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被怀疑是穿越者，号称“清朝霍金”，至今人们都对他深信不疑

引言：

清末，一位名叫徐寿的普通人，却在那个科技落后的时代创造了令人叹为观止的科学成就。他被誉为“清朝霍金”，甚至因超越时代的能力而被怀疑是“穿越者”。从自学科学技术到制造中国第一艘蒸汽船，再到翻译化学元素名词，他的一生充满了突破与创新。是什么样的经历和精神，让这个来自贫苦农家的人跻身于清末科学的巅峰？本文将带你走近徐寿的一生，了解这位被历史铭记的奇才。

自学成才，埋头钻研

徐寿的传奇人生，始于他对知识的渴望和探索的坚持。1818年，徐寿出生在江苏无锡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这个家庭虽然艰难度日，但祖父以勤奋务农和做小生意积攒了一些积蓄，父亲得以入学成为一名读书人。然而，这种本该改善家庭命运的希望因父亲在徐寿四岁时早逝而戛然而止。从此，徐寿与母亲和两个妹妹相依为命，生活的重担让这个幼小的孩子过早地体会到了人世的艰辛。

在母亲的辛劳与操持下，徐寿尽管没有机会接受完整的科举教育，但他从小聪慧好学，在有限的条件下掌握了识文断字的能力。这一基础为他日后的知识积累和技术探索埋下了伏笔。母亲本希望他走科举之路，光宗耀祖，但徐寿早早意识到，八股文和仕途并非自己的人生目标。他对古代经史中的科学技术、天文地理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却对科举考试的套路感到厌倦。于是，他毅然放弃了传统的读书人之路，开始寻找另一条能改变命运的道路。

在少年时期，徐寿既务农又经商。像祖父一样，他一边耕种田地，一边在市场上贩卖小商品。这种生活虽然劳累，但让他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在经商的过程中，他接触到了不同的人群和文化，从中汲取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他的性格变得更加务实，同时培养了灵活应变的能力。然而，与其他普通商人不同的是，徐寿对知识的热情始终未减。他总是在忙碌的间隙，翻阅家中祖辈遗留下来的经典著作，如《诗经》《春秋》《水经注》《禹贡》等古代地理、历史文献。不同于那些将这些典籍视为文学和思想启蒙的人，徐寿关注的是书中关于山川地貌、物产资源和气候规律的记载，他尝试将这些信息条理化、系统化，用以加深自己对自然和社会运行规律的理解。

除了阅读古籍，徐寿还喜欢动手实践。他从小就展现出极强的动手能力，家中的许多工具和简单机械，他都能修理甚至改良。在务农时，他试图改进农具，提高生产效率；在经商时，他关注到市场中的商品机械化趋势，意识到技术进步对社会生产的巨大推动作用。虽然那时他还未接触到西方的科学思想，但他的思维方式已经开始向现代科学的逻辑靠拢。他的好奇心促使他不断提问：为什么土地会丰收？河流为何改道？气候变化如何影响农作物？这些问题让他着迷，也为他日后的科学道路点燃了星星之火。

1853年，35岁的徐寿迎来了人生的重要转折点。他与同乡华蘅芳一起前往上海，结识了著名数学家李善兰。这次上海之行对徐寿而言意义非凡。在这里，他不仅接触到了更多西方先进的科学理论，还带回了大量的书籍和实验器材。这些资源在当时极为罕见，而徐寿如获至宝，将其视为自己探索科学的起点。李善兰向他介绍了几何学、代数学等当时最前沿的数学理论，这些知识让徐寿的视野大开，也让他意识到科学技术的魅力和价值。

返乡之后，徐寿开始系统地钻研数学、天文、历法、物理和化学等多个领域。他利用从上海带回的实验器材，开始进行基础的物理实验。例如，他模仿书中的实验，验证力学原理，研究光线折射，甚至试图用简单的工具制造小型机械。虽然当时的环境缺乏系统的教育和实验条件，但徐寿凭借过人的学习能力和毅力，硬是在封闭落后的社会中开辟出一条自学科学的道路。他不仅仅满足于理论研究，还将其付诸实践，进行发明创造。他的手工制作能力愈发娴熟，技术水平也在一次次的试验中不断提高。

