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一：

作者网名：理水

对岸公布了1942年3月5日原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主任袁晓轩叛变后给 蒋公呈上的揭发卫立煌通共的材料，读后发现料相当足，有卫同朱德吐槽蒋公命必不久，有卫共联手应付摩擦.........

袁晓轩的材料原文如下：

知情不早举，罪该万死。谨将关于过去卫长官与奸伪接洽经过详情暨轩同卫长官关系缕陈于下，伏希鉴核。

一、卫长官与奸伪交好之经过

甲、历次在忻口、晋东南、垣曲各战役，当时该军当有部分的表现，尤以晋西南时候，一一五师陈光部，一度策应卫长官，结成好感。确认为晋南作战，有唇齿相依必安。

乙、卫长官由晋西南转道陕北时，曾派秘书赵荣声（赵拉卫、毛接见）先容到延安晤毛泽东。在热烈欢迎中，曾到各部参观，结承印象极良，遂起有技术上借鉴的要求，归时即派赵荣声在西安召集青年，编成战地工作队。因赵系奸党分子，所以召得队员，大部系由陕北来员投入。（后散布第九军及某游击队内，后查觉有政治活动，旋被解散）但赵终留任，随至一战区。

丙、与朱德的交往。除有相当拉拢力外，在过分的亲密下，于垣曲会晤时，相谈数日（当时谈语不曾参加）。

卫长官表现，对委员长信心动摇，据朱反映说，卫曾道及“委员长气量太狭”，并提历史证明说“从古来江南人统一天下者少“，另“委员长肝气盛，寿限难永”等。

另相约加强配合，保持个别团结，共卫华北。当时并对该军作一度补充，后在朱德走后，卫长官曾说朱赴延系开六中全会。（此事随朱工作人员多不知而卫能知，足见其关系之密切。）更在廿九年春朱因求和到洛，以无结果返延，此时卫长官仍是备尽友谊之道。

丁、与彭德怀的接洽，是廿八年冬，召彭到洛，一面宣示中央意旨，要其退防及调整各地纠纷，不惟毫无结果，同时卫长官向彭说明委员长在成都曾说：“今天是防共，非是反共之时机。”结果奸伪确定保持与一战区不翻脸，沟竹事件的让步，而同时向冀鲁开展局部摩擦，以求巩固华北，发展华中。

戊、卅年茂林事件发生时，毛曾有电致卫长官说：“别人都摩擦，而先生独不摩擦，是不好的，如有事发生，我们能谅解你。”卫长官得电一笑置之。

己、卅年夏，卫之突如其来的要与调解国共关系，要延安提出最高要求为何（毛答以四项问题），并约胡总司令来洛，拟商同谏陈委员长，使问题有以解决，结果胡总司令不同意作罢。（此种动机由何产生，不得而知。）

二、卫长官与奸伪的失睦，但形式上总在敷衍

甲、奸伪策略变更（羽毛已丰），运用一拉一打的方式，屡在配合作战上不诚恳，如豫南战役，彼趁机滋扰；中条战役，彼按兵不动等。

乙、侵逾防境，如……及洪屯路、豫南、豫东之窜扰等。

丙、朱德去而不返，彭德怀野蛮用事，及利用卫长官谈问题，在延安广泛公开宣传说国府要调整关系等。

丁、轩认明卫长官对奸伪过好，曾进行破坏工作，如说毛朱彭等作恶多端的真相。另对其阴谋策略不断陈之卫长官。

戊、驱逐赵荣声（事实也是难以存在）。时赵曾一度为卫长官谋学，后以烦言，赵遂专写文章，最后使走。

三、轩同卫长官的关系

甲、卫长官为保持部分与奸伪联系和研奸伪经常动态，故时常约来接洽，后卫长官见赏，及轩有急切脱离奸伪之要求，在廿八年冬，曾向卫长官一度表示，如果摩擦，愿即脱离奸伪投效卫长官。在临别时，卫长官赠给路费五百元，不过我甫抵前方，此事已为彭德怀所知，此我对卫长官第一次怀疑。

乙、轩已彻底转变，于去夏要求卫长官介绍自首，当时卫长官仍嘱并非至最后不准离开，忍辱负重。

讵意不久，就发生投毒事件。办事处厨役阎星孩，被警备部校官某（据说样子像是特务营长）威迫向饮食内投毒，结果被发觉，后检验毒品，系青酸。查青酸之毒，轩于廿七年在卫长官处谈及敌寇放毒情事，当时曾有西北防疫处处长，道及青酸之毒最烈者。

