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行政区划是犬牙相入的形态，与美、加、澳等近代才形成的移民国家，以经纬度为依据横平竖直的划分州、县界大不相同。

这种差异并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地理和政治原因。

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史，但是疆界的概念出现的并不早，直到西周封建时期，所建立的还是据点式的城邦国家，各国之间存在大片的无主土地，尚无明显的边界。

比如，春秋中期，秦军攻打郑国，中途经过晋、周二国，如入无人之境，不但晋、周不加干涉，郑国也没有一点外敌入侵的消息，直到临近郑国边境，才被商人弦高发现，并以犒军的名义稳住秦军，才避免了被突然袭击的厄运。

这至少说明，当时国与国之间存在大片无主的“隙地”。

至于原因则有两个：一是当时的人口不足以填充；二是国与国之间势力均衡，无力占据，比如春秋末期的宋、郑之间就相约不占有两国之间的六邑隙地。

但随着经济逐渐发展，边区日益开发，人口不断增多，双方开始倾向于通过战争争夺隙地，于是边界的概念就形成了，而随着战争频仍，国界经常变动，疆域时长时缩，国与国之间、郡与郡之间的边界就呈现出了犬牙交错的形态。

待到秦始皇统一全国时，郡县之间的边界划定就按照原来六国的疆界固定了下来。

山川形便的意思就是以天然山川作为行政区划的边界，使行政区与自然地理区相一致，尤其是在高山大川两边的地域，往往具有不同的地貌、气候和土壤，形成了不同的农业区，也形成了不同的风俗习惯和民族。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统治者为了管理方便自然优先考虑此原则，另外同样的气候，均质的土壤，完整的地形也有利于进行同一类型的生产活动，简化农业生产管理，助推我们作为农业大国的优势。

比如，秦始皇分天下为三十六郡，也以山川作为政区划界的基本依据。秦时太原、河东、上党郡的边界即以太行山和黄河为界，这也恰是今山西省的边界。

比如汉代的豫章郡，几乎与今江西省完全一致，三面以山、一面以江为界。

再比如唐代的衢、婺、睦、杭诸州，各包涵钱塘江流域的一条支流，对于农业的发展是极为有利的。

依山川形变划定行政区做得最彻底的是隋炀帝。

在中国，山川形便依据最重要的高山大川有——东西向的秦岭、南岭、淮河、黄河下游、长江中下游；南北向的太行山、山陕间黄河、武夷山、雪峰山。

隋炀帝一百九十郡中除了江都郡跨长江、临川郡越武夷山外，其余各郡无一跨越上述的重要高山大川。这是连秦代也没有过的现象。

譬如说，秦代南海三郡的北界与南岭呈犬牙相入状态，而隋代岭南诸郡北界与南岭却是完全一致。

正是隋炀帝这一扫前代之弊的重大改革，才有了后来唐太宗山川形便原则的实施，但过去很少人注意及此。

李世民登基以后，正式提出山川形便的原则，“太宗元年，始命并省，又因山川形便，分天下为十道。”这十道与自然地理区域相吻合，唐后期又衍化为四十多个方镇，其中南方的一些方镇奠定了今天皖、浙、粤、桂、闽、湘等省的部分或全部边界。

虽然实行山川形便有经济上的需要和管理方面的益处，但对中央集权而言，却有一个很大的弊病，那就是完全以山川作为边界的政区，必然成为一个完善的形胜之区、四塞之国，如果这个政区幅员足够大，政区长官又有相当权力的话，就很可能会出现凭险割据的现象。

东汉末年各地州牧弄权，接踵而来的三国鼎立，唐后期藩镇割据，以及由其引起的五代十国分裂，就多有凭险而长期独霸一方的政权。

古代战争水平不高，崇山峻岭、长河大川都是天然的防守工事，因此如关中平原，河西走廊，岭南山地，四川盆地，山西高原等等，都是地理极佳的割据宝地。

关中自不必多说，周武王从此起兵，东出函谷，一举而夺天下，秦人又以关中为基，南攻巴蜀，东取河东，最后统一中原，长安十三朝古都可不是白叫的。

川蜀亦是四塞之地，北有秦岭作屏障，东有巫山之险阻，内有沃野千里之盆地，争霸天下虽有所不逮，但割据一方却是易如反掌。两汉之际公孙述在此称帝，盘踞达12年之久；刘备之蜀汉既弱且小，却能与魏、吴鼎足而三；东晋十六国之成汉，残唐五代之前蜀、后蜀也在此割据多年。

