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建立之后，无论是党内还是政坛，领导人排名从来都是被视为“政治风向标”的大事。出席活动、登上媒体时的排名顺序，背后往往隐藏着丰富的深层信息。而周总理多年来不争“第一”、“不当第二”的谦虚务实，也一直都是广受赞誉的高尚品德。

“甘当三把手”

在后世的研究者和评论者中间，流传着一种周总理“甘当三把手”的说法。因为按常规逻辑，一把手的位置相当于“帅”，二把手的位置留给接班人，而总理一贯甘愿退居到三把手甚至更后的位置，这被视为一种“伟大的谦虚”。

新中国建国后，党内领导人的排名顺序虽有变化，但在某个时间节点上，这一细节却始终都是清晰明确的，不存在模棱两可的情况。最有代表性和传奇性的事例发生于1957年的莫斯科，毛主席在赴苏出访时与赫鲁晓夫一同用餐，曾经扳着手指算顺位，一个一个地评价过自己的四名战友。

时值1957年年底，毛主席前往莫斯科，与赫鲁晓夫等人开始了又一段接触。这次苏联之行的主要日程是参加两个大会，一是全球范围的共产党代表大会，二是社会主义国家派出的党派代表会议。

在两个会议正式拉开序幕之前，中共和苏共之间按惯例总是会先进行一些接触，毕竟有诸多看法和态度必须达成共识。因此虽然赫鲁晓夫和毛主席此前的几次一起用餐都说不上愉快，两人还是又一次坐到了一起。

算起来这已经是两人一起吃的第四顿饭了，但餐厅里的气氛仍然很难说得上融洽愉快。直到吃完正餐来到会客室，毛主席才转移了话题，不再谈论国际共运的相关情况，而是开始对赫鲁晓夫“通气”中国共产党的情况。

也就是在这次谈话中，毛主席第一次对赫鲁晓夫正式表明，自己准备要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了。赫鲁晓夫大概此前也曾经间接得到过这个消息，但真正亲口听到毛主席自己确认，的确此时才是第一次。

至于对方不想当国家主席的原因，赫鲁晓夫也早已有所耳闻——不喜欢日复一日地重复迎送各国元首、接收他国国书这样的“事务性”工作，他生性偏爱自由，希望有更多的自主时间用来读书和思考。

毛主席与赫鲁晓夫的谈话

对于这样的想法，赫鲁晓夫也并不是完全不能理解，何况这是另一个国家的“家事”，因此他也没有发表什么个人看法，只是顺着问——“有人接替吗？”

这一问，毛主席伸出一只手搬起手指，开始了一段侃侃而谈。

他说，第一个人选是刘少奇，从“五四运动”开始就加入革命队伍当中，后来也曾经赴苏学习，无论谈能力、经验还是声望，就完全够格成为继任者。

而不但全国皆知、在国际上更是声名远扬的周总理，多少有些出人意外地被毛主席放在第三个提起，他认为周总理尤其擅长国际活动，处理各种复杂矛盾的能力也非常强，唯一的遗憾是“政治上弱点”。

关于周总理的评价甚至让赫鲁晓夫也有一些心有戚戚的感觉，因为他自己身边也有一个听上去挺相似的战友——米高扬，赫鲁晓夫认为他政治原则性不够强，“不管拿掉谁都难过”。但他们两人对这两位战友也给出了一个惊人一致的评价：但他是个好人。

如果按照排名惯例来推算，在毛主席的叙述中，周总理是被放在“四号人物”这个位置上的。

而主席最后一个提及的战友则是朱老总。毛主席认为朱老总德高望重，但却很难承担主持工作的重担了，因为年龄到了，精力确实难以满足要求。最后，毛主席向赫鲁晓夫重申，不管这些人中的谁来到苏联，希望都能得到“像我一样的对待”。

党内军事领域的重要开拓者

毛主席和赫鲁晓夫之间的这段“餐后谈话”非常有名，这也被视为那段时间周总理在党内位置的旁证之一。

实际上在那些年，中国领导人的排名情况并不是什么秘密，只要是关注新闻媒体的人都有机会接触到这个事实。尤其是那些关注时事的学生群体中，日常交流用“二号”、“三号”这样的代号来指代领导人也不是什么新鲜事：说的人固然如数家珍、脱口而出，听的人同样也心知肚明、一听就懂。

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抹不去的记忆——老三届 新三级》中曾经记述亲历者的对话，在当时，学生之间互相通知信息说要去开一个大会，会有“三号、四号”参加，听的人一听就心领神会。因为周总理在党内排在“三号”是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事，而“四号”指的则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时任中宣部长的陶铸。

在后世评价中，周总理一直被视为党内军事领域的重要开拓者之一。他很早就投身革命事业，早期工作重心放在培养军事人才上，他所培养的一批干部不但成为南昌起义骨干，对于此后整个革命事业的发展壮大都有重要意义。

从中学时期开始，周总理就曾经为了探求真知东渡日本，后来又前往法国勤工俭学。也正是在那些求学和考察的经历中，他从法国工人运动、俄国十月革命中汲取经验，逐渐奠定了组织革命军队的初期目标。

