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乔木曾被誉为“中共中央第一支笔”，作为毛主席的重要秘书，他参与了党的重要决策，更在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历程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晚年尽管因病困扰，他依旧心系国家大事，尤其对日本右翼历史修改的愤怒不减。胡乔木的晚年，是否真能无愧于自己那段充满奋斗与奉献的岁月？下面小史就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清朝末年，江苏盐城的张本村，一位年轻的寡妇带着儿子胡启东艰难度日。家庭贫困，根本无力支持胡启东读书。然而命运却给了他们一次机会。村里有个大户人家，为自家孩子请了私塾先生，但孩子觉得枯燥无趣，想找个伴读。恰好胡启东年龄相仿，于是被邀请去做伴读。

胡启东勤奋好学，还很快在学习中崭露头角，不久便考中了秀才。胡家从此变得书香气浓，胡启东也为未来的胡乔木铺垫了光明的道路。胡启东给儿子起名“胡鼎新”，源自成语“革故鼎新”，寓意改革创新。胡乔木便是后来用的笔名。

胡乔木自小聪明好学，鞍湖小学毕业时，他便是全校第一。在那个年代这样的成绩可谓非常耀眼。进入中学后，胡乔木接触到陈独秀和瞿秋白等人的文章，思想上的启蒙也在这一时期悄然发生。尤其是在大革命失败后，他选择理科作为主攻方向，但仍保持对文学的浓厚兴趣。许多诗歌作品还被刊登在学校刊物上，展现出他卓越的文学天赋。

1929年家乡发生旱灾，胡乔木的家庭生活变得更加艰难。校长看出了他的潜力，建议他考取名校改变命运。在校长的帮助下18岁的胡乔木凭借优异成绩考入了清华大学，开始了人生的新篇章。

清华大学的地位在当时无可比拟，胡乔木能进入其中，说明他非凡的学识与才能。然而革命风暴也在北京肆虐，胡乔木并没有被眼前的困境吓倒。他多次组织学生举行抗议活动，积极加入共青团。虽然学的是理科，他依然对历史充满兴趣，在老师的支持下转入历史系。

胡乔木最终决定离开清华，追随心中的革命理想。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前往上海工作。很快他便得知了红军即将到达陕北的消息，他为之激动不已，并在上海积极开展宣传，撰写反对国民党的文章。此举导致他遭到国民党逮捕。

为了躲避追捕，胡乔木应冯雪峰的建议前往延安。在这里，凭借自己的才华，胡乔木得到了毛主席的关注，开始了与毛主席的紧密合作。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了20年，胡乔木为新中国的成立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1941年29岁的胡乔木来到毛主席身边，担任秘书。初见毛主席时，由于工作繁忙，两人只寒暄了一番，毛主席便投入工作。胡乔木心情忐忑，第一天的工作让他感到些许不安。

第二天胡乔木再次来到毛主席身边，看到毛主席正在校对《六大以来》的文稿。胡乔木有些犹豫地开口：“主席，我来干这个吧？”毛主席抬头一笑站起来伸了个懒腰，说：“你找对任务了。

这简短的对话标志着胡乔木正式成为毛主席的秘书。同年6月德国闪击苏联，二战形势急剧变化。为了安抚民心，毛主席决定发表一篇社论，坚定人民信心。这项任务交给了胡乔木。

毛主席简洁地指示道：“乔木，你给《解放日报》写篇社论，题为《苏必胜，德必败》。要抓住四个要点：一是德国师出无名，二是资源短缺，三是多条战线作战，四是苏联内稳外援。” 胡乔木毫不犹豫，快速完成了草稿。

毛主席看后稍作修改，文章很快送往《解放日报》发表。胡乔木没有得到表扬，但他知道，毛主席的默许已是肯定。没有批评，就是一种奖励。这次经历让胡乔木对写作更加得心应手，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文字开始与毛主席的思想更加契合。他成为毛主席政治决策的重要助手，最终赢得了“中共中央一支笔”的称号。

1956年，党的八大召开时，胡乔木凭借他在党内的杰出表现，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并晋升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这是他政治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也标志着他在党内的地位日渐上升。长年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特别是担任毛主席的政治秘书，给胡乔木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压力。

作为毛主席的秘书，他的工作几乎是全天候的，处理大量的文件、政策和指令，任何细节都不能出差错。随着时间的推移，胡乔木的健康逐渐受到影响。日复一日的高压工作使他的身体和精神状态都开始出现问题，最终发展成神经衰弱。对此，胡乔木虽然从未表露过多，但那些沉重的工作压力，早已深深刻在了他的身上。

1959年初，毛主席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全国都在报告粮食大丰收，然而民间却传来饥荒的声音，百姓生活困苦。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毛主席决定反思并纠正错误。

此时胡乔木想起了陈云早前提出的粮食生产指标问题，但却一直未向毛主席报告。胡乔木的迟疑和隐瞒让他内心煎熬，他深知这个问题如果早点报告，可能就不会发生如此严重的后果。最终1959年4月1日，胡乔木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召开时，将自己隐瞒已久的事情告诉了毛主席。

毛主席听到陈云的意见竟被瞒报，气得当场训斥胡乔木：“你不过是一个秘书，怎敢不报告副主席的意见？”毛主席的愤怒不难理解，因为陈云曾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解决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而这次的错误完全是由于胡乔木的延误，导致全国粮食生产出问题。

