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酷暑。日本的报纸、电视等所有媒体都在制作“终战”特辑和相关电视节目。8月15日，各家电视台会转播“全国战殁者追悼仪式”。每到8月，我的心情都会变得沉重。我们应该如何面对上一场战争，特别是“日中战争”（译注：即日本侵华战争）或者“太平洋战争”这段历史？这个命题随着时过境迁，愈发沉重与深刻。

何谓“战争的悲惨”

有读者或许收看过日本放送协会（NHK）晨间电视连续剧《如虎添翼》。这部剧从今年春季开播至今。6月中旬开始，剧情的时代设定进入到二战结束后的岁月。画面里看到的是伤痕累累的军人、战争中失去双亲的孤儿以及有些脏乱的“流浪儿”彷徨街头。“孩子是战争最大的受害者。”当画面出现这段旁白时，我不由陷入沉思。虽说那只是电视剧，但有种理不清的“违和感”让我难以释怀。我们凭什么谈受害者？又凭什么谈论战争的悲惨？这些疑问如同沉渣般沉入心底，心情愈发沉重。

2024年日剧《如虎添翼》剧照

我以前供职于视听媒体（NHK），每到8月总会想起工作的“往事”。那时我刚入职第二年。当时我在日本山口县工作，为了和前辈导演完成所谓的“终战特辑”电视节目采访，踏上了前往岩国市的旅程。岩国市如今驻扎着美国海军陆战队基地。昭和20年（译注：1945年）8月14日，即“终战日”前一天，岩国市遭到美军空袭，500余人罹难。那以后每到8月14日，岩国市都会举办慰灵祭，晚上还举行盂兰盆会舞祭奠亡灵。当时的策划是准备拍摄一系列慰灵画面并剪辑成电视节目。那件往事发生在前往岩国的火车上。

“说到战争的悲惨，我们凭什么说战争很悲惨呢？”

“你究竟想说什么？”

“每到8月，报纸总说当时口粮不足，战时生活多艰苦，人们只有‘面团’可吃，个个面黄肌瘦，因此再也不能重演悲惨的战争了。报道都是这类千篇一律的回忆故事。难道这就是当时战争的悲惨之处吗?”

“你到底想说什么？”

当时我刚步入职场，面前这位前辈在我看来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因此，我有些想不开，很坦率地吐露了平时的一些思考。

“媒体节目回顾的战争记忆全都在说当时自己的生活多艰苦、多心酸。这就是战争悲惨之处了吗？那么死于日军屠刀之下的民众不悲惨吗？当然，在美军空袭下遇难的市民或许也是无辜受害者，可我们的‘终战特辑’却总是把日本及日本人作为加害方的责任束之高阁，这样合适吗？在讲述日本人的悲惨之前，我们不应该先说说中国人的惨剧吗？他们正是因日本的侵略而落得家破人亡的田地……”

我们在火车上相对而坐，一时陷入了沉默。

位于日本山口县岩国市，濑户内海西岸的岩国美军基地

“我还是头一回遇到像你这么说的人。但问题是接下来岩国的采访怎么办呢？你觉得该怎么办？”那时我初入职场，缺少经验，说话也很不成熟。前辈却很坦诚地倾听了我的意见。我对前辈讲道，虽然明白要在日本媒体上探讨日本的加害责任有多困难，但如果不捅破这层纸，我们就无法恪尽媒体的职守。两人还就接下来岩国的采访继续进行讨论。这只是一些细碎的回忆，但那是我入职工作后首次面对“战争”话题，那段经历记在了心里。

日本败给了谁

在此，我想谈一下我为何如此关注“战争”。

我属于二战后出生的一代（译注：作者生于1948年），孩童时期就较早地“邂逅”了中国。中学时代，我从父亲的书架上取下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那本书让我手不释卷。一边是学校教授的历史，一边是与教科书迥异的“对事物的看法”。我挣扎于两者之间的同时，养成了思考社会的习惯。

最典型的是父亲曾表达的一个观点。日本在上一场战争中输给了地大物博的美国——这在日本社会被视为是“常识”。父亲却说：“因为日本对中国发动了错误的侵略战争，所以最后败给了中国人民的殊死抵抗。现在说的‘终战’含糊其辞。我们必须搞清楚日本是败给了中国人民的抵抗，直截了当地承认‘战败’。发动错误战争的一方终将输掉战争。”

8月13日，原侵华日军第731部队成员清水英男来到位于哈尔滨市的“谢罪与不战和平之碑”前忏悔谢罪

上大学后，我邂逅了曾被中国判为战犯的前日军士兵塚越正男。回到日本后，塚越正男向日本年轻一代毫无保留地讲述自己犯下的罪行，分享“从鬼重生为人”的经历，并全心全力地告诫：“我们绝不能再扛起侵略中国的枪炮。”

塚越正男独居在东京某居民区，居家经营着铁材加工的生意。我曾拜访过他的居所。他一边向我倾诉深切的悔恨，一边吐露如同“血泪般呼唤”的真情。我听着他的述说，沉思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战争的悲惨并承担起何种责任。

