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福田赳夫在官邸举行宴会欢迎邓小平一行

1978年10月22日，一架尾翼上印有红色五角星的中国专机缓缓降落在东京羽田机场。

就在飞机降落之前，东京羽田机场早已是人山人海，日本外相园田直更是早早等候在那里。

就在飞机降落后不久，园田直却突然做出了一个决定，他改变了礼宾官员一开始制定的在舷梯下迎候贵客的计划，转而登上舷梯进入机舱，他的突然举动，也让在场许多的日本礼宾官员措手不及。

而能够享受这一破格待遇的，正是受邀赴日访问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以及其夫人卓琳。而邓小平此行除了访问外，更重要的是出席中日两国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换文仪式。

中日两国历史上极具意义的时刻也就这样到来。

事实上，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中日之间就开展了经济间的交流，也因为双方不断的探求沟通的渠道，中日关系一直都在不断缓慢的推进中，到六十年代中期，日本已经取代了苏联成为了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自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后，日本也开始追随美国，探寻中日关系正常化的道路。

1972年9月27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中日双方于9月29日发表《中日联合声明》，宣布双方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在双方努力下，中日双方于1978年8月12日，中日签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时任日本首相的福田纠夫在电视机前观看了签字仪式后，意味深长的说了一句：

“日中之间的木桥变成了铁桥，今后运东西方便多了。”

而中日关系的变化也极大的推动了中美关系的变化。

邓小平访日期间，时任中国驻日大使的符浩也陪同在身旁。

一直到时隔多年后，他仍然对当年的往事印象深刻。

2004年，符浩在接受采访时，还指着邓小平乘坐新干线以及气垫船时的照片说：

“这一次访日，除了政治性的活动，他走访最多的是钢铁厂、汽车厂、电器厂等这些日本的大企业。各种新技术他都要尝试，又坐气垫船、又乘新干线。回国就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了。”

不过，在谈到后来中美建交时，符浩身上还发生了一件特别有趣的事。

图|符浩

据撰写《从黄土地上走来的外交家》一书的作者郝瑞回忆，符浩曾饶有兴致的讲了两个小故事。

1977年3月，符浩调任中国驻日大使，也就是在日本期间，符浩同美国驻日大使曼菲斯尔德之间有着不错的私人关系，双方是相识多年的老友。

当时，中日之间正在为推动《中日联合声明》不懈努力，也几乎就是在同时，中美之间也在致力于推动双方关系。符浩也很留意曼菲斯尔德随时透露出来若有若无的信息，以便于将消息反馈到国内。

一天，符浩在大使馆接到了电话，只听电话那头曼斯非尔德说：

“老朋友，我将卷铺盖回家了。”

作为一个外交家的政治敏锐感，符浩很明显的从中听出了一些话外之音。

也就是在不久前，美国刚刚完成一次换届选举，吉米·卡特通过一番艰苦作战，以微弱优势击败了福特出任了美国第39任总统。按照以往的惯例，新总统上任，一系列的政策都应该会随之而改变，这是毋庸置疑的。

面对老友的离开，符浩也显得有些伤感，在电话里就约定，他将在中国大使馆设宴，为曼斯非尔德送行。

图|《黄土地上走来的外交家》

然而让符浩诧异的是，当天晚上，曼斯非尔德容光焕发的跑来，也就是在吃饭间隙，他悄悄贴在符浩耳朵边说了句话：

“老朋友，我不走了。”

符浩大吃一惊，在严肃的外交场合，一个驻外大使的去留怎能如此草率。

只见曼斯非尔两手一摊说了一句：

“下午2时接到电报，改为留任。”

通过这一简单的变化，符浩立马就意识到，中美之间的关系将发生重大变化，于是举起酒杯一改往日的儒雅：

“送行饭改为留任饭。干！连干三杯！”

整个宴席间，宾客之间欢声笑语不断，曼斯非尔德似乎也有意透露更多消息，趁着酒醉不断的与符浩交流。

“请问阁下，你觉得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怎么样？”

尽管中美1972年就联合发表了《上海公报》，但当时尚未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因此中美双方只有联络处，在尼克松与福特当政期间，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也换了三个主任，值得一提的是，后来当上美国总统的乔治·布什也当过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

图|乔治·布什

老布什曾担任过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曾亲身经历了中国重返联合国，并恢复了合法席位，极具政治敏锐的他意识到在未来岁月中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于是在福特提供的职务中，他毫不犹豫的选择来到中国。

1977年5月，时任美国总统的卡特将刚刚卸任美国汽车工人联合工会主席伍德科克派往中国出任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