此在我对卫长官正式提出自首的请求后，发现此事，时是否卫长官恐我将其过去与奸伪接洽内情暴露，而以此灭口手段，轩对卫长官怀疑者二。（此事问办事处人员皆知）

丙、轩在内地社会关系不多，除卫长官外，另找介绍自首者。只有友人徐清远，曾对轩讲过鲁教育厅长对我观感好。一次谒卫长官时，曾询以鲁之情形，蒙答以鲁在国民党内，尚无正式党籍，当嘱以后不准乱与外界接洽。

后在赴西工（【注】：西工为当时洛阳军事区域）路上，屡有人跟踪，又在当办事处准备撤销时，左权忽来电，规定临时密码为“黑暗逃跑”，是轩将趁机脱离，已被奸伪所知？

查阅于轩之自首问题，除卫长官外仅温广汉知之，未悉此项消息，因何泄露。

戊、赵寿山内部复谋及南台李青辰团队长袁某通共，均曾陈明卫处，然未闻对此加以处理。

综合观察，卫长官对奸伪，是一面秉承中央意旨，包揽其事；一面感情拉拢，要求单独合作。如此与虎谋皮，适中奸伪阴谋。另对委员长信仰动摇，是卫长官的大错。不过过往事实及教训，历史的支配，良心的责罚，最后促成其有所反悔。观其在后期谈话中，曾表示与委员长关系极深，委员长见底深远等。此证明卫长官已觉昨非，另卫长官后时对奸伪，也曾表示极伤脑筋。证明对奸伪感想已有转变。

是就轩一般观察所及，沥陈钧右，仅供参考。如查有半言不实，愿受严厉责罚。谨呈。

几点感想：

1、袁表面上为卫说了一些卫已醒悟的话，不过读起来很有春秋笔法之感。在声称卫已不信任他，且怀疑卫下毒的情况下，卫末期同他谈的“与委员长关系极深，委员长见底深远”等，倒更像是敷衍之词。而从头到尾，卫同八路军的关系，最差的描述也就是“很伤脑筋”，从未有过严重冲突。

2、袁所说朱德向袁转述的卫同朱德谈的“委员长气量太狭”，并提历史证明说“从古来江南人统一天下者少“，另“委员长肝气盛，寿限难永”等，其实很可能是卫同袁谈的。

1940年2月14 袁晓轩致电西安办事处转中共中央，汇报了他同卫立煌谈话的情况，里面提到：

坚持抗战，克服投降，卫表示坚决。他对领袖信仰已渐彻底，他说野心不足统治天下，蒋的气量不大，他现正独自向进步去作，并表示愿充实自己，积极学习进步（诚恳），这样同情表示。

3、袁怀疑他密谋叛变是卫泄密于八路军，其实未必，袁早已被人怀疑举报被卫收买。

1941年10月3日中央军委关于洛阳办事处问题致彭德怀、左权电指出：

（一）洛阳办事处最近在干部关系上纠纷迭起，徐立行、薛滔，均先后不辞而行的回抵延安。（二）据报袁与徐、薛双方均用河南党组织屡遭破获，而以内嫌疑的帽子互相猜疑，在【互】相攻讦。此外徐、薛等且列举袁：

甲、生活腐化，钱多且来历不明；

乙、思想意识落后，不爱学习；

丙、对卫立煌的过往超过了统战原则；

丁、自称为党的代表，过问不应他管的许多组织关系等，以证明袁已被卫收买。（三）目前因材料不充分暂不做结论，除继续向有关方面搜集材料外，已另电袁晓轩：

1、把他的任务单纯化（与卫立煌来往）；

2、不准再与地方组织发生关系；

3、不准随便扣留过往干部。

（四）望将你处收集的有关洛办的材料，随时电告。

4、八路军对卫的信任确实超过一般。袁提到“在朱德走后，卫长官曾说朱赴延系开六中全会。（此事随朱工作人员多不知而卫能知，足见其关系之密切。）”

而刘向三在《忆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还提到，卫能拿到尚未公布的全会决议草稿：

1939年1月，卫立煌由山西过黄河到洛阳赴任途中，派其机要秘书赵荣声同志找我，想了解洛阳的情况。我立即随赵荣声到渑池城北的一个村庄去面见卫立煌。

交谈中，他问我：“贵党对当前抗战形势有什么新精神？”

我告诉他“我党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六层六中全会。”同时将全会决议草稿（我离开延安时，全会还没有结束）交给了他，卫接在手中，表示要认真阅读。

5、最大的感想：既然卫同八路军的交往，1942年蒋公就知道的很详细了，为啥最后还非得把卫请到东北去？

资料二：

平型关战役的时候，115师师长林彪要求晋军孟宪吉所部坚守“口袋底”阵地策应八路军的袭击战，需要联系晋军主将孙楚，派去的便是“联络高参”袁晓轩。执行这种任务，想来当是倜傥之辈。