与此同时，徐寿的科学兴趣从古籍拓展到了西方引入的书籍。在晚清开放的上海，他获得了许多关于化学、物理和机械制造的英文或译本书籍。他反复研读这些著作，尤其是对《博物新编》一书爱不释手。这本书启发了他对化学和机械制造的深入思考。他用有限的资源，在理论和实践之间搭建起桥梁，用实验验证书中的学说，并将其运用到实际的生产活动中。

徐寿的自学和探索，使他逐渐声名远扬，成为地方上的“奇才”。他的创新精神和独立思考能力不仅让同乡对他刮目相看，也吸引了更多志同道合者的关注。在那个科技荒芜、教育资源匮乏的时代，徐寿凭借着自学，完成了从普通农民到科学家的跨越。他为自己的命运开辟了一条独特的道路，也为后来的伟大发明埋下了伏笔。正是这种不屈不挠的探索精神，让他在中国近代科学史上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

徐寿早年的经历告诉我们，伟大的科学家不仅需要天赋和机遇，更需要对知识的渴求和对真理的追求。他在最艰难的环境中，以勤奋和智慧点亮了科学的明灯，为后来的成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清末那个沉睡的中国，他是少数清醒的先驱之一，正是他的觉醒和探索，让未来的中国科学之路看到了曙光。

制造奇迹，中国第一艘蒸汽船

19世纪的中国，正经历着风雨飘摇的时代，面对列强入侵和内忧外患，清朝的传统战船和军事装备显得格外落后。蒸汽机的引入，成为了西方列强控制海洋霸权的关键，而在当时的中国，蒸汽动力尚属陌生的概念。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工业技术几乎为零的背景下，徐寿以惊人的智慧与毅力，在短短几年内制造出了中国第一台蒸汽机，并带领团队成功研制出中国第一艘蒸汽动力船“黄鹄”号。这一成就不仅开创了中国近代造船工业的先河，也为日益危机的清廷提供了重要的军事技术支持。

1862年，徐寿受曾国藩之邀，加入了安庆内军械所。当时，军械所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和制造各种军事装备，以增强清军的作战能力。然而，清军使用的战船仍然停留在帆桨动力的水平，与外国的蒸汽船相比差距悬殊，完全不具备海上抗衡的能力。曾国藩意识到这种技术落后的危险性，于是下决心发展蒸汽动力战船，而这一重任最终落在了徐寿的肩上。面对几乎空白的技术资料和匮乏的资源，徐寿毅然接受了挑战。

当时，清廷并未掌握任何蒸汽机的制造技术，徐寿所能依靠的仅仅是一本《博物新编》中的一张蒸汽机略图，以及在一艘外国蒸汽轮船上短暂的观察经验。没有详细的技术说明，没有可以参考的完整设计图纸，徐寿必须从零开始，依靠自己的推理与想象将这项复杂的技术“复原”出来。他将这项任务视为一次全新的探索，而不是一个不可完成的任务。他首先以略图为基础，结合自己的物理学知识，反复绘制设计图，推演蒸汽机的运作原理。为了更好地理解蒸汽动力的具体机制，徐寿甚至亲自登上一艘外国蒸汽轮船，在船上观察了一整天。他细致地记录每一个零件的位置、结构和功能，并在心中模拟它们的运作流程。

凭借着出色的学习能力和惊人的毅力，徐寿仅用三个月时间，便制造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台蒸汽机。这台蒸汽机的成功制造，标志着中国在蒸汽动力技术领域迈出了重要的一步。然而，对于徐寿来说，这仅仅是第一步。他深知，单单制造蒸汽机还远远不够，中国需要的是一艘能够在战场上实用的蒸汽动力船。他开始着手将蒸汽机的动力装置与传统的船体设计结合起来，这个过程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由于没有现成的技术资料，徐寿不得不和团队一道反复试验，每一次失败都是一次珍贵的经验积累，而每一次成功都让整个团队信心倍增。

经过长达四年的不懈努力，1866年4月，中国第一艘蒸汽动力船“黄鹄”号终于诞生了。这艘船不仅是中国近代工业的一项开创性成就，更成为中国海军历史上的重要里程碑。“黄鹄”号的问世，让清廷第一次看到了通过科技进步增强国防实力的可能性。曾国藩在得知“黄鹄”号试航成功后，激动不已，赋予它“黄鹄”这个富有深意的名字，并感叹道：“黄鹄，大鸟也，一举千里者。”

