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时期的东北战场上，“林罗刘”三位首长齐名，一起指挥了不少战役。

对于东北部队参谋长，一开始并非是刘亚楼担任，最开始是萧劲光担任第一参谋长，伍修权担任第二参谋长。他们两位的资历都不低，可在全面内战打响后，东总首长身边换成了刘亚楼。

抗战胜利后，各根据地部队抽调到东北，部队从东北人民自治军改为东北民主联军，林是司令，吕正操、李运昌、周保中、萧劲光都任副司令。同时，萧劲光担任第一参谋长，伍修权担任第二参谋长。

在当时，大战是一触即发。在东北的部队有苏军红军，八路军部队，以及不断往东北运输的国军。苏联方面与国民党方面签订条约，而国军背后有美帝。东北局负责人与苏军交涉，作为曾在苏联留学多年的伍修权来说，他的主要责任是翻译等涉外活动。

萧劲光接受东北局任务，负责整训部队，因为部队来自各个根据地，也有挺进东北后扩编的新部队。他将新部队与老部队进行合编，以老带新，这样战斗力虽然有所减弱一些，但整体而言可以迅速帮助新部队成长起来，不至于新部队到战场上有不可控的因素发生。

此外，还调整后勤保障工作，因为部队抵达东北后已经是冬季，缺乏过冬的武装，就拉回奔波搞物资，组织运输等。他到底工作是繁琐复杂的，因此不在东总首长身边。

等他忙完工作回到哈尔滨已经是1946年9月份，国军准备采取先南后北的战略，南满需要加强领导，他申请到南满工作，调任辽东军区司令员，即便他还担任参谋长，此时的工作重心要在南满。

伍修权在与苏方进行交涉后，随着情况变化，苏联部队撤回。而国共签订的停战协定生效，又在美帝的干预下组建军调部，各地参谋长都调军调部工作。他作为东总参谋长调任27执行小组工作，主要就是调解双方部队的摩擦，这工作就就要据理力争，随着全面内战打响后，军调部解散，他回到哈尔滨。

此时刘亚楼已经调任东总担任参谋长了。

刘亚楼是红1军团的将领，在土地革命时期就担任红1师、2师师长、政委，而这两支部队就是1军团的主力师。抵达陕北后，刘亚楼担任抗大训练部长，林担任校长。俩人是上下级，又是战友。

抗战时期，刘亚楼到苏联学习，后在苏联红军担任参谋，跟着大部队挺进东北后到大连工作，负责各方面交涉工作。罗荣桓到大连休养时，他去看望老首长，表达自己想回部队的想法。这样情况反映到东北局和东总后，或许考虑到他对下面部队不熟悉，也或许两位参谋长都有其他工作再出来，不在身边，可局势变化身边需要一位得力助手，还或许其他因素留他在身边，担任参谋长工作。

刘亚楼过去是军政主官，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后在苏军干参谋，他对参谋业务很重视，到司令部后就将参谋业务规范化，提升一个高度，而且执行力很强，能力可以，东总首长也熟悉，用他很顺手。

此时，伍修权回哈尔滨，职务怎么安排呢？

人家过去就是参谋长，因为调停而暂时调离，如今把他免职不合适。罗政委来亲自来处理人事关系，参谋长职务不变，分工干军工。他说如今战事越打越大，武器方面需要跟上，尤其是弹药方面，靠缴获是满足不了部队发展的。而伍修权个人也非常想干军事工作。

从履历来说，伍修权干参谋工作时间早于刘亚楼。土地革命时期，不担任李德的翻译后，被彭总调三军团担任副参谋长，职务可不低。可他之前并没带兵打仗经历，三军团参谋长当时是萧劲光，他是副参谋长，按作战以外的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他担任过军委一局局长、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职务虽然不低，可都是机关工作。当时不管是一局也好，还是作战部也好，主要作用不是指挥作战，而是收集分析敌我态势。当时的作战还是以大战区实际为主，而且当时的条件也没有办法实现总参统一化。

从前线作战经验来说，伍修权虽然干参谋、作战等工作时间久，战场经验不多。相比刘亚楼而已，过去担任过军政主官，而且在苏军作战部队任参谋工作，又在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过。他到任后，对司令部参谋业务进行整顿，也开办培训班将各级参谋调来学习，让参谋人员对整体业务水平提高一大截。

阎仲川过去是东总参谋之一，他在抗战时期就当参谋，说过去我们的参谋主要就是打杂的，并不具备多高的业务水平。到东北后，经过学习后才对参谋工作有更深刻的认识和了解，掌握了不少技能。

如此对比下来，刘亚楼担任参谋长负责作战是非常合适的，而且在日后的作战中，他发挥的作用很大。

伍修权全身心投入军工生产，后来担任东北军区参谋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干起外交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