为了避免类似的瞒报现象再次发生，毛主席决定采取措施。他将一个任务交给警卫员李银桥，让他去地方工作时，每年都提交一份关于民生的详细报告，以确保毛主席能准确了解全国的实际情况。

尽管毛主席原谅了胡乔木，但他深感内疚，觉得自己无法再胜任秘书的工作。1961年5月，胡乔木出席完北京会议后，意识到自己需要休息，便向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请了假。

邓小平审阅了请假报告，并在上面批示：“你好好休息一下。” 这一简单的批示，透露出邓小平对胡乔木健康状况的关切。尽管胡乔木依然是毛主席的政治秘书，但事实上，从此开始，他就逐渐远离了毛主席的工作圈子，之后也未再回到毛主席身边。

1966年6月，胡乔木在杭州休养时，偶然有机会与毛主席见了一面。虽然两人已经多年未见，胡乔木心中充满了许多话想对毛主席说，当面对毛主席时，胡乔木却陷入了沉默。见面时他原本准备好的话语一时未能出口。两人只是静静地对视，心中或许都怀念过去的时光，但并没有言语表达。

临别时，毛主席关切地嘱咐道：“你回到北京，少说话，多看看，多了解情况。”这句话深深打动了胡乔木，但也是他和毛主席最后一次的对话。后来，毛主席确实有意去看望胡乔木，但因种种原因，两人未能再见面。这成为胡乔木心中永远的遗憾。

尽管身体日渐虚弱，胡乔木始终没有放弃工作。在休养期间，他依然在党内为党和国家事务出谋划策，处理一些重要的文件和事务。他虽然没有回到毛主席身边，但始终为党的事业尽心尽力，凭借着他深厚的政治智慧和经验，他继续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1967年“五一”劳动节那天，毛主席照例计划前往天安门参加庆祝活动。然而，他的行程突然发生了变化，毛主席决定去胡乔木家里拜访这位曾经的老友。胡乔木一直是毛主席身边的重要助手，两人有着深厚的友谊。毛主席此行本意只是想看看胡乔木，感受到他在长期政治斗争中的坚韧与贡献。然而令毛主席未曾预料的是，这一简单的拜访却因意外发生了小插曲。毛主席到达胡乔木家时，发现门口并没有预期中的迎接声音，门也始终没有打开。毛主席敲门许久，里面依然没有回应。渐渐地，越来越多的群众开始围观，气氛也愈加紧张。

考虑到当时的安全形势，毛主席最终决定放弃继续等待，转身离开了。尽管如此毛主席并没有因此而忘记自己的初衷，他依然想表达对胡乔木的关心和问候。于是毛主席通过其他渠道向胡乔木转达了自己的心意，告知他自己本打算亲自探望，但因一些特殊原因未能如愿。

当胡乔木得知毛主席依然惦记自己时，内心的感动与欣慰无法言表。尽管因为一些原因，他们这次错过了见面的机会，但胡乔木也深知，自己原本常用的东门那时并不适用，而毛主席依然照常来到这里，心里充满了对胡乔木的关心与不舍。

1976年毛主席去世，胡乔木深感痛惜，但他依然保持着自己的责任感，参与起草了许多与毛主席相关的重要文件。这些文件和资料，成为了后来党史研究的重要基础，对了解毛主席一生及其时代的历史进程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尽管身患重病，健康状况日渐恶化，胡乔木依然坚持整理关于毛主席的回忆录。进入九十年代时，胡乔木的身体已是病入膏肓，癌细胞几乎侵蚀了他身体的每一个角落。这并没有使他停下手中的笔。

胡乔木深知这些回忆录对于中国历史的传承与未来的研究至关重要，他不愿因为自己的健康状况而放弃这项工作。在那段时间里，他的手虽然因病痛而日益颤抖，但他仍坚持写下每一段回忆，每一个细节。尽管他知晓自己可能无法亲眼见证这些文字的未来，但他依然心无旁骛地为毛主席的历史留下了自己的痕迹。

1977年5月，邓小平与王震、邓力群谈起胡乔木时，评价他是“我们的第一支笔杆”。这一评价是对胡乔木过往贡献的认可，自此胡乔木走出了低谷，重新获得了重用。

他被任命为国务院研究室负责人，并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开始着手创建社科院，推动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1982年，日本右翼编写的《新编日本史》获得审定并出版，竟将“侵略”中国改为“进入”中国。当时已经七十高龄的他，迅速从青岛赶回北京，发表了《警惕军国主义的逻辑》一文，直指日本右翼篡改历史的阴谋。他开篇就批判：“‘侵略’改为‘进入’是文字游戏，更是危险的信号。

文章一经发布，胡乔木的犀利文笔令日本右翼措手不及，而国内读者也纷纷感慨：“姜还是老的辣。”虽然身体逐渐虚弱，胡乔木依然坚持书写。他认为只有通过撰写历史，揭示真相，才能让世人明白过去的教训，避免历史重蹈覆辙。他在病中仍不放弃工作，编写与延安、毛主席相关的历史著作。1991年，《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最终出版，这本书成为他晚年最大的成就。

尽管健康每况愈下，胡乔木依然在病床上坚持写作。他曾对妻子说：“我希望活到90岁，还有很多事没做完。”然而1992年9月28日，胡乔木因病去世，未能完成他的回忆录。

参考

胡乔木的一桩未了心愿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叔叔胡乔木和毛主席一起工作的日子 新民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