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常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可知进士及第是何等荣耀。然而，同样金榜题名，不同朝代的进士命运却大不相同。清代新科进士平均候补期长达八年，可在明朝，即便是三甲进士也能在三年内谋得一官半职。更有趣的是，有些人宁愿在京城做个七品小官，也不愿意到地方上当五品知州。这是为何？

洪武元年，朱元璋在应天府举行开国大典，可是对于科举考试，他却犹豫不决。朱元璋出身贫寒，深知寒门学子的不易，但他又担心科举会重蹈前朝覆辙。

这一年冬天，朱元璋召集大臣商议科举事宜。李善长站出来说：＂陛下，科举取士乃千年大计，不可轻易废弃。＂刘伯温也附和道：＂科举是天下读书人的希望，也是国家选贤任能的良策。＂

就这样，洪武二年正月，明朝第一次科举考试拉开了帷幕。这一科考试，一甲进士王褒被授予翰林院编修，其他进士也都被分派到各个衙门任职。

谁知道这场考试之后，朱元璋却又暂停了科举。直到洪武四年，科举才重新开考。这一科考试结束后，朝廷颁布了新的授官规定：一甲三名中的第一名可授员外郎，第二名和第三名则授主事，至于二甲前十七名也能当上主事。

洪武十五年，科举终于走上正轨。这一年，朱元璋在奉天殿召见群臣，宣布了一个重要决定：＂从今以后，科举考试要常态化举行。＂随后，他又补充道：＂选官之事，也要有章可循。＂

这时候，礼部尚书宋濂上前奏道：＂陛下圣明。臣以为，进士授官当以甲第为序，品级高下要有定制。＂朱元璋听后连连点头。

到了洪武十八年，朝廷颁布了更加细致的授官规定：第一甲的状元授从六品，榜眼和探花授正七品。二甲进士都是从七品，三甲进士则是正八品。

但真正具有历史意义的变革发生在洪武二十六年。这一年，朱元璋下旨：＂一甲第一名授翰林院修撰，第二名和第三名授翰林院编修。＂从此，状元、榜眼、探花入翰林院的传统才正式确立下来。

为了照顾进士们的生活，朝廷还规定二甲进士在没有授官之前可以享受从七品的俸禄，三甲进士则可以享受正八品的俸禄。这个规定一出，让那些等待授官的进士们至少不用为生计发愁。

这些规定的出台，使得明朝的进士选官制度逐渐走向规范化。每次殿试完毕，吏部都会按照这些规定，有条不紊地安排新科进士的去向。不过，随着时间推移，这些规定还在不断完善，以适应朝廷用人的需要。

永乐二年的一个早春，礼部尚书姚广孝走进文华殿，向朱棣禀报：＂陛下，今年新科进士已经选出，但这些学问再好的年轻人，也需要经过实践历练才能担当重任。＂

这番话引起了朱棣的深思。不久后，朱棣下令在六部设立观政制度，规定新科进士必须先在六部衙门实习半年，方可授予正式官职。这就是明朝独特的观政制度的开端。

观政制度与清代的学习行走大不相同。清代的学习行走往往要三年以上，而明朝的观政期限通常只有六个月。每到新科进士放榜后，吏部便会将这些新科进士分派到各个衙门。

比如永乐四年，一位叫徐本的进士被派到兵部观政。他每日跟随兵部侍郎学习军需调配、边防布防等事务。六个月后，他便被派往南京任职，负责军需调度。正是这段观政经历，为他日后的仕途打下了坚实基础。

观政期间，进士们不仅要学习公文写作，还要参与实际政务。他们要跟随资深官员处理各类文书，参加朝会议事，甚至要下基层体察民情。这种制度被时人称为＂不学而能，不教而成＂。

正德年间发生过一件趣事。一位新科进士在工部观政时，发现漕运河道淤塞严重。他立即写了一份奏折，建议疏浚河道。这份奏折经工部尚书递交御前，很快得到了皇帝的批准。这位进士因此受到朝廷嘉奖，观政期满后便被派往漕运衙门任职。

不过，观政制度也有其独特的规矩。进士们按照殿试名次顺序轮流授职，排名靠前的六个月就能得到实授，而排名靠后的可能要等上两三年。每到这时，京城里就会流传这样一句话：＂六月观政，三年守部。＂

