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民国十八年（编者按：应为民国二十二年），山东滕县安上村（编者按：即今滕州市木石镇安上村）出土铜器多件。后归山东省立图书馆保存。凡十有四件：鼎二，簋鬲各四，匜盘罍壶各一。当时王献唐先生曾发表论文，对诸器年代，及邾国史事，有所论述。大体本《公羊传》邾国有三之说以立论，断诸器为滥国之物，其作期在西周。（齐鲁大学《国学汇编》）此外则鲜见对滕县铜器有所论列者焉。馆藏珍品，外人鲜得寓目。而余之获与诸器相值，系在二十五年十月，该馆新藏书楼落成，行开幕礼，始将秘置多年之铜器，全部陈列。予因获得赏鉴。本文之作，只据参观时对诸器之简略笔记，若夫器形照片，以及铭文拓本，则无由寻购。至于持论方面，乃提供旧日所怀之浅薄意见，献疑而已，非敢自谓必是也。

二、 滕县铜器群之年代

关于滕县铜器群之作人，予与王献唐先生之意见大相径庭。至其作期，王先生断为西周后期，余则定为春秋初年。本文前半，思将所恃以定诸器为春秋初年作物者，如世人告。余说若立，则王说自将发生动摇矣。

（甲） 花纹 余对铜器断代所用之方法，仍本旧规。不外由花弦，器形，文字各面，比较研究。滕县铜器之形制，与通常习见之周代中叶彝器，无有差异。至其花纹，则颇与春秋初年之器纹，呈同一色调。滕县铜器之花纹如下。

鼎二 花纹同。缘作夔纹、腹作鳞纹，中有弦纹一道。

簋四 花纹同。（第二器失盖）全身作瓦纹，足作三兽首下垂，两耳作兽首衔环。

盘一 缘作环纹，腹有弦纹一道，足有弦纹二道。

匜一 缘作环纹，腹作瓦纹。

鬲四 花纹同。肩作环纹，腹纹不清，三足有棱。

罍一 肩作云纹，腹作盘云纹，两耳。足有土蚀，花纹不清。

壶一 缘腹俱作盘云纹，两耳有小兽首。足纹不清。

总览滕县铜器所表现之花纹，不出（一）夔纹，（二）弦纹，（三）鳞纹，（四）瓦纹，（五）环纹，（六）云纹，（七）盘云纹数种。并为西周末年及春秋初期习见之花纹，无甚奇特。西周末年铜器，其年代特显者，若毛公鼎作环纹，颂壶作盘云纹，而春秋时器，宗妇盘作云纹，晋公盦作盘云纹，杞伯鼎作鳞纹，郑虢仲簋作瓦纹，并可据以推断滕县铜器三年代。郭沫若《彝器形象学试探》以恭懿以后至春秋中叶为铜器之“开放期”，其言曰：

开放期之器物，鼎、鬲、簠，簋多有之。……盘匜初见。钟镈之类，渐多。形制率较前器简便。有纹缋者刻镂渐浮浅，多粗花。前期盛极一时之雷纹几至绝迹。饕餮失其权威，多缩小而降低于附庸部位。夔龙夔凤等，化为变相夔纹，盘夔形，变相盘夔纹。而有穷曲纹，起而为本期之领袖。

滕县铜器之形制及花纹，与郭氏所言“开放器”之形制，大相吻合。滕县铜器中有盘，匜，有夔纹，有穷曲纹。郭氏所言“穷曲纹”，即本文所言之“盘云纹”。惟盘云纹虽为此时期之特色，但不见即为领袖也。拙著《新郑铜器为战国作物考》曾论及春秋时代之器物花纹曰：