“黄鹄”号的成功，不仅是徐寿个人的成就，也让清政府上下为之振奋。然而，这艘船并未完全摆脱当时技术水平的限制。它的核心部件仍需借助进口材料，制造过程中的许多难题也只能通过试验和反复调整来解决。这种“边试验边学习”的方式，极大地考验了徐寿的耐心和智慧。然而，徐寿始终相信，只有从实践中摸索出适合中国自身的技术路径，才能真正掌握科学的力量。他将“黄鹄”号视为一个起点，而非终点。他的目标是通过这艘船的成功，进一步推动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缩小与西方列强之间的差距。

“黄鹄”号的问世，在国际社会也引起了不小的关注。当时，外国势力对中国的工业发展一直持怀疑态度，认为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家无法掌握现代化的工业技术。然而，徐寿用事实打破了这种偏见。他在极其有限的条件下完成了这一技术奇迹，向全世界证明了中国并非无法迈入工业化时代。对于清廷而言，“黄鹄”号不仅是一项技术成就，更是一种精神象征：在内忧外患的夹缝中，中国人仍然能够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力量，为国家找到一条新的出路。

更为重要的是，“黄鹄”号的成功制造，为中国近代造船业奠定了基础。它不仅培养了一批掌握蒸汽动力技术的技术人员，还为后来的中国船舶工业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徐寿的实践证明，中国不仅需要科学知识的引入，更需要将这些知识与本土需求相结合，探索出一条适合自己的工业发展道路。他的努力和成就，为清末陷入绝境的中国带来了科技自救的希望。

“黄鹄”号的意义远超其作为一艘船舶的功能本身。它象征着一个古老民族在现代化转型道路上的一次伟大尝试，也见证了徐寿在推动中国科学技术进步中的不懈努力与坚定信念。在那个科技荒芜的年代，徐寿以一己之力点燃了工业文明的火种，成为中国近代科学史上不可忽视的先驱人物。正如他的名字一样，徐寿的贡献将在历史的长河中永垂不朽。

译名开先，普及科学

徐寿不仅是一位天才发明家，更是一位以传播科学为己任的启蒙者。在他看来，科学不仅仅是个人实践与发明创造，更是一种知识体系，需要让更多的人了解、学习并实践。为此，他将大量的精力投入到西方科学技术的引入和翻译工作中。他的翻译成果为中国近代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特别是在化学领域，他不仅翻译了大量相关著作，还创造了许多沿用至今的化学元素中文名称，如“铜、铁、硫、碳”等。这些翻译工作，不仅让中国人得以接触和掌握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还为现代科学术语的统一和规范化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徐寿开始从事翻译工作，是因为他深刻意识到，单凭个人的努力，即便能制造出蒸汽机和蒸汽船，也无法真正推动国家的科技进步。他明白，科学是一个庞大的体系，任何发明都离不开对知识的传播和对人才的培养。而在清末那个闭关锁国已久的时代，先进的科学知识几乎完全来自西方国家，且大多以外文形式存在，普通中国人无法接触。于是，徐寿决定将目光投向翻译这一领域。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将这些西方的科学成果翻译成中文，让更多中国人能够了解科学的魅力，掌握技术的力量。

在翻译的道路上，徐寿面临的挑战比发明创造时更为艰巨。当时的中国，外文的普及程度极低，而科学技术领域的术语更是晦涩难懂。为了确保翻译的准确性和科学性，徐寿不仅依靠自己的学习能力，还主动寻求外国传教士的帮助。他邀请了傅兰雅（John Fryer）和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等常驻中国的外国传教士，担任翻译的口述辅助者。这些外国学者用英文为徐寿解释科学原理和术语，而徐寿则根据他们的讲解，将这些内容整理、归纳，再用中文写成科学书籍。他的翻译工作并不是简单的直译，而是基于对知识的深刻理解和对语言的精准表达，力求让翻译成果既专业又易于理解。