明朝中期，观政制度更加完善。吏部规定，观政进士每月要交一份工作报告，内容包括所学所见、政务心得等。这些报告会作为日后选官的重要参考。

弘治年间，一位叫王鏊的进士在观政期间写了一篇《论吏治》的文章，详细分析了当时官场积弊。这篇文章引起了朝廷重视，很快就颁布了相关改革措施。王鏊也因此被破格提拔为主事。

到了明朝后期，六部衙门每年都会举办一次观政进士的考核。考核内容包括政务处理、公文写作等实务，成绩优异者可以优先授职。这种考核制度一直延续到明朝灭亡。

正是这种富有特色的观政制度，为明朝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官员。他们在实践中学习，在历练中成长，最终成为朝廷的中坚力量。这与清代那种偏重学术的学习行走制度形成了鲜明对比。

成化十二年的一个夏日，吏部尚书万安正在为一桩棘手的事情发愁。一位新科二甲进士杨子器被派往江西任知州，却连续三次上书称病推辞。这种情况在当时并不罕见，许多新科进士宁愿在京城做个七品主事，也不愿到地方上当五品知州。

为何会出现这种＂不慕高官＂的怪现象？这还要从明朝特有的＂两京六部＂体制说起。

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在南京、北京分别设立了完整的中央机构。这种特殊的体制为新科进士提供了更多的京官选择。正所谓＂一人在京，全家沾光＂，京官不仅能够接近权力中心，还能享受到各种特权。

弘治年间就发生过一件有趣的事。一位叫张永的进士被派往浙江任知府，年俸比在京城高出三倍有余。可他还是以＂老母年迈，不便远行＂为由，恳请改任京城主事。

这种争相留京的风气愈演愈烈，以至于到了嘉靖年间，朝廷不得不出台新规定：凡是推辞外任者，必须有确凿的病证，否则将被革去功名。

可即便如此，进士们还是想方设法要留在京城。有的托关系疏通，有的故意拖延赴任时间，更有甚者干脆找大夫开具假病单。嘉靖皇帝对此十分恼火，曾当堂训斥吏部官员：＂为官避事，何以为官？＂

万历年间，吏部侍郎沈一贯在一份奏折中写道：＂京官七品，外官五品，品级虽有高下，而实际利害悬殊。在京为官者，不出门而知天下事，一纸公文可定千里之政。在外为官者，却要面对各种繁琐事务，还要应付上司考核。＂

这番话道出了京官外官的根本区别。在京为官不仅清闲，还能结交权贵，为日后升迁铺路。而外放地方则要面对各种复杂的地方事务，稍有不慎就会落得个治理不力的罪名。

更重要的是，京官们还能享受＂近水楼台＂的便利。正德年间有位叫刘宇的进士，在工部任主事期间，因为一次巧妙地调解了两位大员之间的矛盾，很快就被提拔为郎中。这种机会在地方上是根本不可能有的。

到了明末，这种偏好已经形成了一种怪圈：品级越低的京官反而越抢手，致使一些五品以上的外任空缺难补。崇祯皇帝为此还专门下旨，要求吏部严格执行选官制度，不得徇私舞弊。

这种京外之争一直持续到明朝灭亡。而那些好不容易留在京城的进士们，也未必就能如愿以偿。有的在京城蹉跎岁月，直到致仕还是个七品主事；有的虽然官运亨通，却在党争中落得个罢官归乡的下场。

弘治元年春天，吏部衙门前挤满了前来报到的新科进士。这时，一位名叫陈琛的三甲进士站在角落里，默默等候着自己的任命。由于名次靠后，他已经做好了长期等待的准备。不曾想，这个看似不利的处境，却让他意外地搭上了一趟直通京城的便车。

原来，像陈琛这样在吏部等待授官的进士被称为＂守部进士＂。这个词最早出现在正统年间的一份奏折中。当时吏部尚书胡濙发现，有些进士因排名太后，迟迟得不到任命，生活十分困难。于是他向皇帝建议，给这些人一些特殊照顾。

弘治皇帝采纳了这个建议，专门下了一道旨意：凡是在吏部候补超过一年的三甲进士，可以优先安排京城的中低级职务。这道旨意一出，立即在京城掀起了不小的波澜。

要知道，在当时能够留在京城任职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事情。那些名次靠前的二甲进士们不得不到外地任职，可这些排名靠后的三甲进士反而能在京城谋得一官半职，这种反差着实让人啧啧称奇。