春秋时期，以蟠夔纹为主。间有蟠云纹、蟠虺纹、瓦纹、云纹、弦纹、鳞纹。蟠虺纹偶一见之，但不敢确定为此时器

拙文似较郭氏所画之时代为窄，而滕县铜器花纹，乃颇与拙论春秋器纹相符合。然则定其春秋初年作物，实不见龃龉。况除此而外，尚有其佐证，或可愈使拙论得以加强也。

（乙）字势 滕县铜器，类有铭文、足以考见作器者之名氏。吾人复就诸铭之文字作势核之，亦见其应属春秋初年作物。兹录诸器之铭文于次：

（一）鼎一 “邾义白赢尊鼎。其万年眉寿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

（二）鼎二 铭同上。但有泐文。

（三）簋一 “孟辟父作玄白□滕簋八，其万年子孙永宝用。”（盖文如此，器底文不清晰。）

（四）簋二 器底文同簋一，但有泐文。失盖。

（五）簋三 “孟辟父作宝簋，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器盖文并如此）

（六）簋四 盖字漫灭。器铭同上，甚清晰。

(七) 盘 亨叔作孟赢盘，“其子子孙孙永宝用。”（“其”字泐。）

(八) 匜 “作子……匜永”四字可识。“永”下“宝用”二字，只余残形。

(九) 鬲一 “寺白作□申□鬲。”

(十) 鬲二 铭文同上。

(十一) 鬲三 铭文同上。泐“鬲”字。

(十二) 鬲四 无铭文。

(十三) 罍 无铭文。

(十四) 壶 无铭文。

今由滕县铜器铭文言邾义白，而今日滕县一地，在春秋时代，有一部为邾国领土，由是颇疑滕县铜器，有为春秋初年邾国作物之可能。邾国史事，春秋以前，记载不详，莫由详究。及入春秋，其事迹始备于《春秋》与《左传》二书。今据二书所记，可以考见邾国国君主之世次如左：

(一) 邾仪父名克。真本《竹书纪年》作庄公，卒于鲁庄十六年。

(二) 邾子琐。卒于鲁庄公二十八年。

(三) 邾文公名蘧篨。卒于鲁文公十三年。

(四) 邾定公名貜且。卒于鲁成公十七年。

(五) 邾宣公名。卒于鲁襄公十七年。

(六) 邾悼公名华。卒于鲁昭公六年。

(七) 邾庄公名穿。卒于鲁定公三年。

(八) 邾隐公名益。无道，为吴所废，立其子公子革。鲁哀廿二年，隐公借越力归国，又无道，二十四年，越人执之归，而立公子何。

（九） 邾子何在位年数不详。

自鲁隐公至哀公二百余年间，邾国君主之承袭，及其在位年限，皆可考知。晚今出土铜器，多有邾国作物，核铭文，亦有见于书册之邾君所作者。此于比较文字作势上，有极大之助力焉。

传世铜器有邾公、邾公华二钟。即春秋所载邾宣公、悼公二人之作物。兹以年代显明之器文为主，持与滕国铜器铭文相较，颇足窥见滕县铜器之年代，应在其前。传世铜器，又有邾伯御戎鼎及邾伯鬲二器，前者乃郭沫若氏疑为春秋稍前之作物者也。（《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滕县铜器之文字作势，乃与邾伯御戎鼎诸器文相近也。

（丙）人名 就花纹，字势两方面观察，余断滕县铜器为春秋初年作物，不见有何反证，足破余说，而滕县铜器铭文所表现之人名，亦恰与书册相合，愈足确定余说之弗谬矣！

滕县出土鼎铭有云：“邾义白作此嬴尊彝。”此邾义白，即《春秋》鲁隐元年所记“三月，公及邾义父盟于蔑”之邾仪父也。何以言之：

（一） 邾仪父之“仪”，三传皆同，无作“义”者。但《汉书·邹阳传》载邹阳上吴王书有云：“使东牟朱虚东褒义父之后”。注引应劭曰：“天下已定，文帝遣朱虚侯东喻齐王，嘉其首举兵，欲诛诸吕！犹春秋褒邾仪父也。”“仪父”可作“义父”，足证仪义二字，古可通用。又《周礼·地官·大司徒》，曰：“五曰，以仪辨等。”注曰：“故书仪或为义，杜子春读为仪。”此亦仪义通用之证。金文中凡仪字皆作义。若叔向父殷，“共明德，来威义。”威义即威仪也。