不过，符浩并不熟悉伍德科克，面对曼斯非尔德的话，他也只能随意的说道：

“接触不多，反应一般。总之，一句话，还可以吧。”

当天的宴会在一种极为友好的氛围中进行，曼斯非尔德也说了不少的话，诸如某人喜欢喝酒，某人可能担任第一任美国驻中国大使。

曼斯非尔德一系列看似不经意的话，却透露出来不少有用的信息，引起了符浩高度的重视。

1972年2月，尼克松的破冰之旅揭开了中美关系崭新的一页。

尼克松自上台之初就致力于改善中美关系，并且在访华期间承诺：

“只要我能连任第二届总统，就一定实现两国关系的正常化。”

图|1972年2月2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

然而毛主席高瞻远瞩，他绕有深意的对尼克松说：

“公报是发表了，路还长哪！我和你怕都看不到那一天啦。”

1974年8月9日，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被迫辞职，副总统杰拉尔德· 福特继任美国第38任总统。

尽管福特上台后，遵循《上海公报》的原则，保持对华政策不变，但福特并没有尼克松那般战略眼光，于是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也减缓了不少，当时出任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的布什曾表示：

“就此事（中美建交）的紧迫性来说，我认为我们有很大的余地，可以按照我们自己的考虑和这个国家的政府的考虑而定。因此，在中美关系上，美国并不十分着忙。”

图|1975年12月1日，美国总统福特访华，邓小平到机场迎接

1977年1月，卡特出任美国总统后，重新启动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

有意思的是就在卡特上台后，邓小平曾说了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他（指卡特）成为中国人的朋友简直就是命中注定。”

因为卡特的生日是10月1日，恰好与中国国庆节同日。

果不其然，卡特就任美国总统后，在记者招待会上当众宣布：

“我将迅速朝着同中国关系正常化的方向前进。”

不过，卡特之所以做出如此决定，主要同当时国际形势有关。

从七十年代中期以后，美苏关系从原来的缓和重新转向紧张，面对苏联人咄咄逼人的态势，美国迫切需要中国的力量来增加天平上的砝码，卡特的顾问班子认为：

“中美关系的变化有助于美国与苏联打交道时获得战略上的优势。”

图|卡特

更重要的是，当时中国巨大的市场对美国的资本家而言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但当时中国的市场都被欧洲和美国占据，面对这一态势，美国的资本家们也都坐不住了，纷纷要求政府积极推动中美关系的发展。

卡特对于推动中美关系显得十分上心，因为他不了解尼克松与福特任职期间对中国谈判的情况，特意委派时任白宫国家安全中国事务专家奥森柏格，对过去美国同中国之间的谈判记录做细致审查，奥森柏格花了很大的功夫，整理了一份详细的备忘录递到总统办公室。

1977年4月，卡特派他的儿子奇普随团访问中国，仅仅四个月后，卡特就又派了国务卿万斯带着他们起草的美中建交公报草案访华。

尽管中国也致力于推动中美关系的转化，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绝不含糊。

当着万斯的面，邓小平直截了当的指出：

“如果要解决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干干脆脆就是三条：废约、撤军、断交。为了照顾现实，我们可以允许保持美台间非官方的民间往来。至于台湾同中国统一的问题，还是让中国人自己来解决，我们中国人是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的，奉劝美国朋友不必为此替我们担忧。”

图|布热津斯基访华

1978年5月，卡特派时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布热津斯基访华。

布热津斯基是极力主张卡特打“中国牌”的人，所以这次临行前，卡特也嘱咐他：

“我希望你这次中国之行富有意义，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你应该向中方说明，在这些问题上，美国已经下定决心了！”

1978年5月21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布热津斯基。

布热津斯基为邓小平风趣幽默的言谈折服，后来邓小平访美期间，布热津斯基还专程在家设宴欢迎邓小平到来。

他在日记中坦言：

“别看邓小平身材矮小，胆识可大呢。他一下子就把我吸引住了。他生气勃勃，机智老练，思想敏捷，谈笑风生，气派很大，开门见山，一席话使我懂得了他在政治生涯中屡经浮沉而不倒的道理。更重要的是，他的胸怀和魄力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图|万斯、卡特和布热津斯基

布热津斯基访华两个月后，即1978年7月，中美两国开始在北京举行建交谈判。双方约定由时任中国外长的黄华和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负责具体的谈判。