不过，等揭开真实的历史，看到的又不一样。

首先，袁晓轩的形象并不是这么俊朗，而是绰号“袁胖子”，比较毁三观。他去负责联络，主要是因为他曾在国民党军特别是东北军中任职多年，对其工作习惯、人员关系比较了解。

其次，此人后来还当了叛徒。

我们来看一下袁晓轩的历史，他当叛徒，估计有不少人会为之扼腕，因为摆在他前面的似乎是一条相当顺畅的坦途。

袁晓轩，辽宁开原人，出身于东北讲武堂，一说曾在苏联学过情报，为张学良亲信，曾为其护送高崇民（后曾任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去天津。

在西安事变中袁奔走于东北军和红军之间，是和宋黎、刘澜波相提并论的人物。

1940年，他接替刘子久（建国后曾任劳动部副部长）担任第十八集团军洛阳办事处处长，这个级别，到建国之后，肯定是将星往上的前程。

然而，面对锦绣前程，这位袁晓轩处长却在1942年叛变了。

传统上对袁晓轩叛变的描述是，因为蒋鼎文下令撤销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他“去一战区司令部领取返回延安护照时被扣留，在蒋鼎文的软硬兼施下，叛变革命，屈膝投降，并答应蒋鼎文扣留'洛八办’译电员条件，

并密报说：'第十八集团军驻洛办事处的保卫人员与电台工作人员数人准备当天由办事处秘密出门。当夜，住在与组织有关系的人家里，第二天打算经过海资村离开洛阳。’

蒋（鼎文）、郭（寄峤）二人听到这个消息后，命令周心万布置截留这些工作人员”。

看起来像是一个突然的行为。但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情况，早在这之前八路军总部已经感到袁晓轩的不稳，认为他作风奢靡，资金来源不明，又与其他人员搞不好关系等，但是未等对他采取措施，袁已经选择投敌。

袁晓轩投敌，使洛阳周围包括孟津等地的组织和与共产党关系密切的人士遭到相当打击，洛阳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在撤离时也有多人被截击俘虏。

此后，他在军统局任职，曾于东北做特务活动，并组织了一支一两万人的“吉林人民义勇军”辅助国民党军作战，后于长春被围后化装出逃，直到1949年才被捕归案。

令人感到惊讶的是，一直对叛徒十分严厉的组织，在捕获袁晓轩后，并未如对很多比他级别更低的叛徒那样直接镇压，而是对他一直关押到1975年，无论三反五反还是文革，都没有拿他开杀戒。

这是为什么呢？

曾任冀鲁边区司令员，八路军教导六旅旅长的邢仁甫，叛变投敌后1950年被群众大会公审后枪决，大多数叛徒被抓回来都是这个命运。

为何袁晓轩得以一直偷活呢？

日前，看到曾经担任过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办公厅秘书处处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秘书室主任的梁霭然先生回忆录，忽然有了一个猜想。

梁霭然，出身西北军，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回忆自己便是申伯纯、袁晓轩介绍入党的，而且，他也是较早觉察袁晓轩有问题的。

1941年12月，隐藏在国民党内部开展工作，在鹿钟麟身边的梁霭然经过洛阳，得知袁晓轩在这里担任办事处处长，便设法与他一聚。

他回忆：“上午我独自出去访问袁晓轩，正遇上他在吃早饭（他每日两餐），我们见了面，他且吃且谈，似乎言不由衷，好像什么也不敢说似的。”

这样一来引起了梁的疑心，本来准备告诉他自己已经随鹿钟麟在重庆工作等，都未说出。而且离开后梁还感到纳闷，好容易见了一次面，袁怎么一句正经话也未讲呢？

第二年袁便叛变了，梁认为他与自己见面时，已经有了这个心思，所以表现很不自然。

然而，此后梁霭然的工作却并未受到什么影响。1942年夏天，冯玉祥的随身副官周茂藩（地下党员，后在淮海战役中被评为一等功臣）被捕，梁还设法利用鹿钟麟的关系进行营救，使他得以免死脱身。

这会不会就是袁晓轩虽然叛变，但后来并未被判死的原因呢？

他在叛卖的时候毕竟还留了一份香火情，没有把梁霭然等他介绍入党的地下党员出卖，难道是组织上注意到了这一点，才手下留情了？

这只是一个猜想罢了。其实还有一种可能便是由于袁晓轩出自东北军，曾是张学良信任的部下，或许因为这一层关系，留着他可待异日？

毕竟比他叛卖情节更加严重而没有被杀的也有，比如“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李竹声（曾任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书记）被捕后叛变，出卖大量同志，最终也只判处无期徒刑，1973年死于狱中。有这样的先例，袁晓轩能够保住性命，也不是奇怪的事情，或许只是运气好罢了。

长江东逝，故人已去，很多历史谜团，或许永无可解的机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