（二） 古文之“白”，即后代之伯。在甲骨卜辞中，白字涵义有三：一曰色、二曰地、三曰侯伯之伯。（本董作宾《五等爵在殷商》）降及有周，伯字之涵义又广：有作行次用者，若《诗·何人斯》：“伯氏吹壎，仲氏吹箎”是也，有作男子之尊称用者，若此滕县鼎铭之言“邾义白”者，是也。盖伯字作男子之尊称，其谊与“父”字同。金文中亦有其例。若班簋曰：“甲戌。王令毛伯更虢城公服。”又曰：“王命吴伯曰，以乃师左比毛父。”王尊毛伯称之曰毛父，则前所言曰“毛白”之“白”，亦不见为其封爵。金文毛公鼎，有云：“王若曰，父歆”！由此足见称为某父或父某者，乃他人尊之之辞，与自称为某伯者，其义略同。故在金器铭中，曰某某父，或某某伯者，业出迭见，多用为伯子之尊称。则所谓伯也，父也，其义之得相通，可以见矣。说文曰：“伯，长也。”此所谓长，乃泛指一切而言，年长曰“伯”可。一家之长，曰“伯”，亦可。一国之长曰“伯”，亦无不可。傅孟真先生论所谓五等爵有云：“伯者，长也。此说文说，而疏家之用。寻以经传及金文记此称谓诸处之义，此说不误也。伯即一宗诸子之首，在彼时制度之下，一家之长，即为一国之长，故一国之长曰伯，不论其在王国在诸侯也。……至于伯之异于侯者，可由侯之称不及于畿内，伯之称，遍及于中外观之。由此可之伯为泛名，侯为专号。伯为建宗有固者之通称，侯为封藩守疆者之殊爵也。”傅先生论伯如有国者之泛称，颇足助余说张目。余谓伯为男子之尊称者，亦即泛称之谓也。说文曰：“父，巨也。家长率教者。”《诗·大明》曰：“维师尚父，”郑笺曰：“尚父，吕望也。尊称焉。”《史记孔子世家集解》引王肃曰：“父，丈夫之显称也。”父为家长之称，伯亦为家长之称，由家长之引申，国长可称伯，又何以不可称父？（今有称中山先生为国父者，即国长义也。）伯父义既相同，可用父为男子之尊称显称，又何以不可用伯？伯字古读如“博”，（顾氏《唐韵正》）音与父近。（段氏《韵表》同隶第十五部。）男子尊称，或用伯，或用父，音读密迩，亦有以使然也。

据以上二点，则《春秋》所记之邾义父，当即为滕县鼎铭之邾义白，当无可疑。此亦犹毛伯之一称毛父也。滕县铜器为春秋初年作物，此为其较有力之佐证。或是或否，只待忠实于学问之专家评定之。

邾仪父何年即位不可考。但其人于鲁隐公六年见于记述，至庄公十六年始卒，居位已四十五年。逆推其人之降生，亦当在春秋前二三十年之际。至其铸金作器，必在即位之后，是时适当春秋初年也。邾仪父名克，春秋记“邾子克卒，”，注家谓子为其爵，仪父为字。果尔，则字下所附之伯，为尊称，非封爵，当无可疑矣。

三、 邾国之起源与东徙

关于邾国之起源，杜预在《左传释例》“地谱”中，已有论述，其言曰：

邾，曹姓。颛顼之后，有六终，产六子。其第五子曰安，邾即安之后也。周武王封其苗裔邾侠为附庸，居邾。今鲁国邹县是也。自侠至仪父十二世，（《左·隐六年正义》引作“自安至仪父十二世”。）始见《春秋》。齐桓公伯，仪父附从，推爵称子。文公徙于绎。桓公以下春秋后八世，而楚灭之。

杜氏所言邾国起源之事，当为根据《大戴礼》《史记》等书以为说。《帝系篇》曰：

颛顼娶于滕氏，滕氏奔之子谓之女禄，氏产老童。老童娶于竭水氏，竭水氏之子谓之高緺，氏产重黎及吴回。吴回氏产陆终。陆终氏娶于鬼方氏，鬼方氏之妹谓之女隤，氏产六子；孕而不粥，三年，启其左胁，六人出焉。其一曰樊，是为昆吾；其二曰惠连，是为参胡；其三曰籛，是为彭祖；其四曰莱言，是为云郐人；其五曰安，是为曹姓；其六曰季连，是为羋姓。……昆吾者，卫氏也；参胡者，韩氏也；彭祖者，彭氏也；郐人者，郑氏也；曹姓者，邾氏也；季连者，楚氏也。

《史记·楚世家》叙楚之先世，所言与《大戴礼》略同，此外见于《史记索隐》所征引之《世本》，亦作是说。故杜预得本之以论邾国之起源也。惟杜氏所言周武王封邾侠事，未见所据。至言邾为颛顼之后者，亦嫌过于荒远，无所稽考。惟在此传说中，以邾与楚为同出一源，则对吾人重行推测邾国之起源问题，有莫大之启示焉。