因为中美双方都对推动关系正常化而积极努力，所以整个谈判的过程十分顺利。

不过有意思的是，当时美国就中美关系正常化同中国谈判，是绕开国会进行的，甚至没让国务院插手。

1978年8月，卡特在他的一篇日记中解释了这样安排的原因：

“国务卿万斯起誓要保守秘密。我决定不让国务院知道谈判细节，免得国会和公众知道以后会提出强烈反对……大部分发给邓小平的建议和答复都是我和布热津斯基亲自起草，从白宫直接发给他。”

也就是中美在北京举行建交谈判期间，中日也在北京举行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事务级谈判。

1978年8月12日晚7时，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正式举行了中日两国和平友好条约的签字仪式，邓小平于百忙之中出席了签字仪式。

1978年10月22日，邓小平对日本进行访问，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领导人首次访日。

图|邓小平

也就是邓小平访日的第二天，国内就发来消息：

“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约见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有要事相谈。”

心知消息的重要性，符浩不敢怠慢，立即用大字将电报的内容抄写下来，因为在国外，这种涉及机密的消息不能读出来。

当符浩赶到邓小平住处时，邓小平才刚起床，警卫将他拦在门外，符浩只说了三个字，警卫立即转身进去通报。

“有急事。”

邓小平急匆匆起来，只穿着睡衣就在卧室里接见了符浩。

看了符浩递上来的电文后，邓小平略一沉吟，随即在纸上写了八个字：

“回答国内，回去就见。”

值得一提的是，时任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的伍德科克，是赞同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

当初卡特派他到中国，本质上也相当于是向中国释放善意，卡特认为：

“我选上像他这样一个在美国社会中有地位的人，也是给中国发出一个明显的信号，说明我们想要建立更密切的关系。”

图|时任美国国务卿万斯

1977年8月，卡特派时任美国国务卿的万斯访华，万斯对于推动中美关系并不热心，因此双方的会谈并不顺利。

在万斯访华后不久，邓小平向报界发表了措辞极为严厉的讲话，卡特也只能无奈的搁置原来的计划。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卡特选择暂时搁置中美关系正常化还有其他的国际因素，这里暂且略过不谈。

伍德科克当时对万斯以及卡特等美国国内的态度赶到不安，于是第二年趁着回国休假，敦促卡特总统访华，虽然卡特没有采纳他的建议，可却促成了后来主张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布热津斯基访华。

有趣的是，伍德科克在北京工作期间，结识了他的第二任妻子姗伦，后来同姗伦一起在中国登记结婚，并在中国举行了婚礼，并邀请了中国外交部几位负责人一起出席，时任外长的黄华还赠送给伍德科克夫妇咖啡具一套作为新婚礼物。

1978年7月5日，中美两国就建交展开谈判，谈判前后共进行了六轮。

因为双方都致力于推动关系正常化，因此谈判十分顺利，伍德科克也顺势提出约见中国领导人邓小平的想法。

图|伍德科克

1978年12月4日，中美双方进行了又一轮，时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的韩念龙通知伍德科克：

“中国政府认真考虑了卡特总统的提议，赞同将1979年元旦作为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通知。“

与此同时，韩念龙也告诉伍德科克，邓小平答应同他见面的消息，日期就定在12月13日。

伍德科克心里很高兴，立即将消息通知了卡特，卡特总统也意识到，这次见面的重要性，立即批准了伍德科克将要同邓小平会谈的讲话稿，当着美国政府重要成员的面，卡特宣布：

“美国政府决定邀请邓小平在1979年1月访美。美国政府认为，已经到了考虑对中美建交做出最终决策的时候了。”

1978年12月13日上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伍德科克，伍德科克也提到了美国政府邀请他访问的请求，邓小平愉快的接受了邀请。

图《人民日报》1978年12月16日刊载的号外——中美建交

尽管中美建交本身仍然存在重大分歧，但双方关系正常化是在各自做出一定的妥协、让步，共同努力的结果。

1978年12月16日上午10时，中美双方同时在北京和华盛顿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宣布自1979年1月1日起，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同日，卡特总统发表电视讲话称：

“中美建交是“一个历史性协议”，美国“采取这一重要步骤并非出于暂时的策略上的原因或权宜之计，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中国人民是有才能的人民。因此，中国在世界事务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且这种作用在未来的年月中只会越来越重要。”

有意思的是，因为美国决定与中国建交这一决策一直保密，一直到双方宣布建交公报前，美国才把这一消息披露给了台湾当局，蒋经国也只能无奈的发表一个措辞强硬声明以表示不满。

图|邓小平访美

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并按照约定于3月1日互派大使，时任驻美国联络处主任的柴泽明就任中国首任驻美大使。伍德科克也留在中国，成为中美建交之后首任美国驻华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