1960年代中期，日中尚未实现邦交正常化。我听一些了解中国的日本人谈到，二战已结束20年了，但行走在中国的街头，遇见的十人当中依然有几人或曾被日军夺去亲人的生命，或曾遭日军残害身躯，受苦于各种后遗症、残疾病症。

从这些根据个人亲身经历转述的故事中，我看到了比书本知识更加生动的、关于“日中战争”的真相。日本作为加害方的责任在我心头越发沉重。如果无视这一点，我们是无法正确处理对华关系的。换言之，我认为与中国打交道的原点首先是认清日本作为加害方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

关于责任问题，我个人的立场是作为战后出生的一员，战争年代时还没有我，因此我“没有罪孽”，但“负有责任”。这是我遵循的原则。

时过境迁，代际更替，战争记忆也在变得模糊。但即便如此，过去是无法改变的，它一直存在于历史中。因此，我们日本人一定要对过去始终负起责任，这样才能与邻国培养面向未来的信任感。

我在文章开头用的措辞是“日中战争”，但是这场战争是日本强加给中国的，并非中国民众主动挑起的。明确认识这一点尤为重要。日中之间没有宣战书（无需赘言，这与是否曾正式宣战毫无关系），中国也没有将战争强加于日本。当时日本使用所谓“满洲事变”“上海事变”等措辞，试图用“事变”二字掩盖历史真相。我们必须搞清楚这些用词背后的含义。日本还一手扶植了傀儡政权“伪满洲国”，打着所谓“五族协和”“王道乐土”等虚无缥缈的“理念”，统治中国东北地区。结果，随后日本一头扎进了蔓延中国全境的血腥杀戮、掠夺的泥沼。我们必须基于这些事实，重新学习历史真相。战后，日本对中国民众应负战争责任，但日本是在完全缺乏对战争责任反省的情况下，开启了战后征程。从那一直延续至今，成为了我们根深蒂固的问题。

每到8月，我们迎来“终战日”。如果想借此机会或多或少地回顾战争历史的话，以上是我们对待历史最低限度的应有之义。这正是活在当下的日本人应承担的责任。

警惕新“暴支膺惩”时代的到来

很多日本人提倡珍爱和平，反对战争。但是，要想让这些主张成为强大的力量，则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坦诚面对包括过往侵略、殖民政策在内的、作为加害者的战争责任。

然而现在世道变了。一些所谓“历史相对主义”的“混淆视听”者公然在媒体、论坛上大放厥词。他们宣称“历史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存在各种侧面。各种解释都能成立”。如果逃避过往历史的观点、风潮成为日本社会的主流，中国自不用说，我们又该如何与其他亚洲民众真正建立起信任关系？

离开工作岗位后，我曾在大学教授过一段时间的“媒体论”课程。每年课堂讲义中，我都会安排一个“战争与媒体”的主题讨论，与青年学生一同思考。主题论点涉及方方面面，其中一个重要论点是“为什么日本国民在日中战争中变得狂热”。当然开战的责任在日本军部和政治家身上，可是日本国民没有责任吗？回顾当时的“舆论”、报纸和广播报道，我们会发现极为普通的国民当时也对侵略中国变得狂热起来。我们要冷静地审视并了解那个时代。

当时日本大众口号中具有代表性的是“暴支膺惩”（即“惩罚蛮横的中国”）。这个口号也曾在报纸大标题中登场。此外，报纸还刊登过“斩百人竞赛‘超纪录’向井106：野田105 两少尉进入加赛”这种耸人听闻的报道标题（译注：该报道刊登于《东京日日新闻》，1943年改名为《每日新闻》）。那篇报道还配着一张两名军人“得意洋洋”表情的照片，甚至还曾入选教科书。

这种“狂热”难道已经是过去时了吗？我并不这么想。考虑到当前日本媒体、舆论场的涉华报道、言论，我很担心我们正迎来新“暴支膺惩”时代。矢吹晋先生是我所尊敬的、“中国研究”领域的日本第一人。据说他也曾敲响警钟，告诫警惕新“暴支膺惩”时代的到来。我更加确信自己的分析没有错。无需赘言，日本社会正处在极为危险的关口。我能和矢吹晋先生“不谋而合”固然荣幸，但这并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

已故日本一桥大学教授中村政则曾提出过“贯战史”的视角。他意味深长地说道：“战争会极大改变国际关系，并给国内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带来剧变，对民众的思考与心理产生重大影响。战争即便结束了，所产生的影响并不会随之消失。”

把每年8月15日定为“终战日”，并不意味着日本就此发生了蜕变。包括如何对待“战败”在内，二战后日本所走的道路缺乏对战争的透彻总结。在对美关系中，即在所谓的“日美安保=日美同盟”的框架下，日本一味追随美国，往“可发动战争的国家”方向大步向前。如何认真地应对这一大变局才是我们日本人在8月里必须做的事情。

木村知义 前日本放送协会（NHK）主播、记者

作者：木村知义 编译：吴文钦

全文略有删减、图片源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