颛顼为黄帝之孙，见于《史记·五帝本纪》，但并不敢信为真实人物。惟在春秋时代，其自称为颛顼后者，若楚，若邾，若郯者，并为蛮夷，而非中原民族，此则颇堪注意。楚为蛮夷，人所共知。至郯国，则知者较少。至邾，则恐无人或意及也。《左昭·十七年传》，记郯子之言曰：“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自颛顼以来，不能纪远，乃纪于近。为民师而命以民事，则不能故也。”

《国语·楚语》曰：“及少皞之衰也，……颛顼受之。”少皞之后有颛顼，而郯子以少皞颛顼为先祖，则其起源之传说，盖与楚邾同揆也。《左昭·十七年传》，又记孔子见于郯子而学之，既而告人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设郯非夷人，孔子胡为作此“学在四夷”之语？令簋铭文曰：“唯王于伐楚伯，在炎。”炎即郯也。令殷为西周初年作物，此言周王伐楚，停留于炎，则炎地去楚，当不能远，必不在春秋时代郯国所据之地。（今山东郯城西南百余里，有古郯城，乃春秋郯国之故址。）此亦颇堪注意。至邾之为夷，《左僖·二十一年传》曰：“邾人灭须句。须句子来奔。……成风为之言于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礼也。蛮夷猾夏，周祸也。若封须句，是崇皞济，而修祀纾祸也。’”

此以邾人灭须句，而称为“蛮夷猾夏”其为指邾而言无疑。又《昭二十三年传》，记叔孙诺如晋，晋人执之，（晋人）使与邾大夫坐。叔孙曰：“列国之卿，当小国之君，固周制也。邾又夷也，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请使当之，不敢废周制也，乃不果坐。”是邾为蛮夷，春秋时人，已交口言之矣。

邾地近鲁，何以得称为“夷”，解经者无法求通，乃曰：“邾杂有夷之风。”（杜预《集解》）直扑影之谈也。吾人就《世本·帝系》、《史记》所言邾楚同为陆终之后，（《邾公䤜釛钟》铭文曰：“陆×之孙邾公䤜，作厥禾钟。”王国维以声类求之，谓陆×即陆钟。是邾为陆钟后，邾人已自言之。）及春秋人称邾为蛮夷之事，因疑邾之与楚，在厥初当并为南方民族，故在起源的神话传说上，乃趋于一致。邾之最初领地，当与楚近。及后楚渐庞大，吞食附近弱小，邾人不胜其迫，乃展转东迁，最后乃建国于近鲁之地。余之此等解说，并非全凭推想，亦复略有依据也。

《楚世家正义》引《括地志》曰：“故邾国，在黄州黄冈县东南百二十里。”邾之故国。乃在今湖北黄州境内，足证邾国厥初，系建国于南方，故其国虽迁，而其故城仍旧存在也。《史记·项羽本纪》，记立吴芮为衡山王，都邾。此邾当即邾之故城，《正义》又引《括地志》曰：“故邾城在黄州黄冈东南（百）二十里，本春秋时邾国子曹姓狭居，至隐公徙蕲。”《括地志》此处所言，较前为详。虽其所言邾隐公徙蕲之事，出自凿空，而邾之故城在楚附近，则无疑问。考《春秋》所言之邾，建国于今山东境，《左传》记邾事特详，亦只言及邾隐公之废立事，未及南迁。此当由《括地志》作者，知黄州有邾故城，求其故而不得，因作此南迁之附会，实则非实事也。前于《括地志》之《水经注》，对南方之邾，亦有解说。其言曰：江水又东，迳邾县故城南，楚宣王灭邾，徙居于此，故曰邾也。汉高帝元年，项羽封吴芮为衡山王，都此。

《水经注》谓南方之有邾城，以楚宣王灭邾，徙邾于此之故。是邾之徙，乃在战国之初期也。然请及邾国灭亡问题，汉人传说，即不一致。后于汉人郦道元，其所解更难必真实矣。汉人对邾之灭亡，有二说焉：一谓灭于鲁，一谓灭于楚。赵岐《孟子题辞》曰：