翻译化学类书籍是徐寿的重要成就之一。在西方化学知识传入中国之前，化学这一学科尚未在中国形成独立的体系。中国古代的“炼丹术”“矿物学”等虽然包含了一些化学知识的雏形，但与现代化学的系统性、科学性无法相比。而徐寿通过翻译，将西方化学的核心理论和实践方法引入中国，为化学这一学科在中国的起步奠定了基础。他与傅兰雅合作翻译的《化学鉴原》便是其中的代表性成果。这本书是中国近代第一部系统介绍化学知识的书籍，从基础理论到实验方法，再到具体的化学反应过程，内容详实而准确。对于那个科学知识极度匮乏的时代来说，这本书无疑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巨作。

在翻译化学著作的过程中，徐寿不仅是知识的传播者，更是概念的创造者。他发现，许多西方化学术语在中文中没有对应的词汇，为了准确传达这些概念，他亲自创造了一批化学元素的中文名称。这些名称在今天看来似乎已是常识，但在当时，它们的诞生无疑是一种跨越式的进步。例如，“铜”“铁”“硫”“碳”“氢”等这些我们熟知的化学元素名称，最早都是由徐寿根据元素的性质和特点翻译并命名的。这些名称不仅精准地传递了元素的物理化学属性，还让人们能够更直观地理解化学知识。在这些翻译工作的推动下，中国的科学家和学生开始有了系统学习化学的可能性，而这为后来中国近代化学工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除了化学，徐寿还涉猎了许多其他学科的翻译工作。他翻译的书籍涵盖了物理、天文学、数学、工程学等多个领域。这些译作大多结合了他自己的实践经验，使其既符合学术规范，又具有较强的实用性。例如，他曾在翻译声学理论时，纠正了西方科学家对伯努利定律的一些错误解释，并将其应用到中国的机械制造中。他的翻译不仅是一种语言的转换，更是一种对科学知识的消化与再创造。他力求通过自己的努力，让这些晦涩的理论变得更贴近实际、便于操作，从而推动中国社会的技术进步。

徐寿在翻译工作上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他意识到科普的重要性。他不仅为学术界提供专业的翻译著作，还尝试通过通俗易懂的语言，将科学知识普及到普通百姓之中。他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了解科学的价值，并将其应用于日常生活中。例如，在他的部分译作中，他会专门撰写简短的注解，说明某些技术或实验如何应用于农业、手工业或日常生活。这种将科学知识“接地气”的方式，使得他的译作在普通民众中也获得了较大的影响力。

晚年的徐寿已无法参与一线的发明和制造工作，但他将全部的心血投入到翻译和科学知识的普及中。他相信，科学不仅是国家富强的根本，也是民族觉醒的希望。在那个科学知识稀缺的时代，他的翻译成果如同一座座灯塔，指引着无数有志之士走向科学的彼岸。1884年，徐寿因积劳成疾在上海去世，享年66岁。他的生命虽已终结，但他翻译的科学著作却依然为无数后来者提供了宝贵的知识。

徐寿的翻译工作，不仅是他个人学术成就的体现，更是对近代中国科学启蒙的巨大贡献。他用文字架起了中国与世界科学之间的桥梁，让闭关锁国的中国第一次有机会真正接触并理解现代科学。他的努力和成就，不仅为那个时代的中国点燃了科学的火种，也为后来的中国科学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中国近代科学史上，徐寿无疑是一位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人物，而他的翻译工作更是其伟大遗产中最耀眼的一部分。

清末奇才，穿越者的传说

在晚清那个科技落后的时代，徐寿以其超越时代的科学才能和卓越成就，被后人称为“清朝霍金”，甚至一度被调侃为“穿越者”。这一称呼虽然带有戏谑的意味，但也从侧面反映了徐寿的科学成果对同时代人造成的强烈冲击。在那个普遍对科学技术知之甚少的社会中，徐寿却能够凭借自学创造出令世人瞩目的奇迹，完成了一件件仿佛超越时代的发明。这种“不合时宜”的卓越表现，让他被同时代的人们视为异类，也让后人对他身上散发的科学光辉充满敬意。

在中国近代史上，清末的社会状况被形容为“内忧外患交织，百废待兴”。这一时期，列强的坚船利炮敲开了中国的国门，也暴露了这个古老帝国在科技、工业和国防等方面的全面落后。然而，大多数中国人对西方的先进技术既陌生又抗拒，对科学知识的传播和接受缺乏基础。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徐寿却以一种“反常”的姿态走上了科学探索的道路。无论是从兴趣爱好、治学方式还是取得的成就来看，徐寿都像是从一个更先进的时代穿越而来。他对科学技术的执着追求和超越时代的成就，让他显得格外突出，甚至有些“离经叛道”。

