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百年探索，如今已经可以确认，上古中国“满天星斗”，这种“多元”文化经过融合之后形成“一体”。因此，“多元一体”不仅是民族上的，也是文明上的，是史前中国诸多古族共同努力的结果，并非单独某一古族的成果。

但“多元一体”是宏观层面的总结，那么具体如何形成的呢？本文就此话题作一些探索。由于这一话题太大、而且极具深度，因此本文只是从制陶、农业、天文三个方面作简单介绍，其中或有不足、乃至错误还请包涵。

首先，制陶与其衍生发明

距今263万年前，山西西侯度人举起人类第一个火把。长年用火让泥土变得坚硬，或许这就是制陶的灵感源头。距今2万年前，中国掌握制陶术，位于江西上饶万年县的“仙人洞遗址”，就曾出土过一件陶容器，是公认的最古老的陶器，西亚最早的陶器距今不到9000年。

距今万年左右，农业大发展促进了社会分工，由此或让陶工职业化，同时也出现了对炉温要求更高的彩陶。想要制作彩陶，需要制作矿物颜料，“炉温”至少600至800度，马家窑彩陶的炉温为900~1050℃。而炉温，是一切金属冶炼的基础。下图，义乌桥头遗址陶壶，距今8、9千年。

距今7000年时，中国古人发明“陶轮”，起初是“慢轮”，河姆渡遗址出土过相关遗存，到距今5000多年时，山东大汶口、江浙良渚、屈家岭文化都出现了“快轮”。从技术路径上说，“车轮”理应起源于“陶轮”，中国有更多理由发明车辆，因此车辆起源于西亚值得商榷。

其中，因为制作陶器，古人发现更坚硬的红烧土，由此逐渐演化出“烧砖”。更为重要的是，铜的熔点为1083.4℃，制陶炉温已经接近这一高度，6500多年前的姜寨遗址出现铜器，5000多年前的红山文化出现大量炼铜坩埚，显然不是偶然，而是制陶与炉温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结果。

想让炉温更高，一方面制造更利于燃烧提温的陶窑，一方面改进燃烧材料（春秋战国时肯定已经使用木炭），一方面使用类似风箱的工具助燃（夏商肯定已有相关鼓风器，不然无法炼制那些巨大的青铜器）。更高的炉温出现，奠定制造陶瓷、瓷器、以及冶铁的基础。

总之，制陶、车辆、冶铜、青铜、冶铁等的演化，在中国相对比较清晰，基本上是步步演进，一步一个脚印，是中国长江黄河流域众多文化合力的、融合的、以及需求推动的结果，由此也推动中华文明的发展。西方8900年前才有陶器，且是低温粗陶，最终却突飞猛进，几乎以直线的方式快速演进，速度远超中国，实在不可思议。

其次，农业与其衍生文化

距今1.4万年前，中国制陶术没有太大的飞跃，但农业却出现一个飞跃。位于湖南永州道县的“玉蟾岩遗址”，不仅出土了陶器，还出土了中国最早的人工栽培水稻，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农业。经过至少4000年的探索，浙江金华上山文化时出现稻作产业链，包括各个环节的工具，但当时对水稻的驯化尚在初期阶段，野生稻比例更大。

距今7000年时，中国河姆渡文化的稻作农业进一步发展，已是完全人工培育水稻。同时，该遗址还出土骨耜，即用牛肩胛骨制作成类似铲子的工具挖地。后来，四川金沙遗址出土与今天铲子近乎一样的木质工具，因此铲子的原型在中国。

上文谈到的鼓风装置，古人根据这一原理，最迟汉代时发明扇车或风扇车，是用于清除谷物中的颖壳、灰糠及瘪粒等的一种农具。

关于古代农业工具，同时代的更先进的工具几乎都在中国，其中很多是现代农具的技术原型，比如鼓风机、还有犹如现代自动播种机的耧车。比如，秦汉时期中国已经使用深耕犁，但罗马还在使用浅耕犁，且一直沿用到中世纪。因此，苏美尔、古埃及、古希腊之类文明，缺少发达的农业基础，养活不了多少人口的。别说什么粮食贸易，其他地方农业也很差，到哪买大批粮食？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较大规模的农业生产，需要统筹组织、需要分工协作，这无疑将推动国家的形成。上层建筑的形成，又会进一步推动农业发展，同时上层脱产“闲人”越多，那么艺术、哲学等就会越来越丰富。其中，因为洪水并非单个部落可以治理，大禹治水必须要联系多个部落或古国共同参与，由此为农业生产的治水就推动了王朝的出现。

总之，农业生产的需要，推动农具、水利等的发展，以及促进社会分工、乃至国家形成，还促进了天文出现，这是一个综合性行业，对文明的影响之大远超一般想象。

第三，天文与其衍生文化

天文出现之前，古人肯定会仰望星空，但这种仰望星空更多的可能出于好奇，真正驱动古人了解天文的是农业。上图陶寺遗址观星台模拟，濮阳西水坡表现的是分至四时，陶寺人把一年划分为20个节气，最后古人划分出24节气，可以看到中国24节气的演化。

中国四季分明，一旦错过“农时”，结果不堪设想，因此这就驱动古人必须要尽可能准的掌握“农时”。对此，古人做了很多探索，史书记载有“虞幕听协风（春风）”，还有“律管候气”等，但其中最为可靠的是“观象授时”，即夜观天象、昼用立杆测影，于是天文学就此诞生。

周易中说：“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上，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天文对中华文明的影响，可能比想象的还要大，因为除了天文本身之外，由其衍生出了很多东西，比如以下两点：

其一，衍生出了数学。想要研究天文，必须要有数学，两者密不可分。其中，最典型的是勾股定理，就源自立表测影，即阳光照射“表”（股腿骨，表又称股），在圭尺上“勾”出影子，如此就形成了一个直角三角形，在长期实践中古人发现勾三股四弦五的规律。

其二，衍生出了汉字。绝大多数汉字与天文无关，但最初的汉字应源于天文，其中最典型的是“龙”。现实中没有“龙”，古人是根据天上星象勾勒出“龙”，甲骨文中“龙”就与星象高度一致，而8000年前的查海遗址已有“中华第一龙”。掌握这种造字法后，又据此创造了其他文字。

除此之外，天文还衍生出地理学、建筑学（古代都城布局与天文高度相关），乃至政治等，其中“立中”或“居中而治”的观点影响中国几千年。

综上，中华文明不是突然形成的，而是在长江黄河流域众多文化交融中（苏美尔、古埃及的区域都很小，文化交融的力度要低于中国），一步步由小到大、由简到繁、由此及彼的演化而来，最终形成了一脉相承的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

在此过程中，吸收引进一些西方事物，实属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但并不改变中华文明原生的本色。因为些许西方事物，比如小麦、山羊、车辆、青铜等，有网友就说中华文明是西来的，无疑是以偏概全、混淆表里。其中，青铜技术西来说并非公认，国内还有不少学者认可本土说。

最后，有些物产来自西方，比如小麦、山羊等或有一定道理，但像车辆、青铜技术等，以中国技术基础与演进来看，似乎更可能源自本土。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考古得到的是幸存者偏差的“默证”，考古没有发现不代表实际没有，因此判断一些技术起源，或许也需要考证演化链，据此中国车辆、青铜等起源问题，更不能武断的说“西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