邹本春秋邾子之国，至孟子时改曰邹矣。国近鲁后为鲁所并。又言邾为楚所并，非鲁也。今邹县是也。

汉人两说，并无实据。其言邾灭于鲁者，以“鲁击柝闻于邾，”国土密迩，而邾势弱于鲁，在战国时代，两国又屡次征战，因有邾灭于鲁之臆说。其言灭于楚者，一以楚地又邾城，求其解而不得。一以鲁国灭于楚，邾国当亦不能幸免，因造出楚灭邾迁其君南方之说。于是贯通而无阻矣。孰知其并属测臆无据，而交相乎抵牾！

关于邾国灭于何国，吾人甚憾资料缺乏，不敢遽定。至其亡国之年代，说者亦多纷歧。《汉书·地理志》曰：“驺，故邾国，曹姓。廿九世为楚所灭”，一只言二十九世，不知为若干年。杜预《释例》乃谓春秋后八世，楚灭邾。兹以三十年为世计之，，则邾之亡国，当在春秋后二百余年，是又早于《水经注》所言灭于楚宣王者百余年矣。《孟子·梁惠王下》记：“邹与鲁哄。穆公间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云云，邹穆公能与孟子相接，而向之请教，度其时当在孟子晚年。（孟子约生于周烈王初年，卒于赧王二三十年之间。罗根泽先生《孟子评传说》。）则邾之灭，容当在楚宣王之后矣。《史记·楚世家》记楚人之“好以弱弓微徼，加归雁之上者”，说顷襄王曰：“昔者三代以弋道德，五霸以弋战国。故秦魏燕赵者，鶀雁也。齐鲁韩卫者，青首也。邹鲁郯邳者，罗鸗也。”说客告楚襄王以攻伐之路，而言及“邹鲁郯邳，”足证诸国斯时尚未亡也。由以此言，则邾之亡国，当在战国后期，《水经注》之说误而杜预所言，为得其彷佛焉。

由于《水经注》《括地志》所言黄州有故邾城之故，而并无根据。以是余乃坚信邾国厥初，当在南方。东迁之后，而故城尚留存于黄州也。至其因何东迁，以吾人之推测，当为受楚人侵略之故。《楚世家》记楚熊渠在周夷王（当作懿王）时代，“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乃立其长子庚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鄂在今湖北武昌境，则当楚人拓土之际，在黄州之邾与鄂密迩，当然无法立足，吾意邾之东徙，当在楚人开始迁徙之路线，亦约略可寻。盖邾之迁徙，非只一次，亦非迳至今山东境地。乃系几番移动，始克与鲁为邻也。

传世铜器有方城朱中子尊，其铭文曰：“方城朱中子宝尊”，此器之图形，虽未得见，但就器文观之，知其器当为春秋以前作物。

方濬益《缀遗斋彝器考释》曰：“方城在今河南湖北界上，经信阳之平靖武阳黄岘三关，东抵光州，俗称为界岭。黄川当其南。”方氏误信段玉裁《说文注说》，以黄州之邾，为另一邾国，与鲁之邾无涉，因谓此器之朱为黄州之邾。窃谓邾国之本字，实当作“朱”。此尊所载，适其初形。洎后朱下加如黾作黾，（邾鲁伯愈鬲）（杞伯敏簋）等形，洎后又去黾而易邑旁，作邾（邾公针钟）（古鈢）诸形，再后又音转为“邹”矣。朱下加黾，则以邾曾停居黾地。（详后）朱旁加邑，则为春秋以还习惯，若奠之作郑，余（即徐国）之作䣄，寺之作邿，曾之作鄫，并其例也。今此器铭文言“方城朱中子”，称“子”，与邾为子爵之传说合。邾城在黄州境，今何以窜至河南信阳之方城？此又足为余所假设邾人东迁事之佐证。盖邾人不能留居故土，乃由今黄州北行，其初也，卜居于河南南部之方城。此朱中子尊言方城，是其力证。洎后楚人势力又往北侵，虽方城亦不能居矣乃又往东迁徙。《左僖·四年传》，纪楚屈完对齐桓公之言曰：“君若以德绥诸侯，谁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众无所用之。”此言方城，当即邾人所筑之方城后归于楚，故屈完举以为说。所谓方城者，非如常人之解说，以为四方形之城，若今河南南阳东有方城县，其城建于明代，即作四方形也。（余曾至其地）亦非如服虔之释为方城山。（《史记集解》及《诗疏引》）亦非如洪亮吉之释方城为万城，（即萬城），指为字误。（《春秋左传诂》）《说文》曰：“方，并船也，象两舟，省总头形”。两舟相并曰：“方舟”，两城相并，当亦可称“方城”。则古方城实乃两城相并之称。此等建筑形式，或自邾人创始，而楚人承受其地，以其在建筑上与当时其他城池有异，足资防守，故屈完乃向齐桓公夸耀其方城汉水矣。