这种“穿越者”的传说，源于徐寿科学成就的超前性。在当时的中国，蒸汽机技术几乎完全掌握在西方列强手中，而徐寿仅凭简单的观察和一张略图，便在短短三个月内制造出了中国第一台蒸汽机，并在四年后制造出中国第一艘蒸汽动力船“黄鹄”号。这种能力和效率，令许多同时代的人感到不可思议。尤其是清廷中一些并不理解科学原理的官员，更是将徐寿视为一个“异人”，认为他掌握了一些难以言说的秘密。对于那些长期生活在封建传统观念下的人来说，徐寿的科学实践仿佛是一种“不合常理”的现象，与他们对技术和知识的认知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徐寿被视为“穿越者”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开放且创新的思维方式。在清朝长期的闭关锁国政策下，绝大多数中国人对西方世界的科学和文化缺乏了解，甚至充满排斥。而徐寿不仅主动接触西方科学，还将这些先进的知识融入到自己的实践中。他不拘泥于传统，更敢于挑战权威。比如，他在翻译声学理论时，直接纠正了伯努利定律中的部分错误，并将其应用于机械制造和实践当中。这种敢于质疑、勇于突破的精神，与当时许多人囿于旧制的思维形成了鲜明对比。正是这种突破性的思维方式，让人们惊叹于徐寿的“超时代”能力，也让他的成就显得格外出众。

此外，徐寿的科学生涯中展现出的综合素质，也让他显得尤为特别。他不仅在化学、物理、机械等多个领域取得了实质性的成果，还在翻译、教育和技术普及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比如，他在化学领域翻译并创造了大量中文术语，如“铜”“铁”“硫”“碳”等，这些沿用至今的名称，成为中国现代化学的基础。他还翻译了大量科学书籍，并通过科普的方式让更多人了解科学的力量。这种多才多艺、学贯中西的特质，让人们不禁怀疑：徐寿是否真的仅仅是那个时代的普通人？他的知识和见解为何能如此超越时代？

当然，“穿越者”之说更多是一种戏谑和赞誉，它不仅表达了人们对徐寿成就的震撼，也体现了清末社会对科学知识的陌生与敬畏。然而，这种传说的流行也从侧面揭示了一个重要问题：在那个科技发展几乎处于停滞状态的时代，徐寿的存在本身就像是一束刺破黑暗的光。他的成就不仅是个人才华的体现，更是对中国社会科学启蒙的一次唤醒。尽管“穿越者”的说法带有浪漫的想象，但徐寿身上体现出的创新精神、独立思考和探索勇气，却是真实的。这些特质让他在封闭落后的时代中独树一帜，成为科学发展的先驱。

然而，徐寿的“穿越者”身份也带有一种时代的悲剧性。尽管他的个人成就卓越，但他所处的社会环境却对科学普及和工业发展的支持极为有限。在晚清动荡的局势下，像徐寿这样具备超前思维和技术能力的人少之又少，他的努力虽然点燃了科学启蒙的星星之火，但却难以在短时间内改变整个社会的面貌。他的很多发明和译作，直到他去世多年后才逐渐被社会所重视，而这段时间的延误，也让中国在科技和工业上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进一步拉大。

或许，“穿越者”的传说不仅仅是对徐寿成就的赞美，更是对那个时代的一种叹息。倘若当时中国能够多一些像徐寿这样的人，倘若清廷能够在徐寿等人的努力下更加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那么中国的近代史是否会书写出另一种结局？尽管历史无法假设，但徐寿的存在无疑证明了，即便在最困难的时代，一个人的努力也能够在漫长的黑暗中点燃希望的火光。

“清朝霍金”“穿越者”的称号，最终成为徐寿传奇一生的注脚。他用科学的力量，打破了传统的禁锢，用实践和智慧，为后人打开了通向现代化的通道。尽管他的时代没有为他提供更多支持，但他的精神早已超越了时代的局限，成为激励后人追求科学、突破自我的不朽丰碑。他的名字，也将在中国科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