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末年，庞勋起义席卷中原，一度攻陷多地。官军平定泗州后，叛军主力仍困守宿州和徐州，形成犄角之势，对朝廷构成严重威胁。

为尽快平叛，康成逊率领大军围困宿州，同时密切监视徐州的庞勋。

宿州城内，叛军将领张如和张十向庞勋建议，率军袭扰宋州，引诱官军回撤救援，再伺机伏击，实现前后夹攻。庞勋采纳此计，率领两万叛军进攻宋州。

与此同时，宿州守将张玄忍暗中与康成逊取得联系，表示愿意弃暗投明。张玄忍趁夜色诛杀张如、张十，开城投降官军。

随后，张玄忍率部进军弗犁，一举歼灭了庞勋留守的部队。庞勋闻讯后，仓皇回师救援，却在祁县遭遇康成逊八万大军的伏击，兵败如山倒，最终投水自尽。其余叛军或降或逃，只有毫州叛军仍在顽抗，直至十月弹尽粮绝，首领无回自尽，起义才彻底平息。

战后，朝廷对平叛有功之臣大加封赏，康成逊、张玄忍等人均获得晋升。值得一提的是，沙陀族首领朱邪赤心因功被赐姓李，名国昌，官拜左金吾上将军，这标志着沙陀族开始崛起于唐末乱世。

庞勋起义的平定，开启了大唐历史的新篇章。然而，这场起义也暴露了唐朝统治的危机：地方藩镇势力日益壮大，中央政府控制力日渐衰弱，阶级矛盾日益尖锐。

这预示着大唐王朝即将进入一个动荡分裂的时期。

庞勋起义的失败看似偶然，实则蕴含着深刻的历史必然性。唐朝自“安史之乱”后，国力日渐衰落，中央权威受到严重削弱，地方藩镇拥兵自重，社会矛盾日益激化，最终导致了农民起义的爆发。

庞勋起义虽然被平定，但它如同一个警钟，敲响了大唐王朝的丧钟，也预示着藩镇割据、五代十国乱世的到来。这场起义既是大唐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也是中国历史进入新阶段的标志。

唐朝晚期，东北和西北边疆地区暗流涌动，南诏部落逐渐萌生独立意图。面对这一局势，朝廷最初的反应并非强硬的军事打击，而是试图通过安抚和怀柔来缓和冲突。

朝廷为未能及时满足部落首领的需求寻找各种理由，试图重新册封他们，甚至暗示恢复以往的利益。然而，南诏部落并不接受这种退让，继续攻城掠地，屠杀了十多万百姓。

此时的唐王朝已经风雨飘摇，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动摇其根本。南诏的入侵使本就薄弱的国力更加捉襟见肘，朝廷不得不从各地调兵遣将戍守边疆，这直接导致了庞勋之乱的爆发。

事实上，类似的问题潜藏在各地的边防线上，只是庞勋的部队率先爆发。徐州地区民风彪悍，早有“银刀军”的传统，因此率先揭竿而起。

而其他地区的部队，或许也在苦苦支撑，等待着爆发的时机。庞勋率领的八百士兵从云南（或桂林）长途跋涉回到江苏徐州，几乎一路畅通无阻，直到接到朝廷使者的诏令。这八百人的行动，深刻地揭示了唐朝内部的空虚和软弱。试想，八百人从广西返回江苏，要跨越如此漫长的距离，耗费大量的时间，却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阻碍，这本身就足以说明问题。回到熟悉的徐州后，庞勋迅速起兵，不到一年时间，队伍就发展壮大到几十万人。

庞勋之乱暴露了唐朝的三大致命问题：无力抵御外敌、内部空虚、民心丧尽。唐王朝的威严早已荡然无存。

短短不到一年时间，八百人的叛军迅速发展壮大，民众纷纷响应，足见民心向背。当朝廷反应过来开始镇压时，庞勋已经集结了七万大军，其中甚至还包括从山西赶来的沙陀族等少数民族士兵，这进一步印证了唐朝的虚弱。

庞勋之乱揭开了唐朝外强中干的真相：看似强大的帝国，实则不堪一击。此后，黄巢起义，几乎复制了庞勋的轨迹，席卷天下，风雨飘摇的大唐帝国最终走向了灭亡，五代十国的乱世序幕也缓缓拉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