邾人北徙方城，而后世所谓黾阨其地者，当亦为邾有。故迁至东方，而仍不忘故土，因以黾配朱而作国名。考《说文》著“鄳”字云：“江夏县”。段玉裁注曰：“县盖以黾阨得名也。《左传》定四年，楚司马戍云，塞大隧直辕冥阨，三者汉东之溢道，总名曰城口。魏晋以后，义阳有三关之塞，三关者：一曰平靖关，亦曰西关。即《左传》之冥阨也，今在信阳州东南九十里，应山县北六十五里。……《吕氏春秋》《淮南鸿烈》皆云天下九塞，冥阨其一。《战国策》《史记》二书，或六黾阨，或云黾塞，或云黾阨之塞，或云鄳隘，或云冥阨之塞，其实黾、冥、鄳一字，阨、隘一字。而《魏策》无忌谓韩王作“危隘之塞”，危即黾字之误也。”据段氏所释黾阨之地望，即在方城附近，其地实为用兵之要塞。但邾人虽得其地，而不能守。故于东徙后，乃加黾朱下，以作国名。容或有以志国耻，图收复于来日之意也。（东北四省已失，但中国地图，仍著其地。邾之加黾作（朱黾）亦或此意。）

邾人既不能盘守于方城，因又率族东徙。但亦非直接徙入今之山东境。其先乃徙至今江苏北部。此可由《说文》对“邾”之解释，推而知之。《说文·邑部》曰：“䣄，邾下邑地。……鲁东有䣄城。”段玉裁注曰：“城当作戎。……䣄戎即《周礼》注所云伯禽以王师征䣄戎，今《尚书》徐夷、徐戎，许郑所据作䣄。……昭元年传，周有徐奄。徐盖䣄戎也。”按书册之“徐”，金文作余，䣄，£，£，诸异文。（参吴其昌《金文世族谱》第七篇）“䣄”之为“徐”，今人并无异辞。徐即周初东夷之一，而为周人所征服者也。金文多言征东夷，（周公东征鼎、小臣£簋等）《书·费誓》言“组兹淮夷，徐戎并兴。”是徐在周初，已建国于东方。惟被周人征服之后，当渐行衰弱，故在邾人东迁之时，乃一度占据徐土。其后不知为徐人所驱，抑邾人自行北邾，乃建于鲁之附近。而徐国则历春秋战国，始灭于楚。惟以邾曾一度居徐土，故在汉代仍留有徐为邾下邑之传说，此等传说并非渺茫无据。余之所测在情理之中，容有可能也。惟邾何时建国于今山东境地，不能确知。但据《国语·郑语》曰：

桓公为司徒，甚得周众与东土之人。问于史伯……。史伯对曰：“王室将卑，戎狄必昌，不可逼也。南有荆、蛮、申、吕、应、邓、陈、蔡、随、唐，北有卫、燕、狄、鲜虞、潞、洛、泉、徐、蒲，西有虞、虢、晋、隗、霍、杨、魏、芮，东有齐、鲁、曹、宋、滕、薛、邹、莒。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则皆蛮荆戎狄之人也。

据韦昭注曰：“桓公，……宣王之弟，桓公友也。宣王封之于郑。”而此已称邾在东方，与鲁滕并举，然则邾之展转避至今山东境，其应在西周宣王以前，似无可疑矣。

关于南方之邾，迁往东方，此只据极希少之资料，构成此假设。而周初封于南方之诸侯，实有东徙之事实。此论发之于傅孟真先生，而附和之于徐中舒先生。徐先生在其《殷周之际史迹之检讨》中有云：