再如山西高原，其西面和西南为滔滔大河所萦绕，东面和东南被魏巍太行所包围，雄踞于华北大平原之上，也形成一个易守难攻的封闭单元。十六国时期，刘渊的前赵，石勒的后赵皆发祥于此，五代时的北汉，尽管在北宋的卧榻之侧，却是最后一个被吞并的王国，除了有契丹在背后撑腰外，特殊的地理环境才是它能坚持如此多年的重要原因。

因此，政区完全以山川形便的原则来划界，是不利于中央集权的统一局面的。

这在很早就引起了统治者的重视。

当年汉文帝一登基就给割据岭南的南越国王赵佗寄去了一封信，说明自己当上皇帝的合法性，建议双方罢兵停火，和平共处。并在信末附了这么一段话：“朕欲定犬牙相入者，以问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长沙土也’，朕不得擅变焉。”

可以想见，赵佗起先一定是给汉廷发去了一信，表述以南岭为界划定双方边界的愿望，但文帝回信表示不肯，坚持以高祖时犬牙相入的边界为准（长沙国的桂阳县在南岭以南，并不属于南越国）。

不得不说这是老祖宗的高明之处。

赵佗极想将边界调整到与南岭重合，是想峙山为险，保持割据局面，但对于汉王朝来说，是时刻不忘统一岭南的，尽管当时力有不逮，但威慑的形势还是要保持的。若不用犬牙相入的手段，一旦有事，该地是很容易脱离王朝版图的。

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文帝的远见。元鼎五年，汉武帝的军队能在很短时间内，一举击败南越国，将岭南重新一统，即得益于此。

秦汉时期萌芽的、使各地互相牵制的原则为历代所沿用，即便隋唐大部州郡都遵从山川形便原则，犬牙相入的措施也并未完全弃之不用。

如以出琼花而名闻的扬州，隋炀帝时改为江都郡，就地跨长江南北，又如以抚州为中心的临川郡也踞武夷山之东西，唐代的陕州也地跨黄河两岸。

但毕竟汉唐强大，杨广自负，从秦到唐，犬牙相入的原则一直处于从属地位，并未达到喧宾夺主的程度，它的真正发展是在宋元。

宋代积弱，又对于武将割据防范得过于偏执，因此极为重视路州之间的互相牵制，导致跨越重要山川的比前代要多得多。如宋代的河南府领有黄河以北的河清县，而黄河以北的孟州又领有黄河以南的河阴、汜水两县；又如泗州跨淮水南北；河东路越过黄河，领有河西之地；永兴军路不仅有河东一隅与豫西一角，还越过秦岭，领有商州。

这些均为历代所无。

凡此种种，都说明犬牙相入的原则在宋代正起着质的变化。在汉唐，这一原则不过使郡界与山川走向不完全一致，出入不过一二县之地，到宋代出入已达三四州的程度。

而到了元代，这一原则更是走向了极端。

元朝虽武力鼎盛，却是疆域光大，且不慕汉家文化历史，不懂中庸管理之道，只一味的凭着好恶、简单直接划定区划。

因此，元代的行省完全一反过去汉州、唐道、宋路的划分方法，无视历来与划界密切相关的几条最重要的山川边界存在，使得任何一个行省都不能成为一个完整形胜区。

比如，元代的陕西行省越过秦岭而有汉中，湖广行省越过南岭兼有广西，江西行省也同样跨过南岭而有广东；河南江北行省则合淮水南北为一；中书省则却跨太行东西，兼有山西高原、华北平原和山东丘陵三种不同地域；至于江浙行省，更是从江南平原一直透迤到福建山地。

以至于清人储大文将元代建置贬的一无是处：“合河南、河北为一，而黄河之险失；合江南、江北为一，而长江之险失；合湖南、湖北为一，而洞庭之险失；合浙东、浙西为一，而钱塘之险失；淮东、淮西、汉南、汉北州县错隶，而淮汉之险失；汉中隶秦，归州隶楚，又合内江、外江为一，而蜀之险失。故元、明二季流贼之起也！”

明清两代虽然略有改善，却不多，比如明代的南京不但越江，而且跨淮，旷古未有；比如朱元璋的老家凤阳，不但置一大府，还使其领域据淮河两岸；再比如清代的贵州省，北面省界向内凹进一大段，四川省属地如同一把尖刀直插贵州心腹。好在这样的划界是为了控制新建省的政治需要。

当然，中国行政区划呈现犬牙交错的形态，还有其他因素，比如文化融合的需要、便于整合自然资源等等，但最主要、最关键的原因还是以上三点。

汇总来说，先秦以前是历史传承、战争因素起主导作用，秦汉隋唐主要是因为山川形变，宋元以后则更多出于政治军事考量。

但不管怎么说，中国的这种犬牙相入的划分方式既有利于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又能促进经济的发展和协调，与欧美国家横平竖直的行政区划相比，先进性是显而易见的，也更符合中国的国情和发展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