困难，边地的军饷是被一再拖欠：从万历三十八年（1610）到天启七年（1627），所欠边军年例为九百六十八万五千五百七十一两七钱三分。

此时的大明已经到了口袋空空的境地，用杨嗣昌在万历四十七年（1619）所上的《请帑稿》中的原话来说就是：“今日见钱，户部无有，工部无有，太仆寺无有，各处直省地方无有。”

户部、工部、太仆寺、地方都没有钱，而且，已经将挪借、加派、搜括这些手段都用尽了，已经到了没有办法解决的地步。

此时，只有万历的内库有钱，朝臣紧急呼救皇帝，但万历理都不带理。

大明是朝廷穷，皇室富 图源/剧照

这里有必要提一句，要不是张居正在万历初期进行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改观了明朝的财政状况，大明很可能在万历手里就崩了。

在财政已经相当困难的情况下，明朝皇室的开支却是居高不下，皇帝结婚、皇子成婚、公主出嫁、藩王出镇...皇室花钱的地方是越来越多。万历皇帝呢，不仅不拿出内库的存银，还一再从国库中索取银两。

这也就罢了，万历还派出太监去地方经营矿资源，以进一步增加内库的收入。

大明群臣摊上这么个皇帝也是醉了，怪不得文官群体后来会非常决绝地抛弃了崇祯。

而军饷支出却还是不断上涨的节奏，天启年间又比万历年间涨了六十万。由于新兵比旧兵的军饷多，所以往往发生在征兵时老兵窜入新兵队伍领饷的事，这样一个人就占用了两个名额，导致朝廷出钱越多，所征的兵却越少。

只能说，随着时间的跨度越大，各种制度的漏洞也就越大。

这里还必须得强调一点，由于卫所军人素质的下降，朝廷是不断征兵以应对内外战争，在军屯制度早已崩溃的情况下，大明财政不仅要支付新兵的军饷，还要供养卫所军人，财政压力是居高不下。从泰昌元年（1620）十月到天启元年（1621）十二月，这十四个月的时间区间，辽饷就支付了九百二十五万一千余两，是泰昌年间年收入的三倍。

到了崇祯年间，各种社会矛盾统一爆发，大明不仅有建州女真的外患，还有内部各地蜂起的农民起义，导致朝廷征兵数量是越来越大，财政压力也是持续攀高。崇祯二年（1629），户部尚书毕自严上疏言：“除去辽饷，诸边所需年例为三百二十七万八千两银，将岁收全部用来支付军费，也只能够解决三分之二的问题。”

对于此种情况，朝廷所能想到的办法只能是继续加派，提高税赋额度，在已经加派九厘的基础上再加三厘，共增收一百六十五万四千余。

崇祯三年（1630），朝廷所需支付的新旧兵的饷银总数为八百七十余万，而当年的岁收却只有七百余万，还差了一百六十万。

加派的后果是，内部的农民起义越来越多，而朝廷又不得不大量征兵以应对蜂起的起义军。崇祯十年（1637），增兵十二万，加派饷银二百八十万，名为剿饷。

此时，朝廷增税的方式分别有四：因粮、溢地、事例、驿递——因粮是在旧有征税额度上加派；溢地是重新测量土地，对多出来的土地进行征税；事例是富人花钱买监生；驿递是裁撤驿站的编制以节省开支。

李自成就是被裁撤者之一 图源/剧照

总之，朝廷在财政压力下是想了各种各样的办法来增加收入。但大明内部的烈火却是越烧越旺的节奏。

崇祯十二年（1639），又计划练兵七十三万，练兵的费用自然又需要加派，需要七百三十万的饷银，名为练饷。

行文至此，笔者不得不对大明朝增加财政收入的方式总结一下，以手段来划分分别有：挪借、加派、搜括；以目的来划分分别有：年例、辽饷、剿饷、练饷。

这些收税名目像一座座山一样压到了本就脆弱的大明百姓的身上。只能说，做大明的百姓好难。

据统计，从万历末年到崇祯末年，辽饷共加派四次，加上剿饷、练饷，总共增派税银一千六百九十五万两。

大明朝已经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朝廷为了解决农民起义、解决东北边患不得不大量征兵，为了支付高昂的军费又不得不加派，农民在没法生存的情况下就踊跃加入了农民起义军，朝廷在起义烈火越烧越旺的情况下又不得不征兵...

大明，崇祯皇帝完全无法走出这座没有出口的围城。

结果是，李自成喊了一声“从闯王，不纳粮”，农民都将自己融入了农民起义的浪潮中。

崇祯在绝望的情况下，只能天子死社稷。

写文不易，看完记得点个“赞”。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