他归国之后不久，便受到党的委派、孙中山先生任命，前往成立不久的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当时的周总理自己，也不过仅仅只有27岁。但由于德才兼备又极富亲和力，他在黄埔师生中都极有人望，和当时受党委派一同被派到军校的其他同志一起，进行了大量开拓性的工作。

“我不是帅才”

南昌起义后的土地革命时期，周总理就担任了中央军委书记、红军总政委、中央军委副主席等重要职务。抗战期间又代表中共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到了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他仍然担任军委副主席兼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直到“开国大典”之后才卸去总参谋长一职。

另外，周总理参加中共中央决策层领导工作的时间点是很早的。自1927年年中开始，他便列席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还曾经代理中央常委职务。此后，周总理历任六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参加中共最高领导层工作长达49年。

自陈独秀到毛主席，周总理是中共核心领导层中与六位总书记共事的唯一一人。他经历了党内历次同错误倾向的斗争，一直都坚持真理、与时俱进，但他从未当过党中央的第一把手。

有研究者认为，并不是因为历史没有给他这样的机遇。因为从1928年开始的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他的角色正是全党工作的主持者和指导者。

但他从未争先揽权，而是甘当“配角”和助手。他曾说自己“不是帅才”，他将自我定位在实干者和主持实施者的位置上，而不是那些靠权力控制和理论来实施领导的角色。他认为这样才是适才适任，不但最能施展个人智慧，对于党和国家的事业也最为有利。

有人认为这种“谦退”是明哲保身的后果，甚至还求诸于周总理的籍贯和成长历程，认为多多少少受到了“绍兴文化”的影响。绍兴的读书人中有一种“不应科举，只做师爷”的倾向，以至于“绍兴师爷”天下闻名，诞生了“无绍不成衙”的说法。周总理本人的祖父、外祖父都当过师爷，这些持论者认为，周总理的处世哲学也受到了家族中长辈的潜在影响。

但实际上，从青少年时期开始，周总理就十分看不起那些邀名求功、爱出风头的人，认为这样的人，即使有一定的才干和作为，也终究是醉心于个人名利的局限者。他认为，要处理好伟大事业与个人功名的关系，最大的要点就是要心存大志，但不能有“大己”。

正是因为抱有这样的看法，他一生坚持的大志，就是“当信共产主义原理和无产阶级专政”。对此，周总理从未有过任何犹豫反复，这样的奋斗和工作几十年如一日，完全抛弃了个人名位和私利。

遵义会议前后

在一些不了解、不熟知周总理的人看来，这是很有矛盾点的。因为周总理毫无疑问是成就伟大的政治家，但对于政治家而言，权力和地位近乎不可或缺。然而他恰恰就做到了。他认为共产党人手中的权力来自与人民，因此不能用作谋取个人名利的工具，而应该用于党的工作、人民的利益。这是共产党人应尽的责任，也是马列主义革命家与政客最为本质的区别。

周总理一以贯之地从党和人民军队的根本利益出发来考虑问题，注重自己的决定应表达和符合党内军内大多数人诉求，以此作为自身决断和行动的准绳，至于个人的荣辱得失则丝毫不加计及。这一品格最为淋漓尽致的体现，当数遵义会议前后的种种事实。

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毛主席首次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从此进入党内核心领导层。而此时的周总理不但担任政治局常委，还担任了红军总政委与中央军委副主席，党内地位举足轻重。

他在会议上作副报告，明确指出军事指挥上存在的错误，并主动检查自身责任；同时，他批评了李德、博古的错误，对于毛、张、王的意见则表示同意。正是周总理的发言发挥了关键作用，推动会议出现了转机。

遵义会议之后不久，毛主席曾对时任红一师师长的李聚奎表示“会开得很好”，而会议上的重要作用来自恩来同志。亲历遵义会议的聂帅后来也曾经回忆，认为周总理、王稼祥二人的态度对于遵义会议顺利进行并获得好的结果“起了关键的作用”。

这些亲历者的言论都证明了周总理在遵义会议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他的发言和表态对于确立毛主席的领导地位十分重要，对革命事业发展、中华民族利益都作出了重大贡献，更是充分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品格与胸怀。

这次会议决定，仍以最高军事首长朱老总、周总理担任军事指挥，而周是受党委托、军事上最后下决心的负责者，毛主席则是军事领域上周总理的帮助者。在这个阶段，周总理不但对毛的意见十分尊重，实际实施中更是给予了大量的支持和配合。1935年10月红军抵达陕北后，毛主席正式担任军委主席，周、彭担任军委副主席，这作为一个标志节点，“正式”确定了毛的领导地位。

这一时期的种种事例，既是周总理所秉持的共产主义人生观的鲜明展现，也展现了不计个人名利的党性、党魂。他之所以一直都位居党内排名的前二之外，这才是最为主要和本质的原因。

信息来源：

周恩来为何甘居“宰相”位27年？；2020年03月19日；人民网-文史频道

《抹不去的记忆——老三届 新三级》 ；张琦 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周恩来是没有佩戴元帅军衔的老帅――解述周恩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上的特殊重要地位；2008年10月04日；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