《史记·周本纪》及《鲁周公世家》，谓武王克殷，即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曰鲁，其说至不足据。盖武庚未灭以前，殷人独居朝歌，周人绝不能越其地而有鲁。傅孟真先生《大东小东说》，以为二南当在成周之南，今河南鲁山县及其近地，即鲁初封之邑，今河南郾城召陵诸地，即燕召公初封之邑。以二南所咏之地域证之，其说甚是。盖周初经营南方之事，肇于大王。武王伐纣，鲁人初即驻防于此，故其地有鲁山之名。其后周子应侯封地，仍在鲁山县近地，亦一旁证，武庚既灭，周人势力渐次东徙，于是鲁之驻军，即由鲁山东徙。

鲁之东徙以周人势力远及东方，而徙之东徙，则以受楚之逼迫。原因虽异，而均有东徙之事实则同。此鲁国东徙之事，乃颇足为余论之比照也。

附记邾国的分裂

邾建国于鲁附近之确实年代，若不能知。而要在楚熊渠拓土，伐灭江汉附近小国之后，而在周宣王之前。熊渠之年代，与周懿王相当。（《史记·三代世表》）大抵邾之东徙，为西周中叶以后事，当得其实。邾君始祖曰侠，其人之确实年代，亦不可知。杜预《释例》谓周武王所封，殊无依据。邾在周初，尚为南£蛮夷，未通于周，何由得封。邾自建国于鲁附近后，不知若干年代，传至夷父颜，邾国乃行分裂。杜氏《释例·世族谱下》曰：

小邾国，邾挟（挟字或作侠，作狭，并同。）之后也。夷父颜有功于周，其子友别封为附庸，居郳。曾孙犁始见春秋。从齐桓公以尊周室，命为小邾子。穆公之孙惠公以下，春秋后六世而楚灭之。

杜预谓邾颜别封其子友于郳，其说与《世本》有异。《左传·庄五年正义》曰“卿之上世，出于国。”《世本》云：“邾颜居邾，肥徙郳”。宋中子注六：“邾颜别仲小子肥于郳，为小邾子”。则颜是邾君。肥始封郳。……《世本》言“肥”，杜《谱》言“友”，当是一人。

《世本》言邾颜封子肥于郳，杜《谱》言封友，《世本》时代较早，似可征信，《正义》言封“友”当为一人，乃调停之说也。小邾以居郳地，（春秋时有两郳，一为齐地，一为邾地。《左·襄六年传》曰：“齐侯灭莱，迁莱于郳”，此齐地也。说见陈立《公羊义疏》。因自称郳，《春秋》记“秋，郳犁未来朝。”（《庄五年》）金器有郳伯鬲，是其证。至《春秋左传》称邾曰小邾者，此乃外邦《史记》取别于邾，因冠以“小”。殆犹燕之有北燕，虢之有西虢焉。杜预《世谱》谓至邾友曾孙犁，附从齐桓公以尊周室，命为小邾子，实无根之谈也。鲁庄十三年春，“齐侯、宋人、陈人、蔡人、邾人会于北杏”，无郳人。庄十五年，“春，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会于鄄”，亦无郳人。是年“秋，宋人、齐人、郳人伐邾”。吾人只见郳人不服齐命之记载，并未见其有从齐桓尊周之事。鲁僖七年夏，《春秋》记“小邾子来朝”。杜氏《集解》曰：“无传。郳犁未始得王命，而来朝也，邾之别封，故曰小邾”大既“无传”杜氏何由而知郳为始得王命？凡此所言，其虚妄不实，勿用辨矣！

邾国入春秋以还，已分裂为二，但未闻其分而为三。今人著文，硬指邾国曾分裂为三。此说之误只在不悉《公羊传》之成书，时代过晚，其所言春秋事，多不可信，因误信之而已。邾国有二，春秋时人，已自言之。《左·昭三年传》曰：“小邾穆公来朝，季武子欲卑之。穆叔曰，不可！曹、滕、二邾，实不忘我好。敬以赴之，犹惧其贰，又卑一睦焉，逆群好也。其如旧而加敬焉。”此言“曹、滕二邾”，足证当时邾只有二，若果有三，何以不言“三邾”？《公羊传》所言春秋事，多无可信之价值，此其一端耳。

（《益世报·史学》第5、6期，1939年2月21日、3月7日，第4版。选自颜克成、王嘉淳编校：《昆明<益世报>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

作者简介：孙次舟，原名孙志楫，山东即墨人，193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学系。1937年主编《历史与考古》杂志。抗日战争爆发后，曾先后任教于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金陵女子大学等高校。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四川大学、南充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2000年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