正德三年，一位叫王锐的守部进士经过两年等待，被任命为太常寺典簿。这个官职虽然品级不高，却是实打实的京官。更重要的是，他不用像那些外放的同科进士一样，要经历漫长的赴任之苦。

到了嘉靖年间，守部进士的待遇更是水涨船高。朝廷规定，这些人除了可以获得正常的俸禄外，还能享受一些特殊待遇。比如参加科道官的推荐，有机会直接升任京城各衙门的中层官员。

万历年间就出现过一个有趣的现象。一些二甲进士得知自己即将被派往边远地区任职，竟然主动请求降为三甲，好留在吏部候补。这种＂以降求安＂的做法虽然看似荒唐，却实实在在地反映出守部进士的职位有多么抢手。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这些守部进士往往能获得意想不到的升迁机会。隆庆年间，一位叫徐贯的守部进士在吏部候补期间，因为帮助整理档案的表现出色，直接被擢升为文选司主事。这种破格提拔在当时并不罕见。

到了明朝后期，守部进士甚至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虽然暂时没有正式官职，但因为常年待在吏部，反而对朝廷的人事调配了如指掌。不少大员都愿意与他们结交，以便打听消息。这也让守部进士在不知不觉中获得了意想不到的人脉资源。

崇祯年间，一位老进士在回忆录中写道：＂当年同科共六十人，如今回首往事，反倒是那些守部的同年混得还不错。他们虽起步较晚，却都在京城站稳了脚跟，有的已经做到了给事中，有的也当上了郎中。反观我们这些早早就外放的人，能回京城述职就已经是莫大的欢喜了。＂

正德六年春天，礼部大堂上正在进行一场特殊的仪式。新科进士们按照名次排列，恭候吏部官员宣读任命。一位叫张潮的二甲进士刚刚得知自己被任命为工部主事，立即向吏部官员叩头谢恩。从科举考试到正式授官，他只用了短短三个月时间。

这种迅速的选官速度，在清代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康熙年间的一份档案记载，一位叫顾嗣协的二甲进士从中试到得到实缺，整整等了十二年。这种悬殊的差距，充分体现了明清两代进士选官制度的不同。

嘉靖年间的一位御史在奏折中写道：＂我朝二甲进士授官，品级起点为正七品，三甲进士也有正八品，实在是前所未有的优待。＂这番话确实不假。到了清代，除了一甲三名外，其他进士往往要从最低品级做起。

万历年间发生过一件趣事。户部尚书张学颜向皇帝推荐一位三甲进士赵世祯任职。皇帝问：＂此人才能如何？＂张学颜答道：＂此人虽是三甲，但已在吏部观政一年，深谙政务，堪当重任。＂这种情况在清代是很难出现的，因为清代的进士往往要经过多年的学习行走才能真正开始做事。

正统年间，一位叫王敏的进士因为在观政期间表现出色，仅用半年时间就从候补主事升任为郎中。而到了清代，这样的升迁速度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乾隆朝的一份奏折显示，即便是二甲进士，从主事升到郎中一般也要十年以上。

弘治年间的吏部尚书李东阳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朝进士选官，讲究及时用人。有才能者当即授予实职，不可使其久候。＂这种用人理念与清代形成鲜明对比。清代不仅选官程序繁琐，而且往往要等待多年才能得到实缺。

明朝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就是给进士们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机会。崇祯年间的一份档案记载，一位叫吴维新的二甲进士因为不愿意外放，主动请求改任京城七品主事，吏部很快就批准了他的请求。而在清代，进士的去向往往由朝廷强制分派，没有太多选择的余地。

隆庆年间，一位老臣在给皇帝的奏折中这样写道：＂祖制优待进士，使其各得其所。有愿入京为官者，准其入京；有愿外任建功者，准其外任。此乃我朝独有的美意。＂这种灵活的选官制度，在清代的八股科举时代几乎完全消失了。

到了明朝末年，虽然朝政日渐衰败，但进士选官制度依然保持着相对的优越性。那时候的进士们，从殿试完毕到正式授官，一般不会超过三年。而到了清代康熙年间，一位新科进士在日记中写道：＂同年六十人，十年之后方得实缺者，尚不及半数。＂这种巨大的反差，足以说明明清两代进士待遇的高下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