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将军叶飞祖籍福建省南安市金淘镇, 出生于菲律宾奎松省, 是中国唯一具有双重国籍的开国上将。新中国成立前, 叶飞曾多次率部到闽北开展革命斗争, 其中有明确史料记载、具有重要历史意义、产生深远影响的, 笔者认为前后有4次。

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 在闽、浙、赣三省边界地区留下来坚持革命的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 先后开辟了三块相对独立的游击区:一是刘英、粟裕等领导的浙西南游击区;二是黄道、黄立贵等领导的闽北游击区;三是叶飞、阮英平、范式人等领导的闽东游击区。由于三块游击区均与党中央失去联系, 面对十倍于己的敌人的重兵“清剿”, 为了更好地打击敌人、壮大自己, 三方都有意加强联系, 共同对敌。

浙西南与闽东方面率先实现联合。1935年8月, 国民党军队开始集中“围剿”浙西南游击区。在敌人的猖狂进攻面前, 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主力撤出浙西南中心区, 转战于闽浙两省交界的景宁、庆元、松溪、政和、建瓯一带。10月5日, 刘英、粟裕率红军挺进师与叶飞率领的闽东红军独立师在福建寿宁县郑家垅会师, 并随即在此召开联席会议。双方领导人一致认为, 在“闽赣浙皖边区清剿总指挥部”统一指挥国民党中央军和4省反动力量“清剿”边区红军的情况下, 浙西南、闽东和闽北3支武装力量应当联合起来, 成立省委一级组织统一领导。考虑到黄道在党内资格较老, 恢复闽浙赣省委必须征得他的同意。在没有联系上闽北方面前, 双方决定先成立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和临时省军区, 刘英为书记兼政委, 粟裕为组织部长兼司令员, 叶飞为宣传部长兼少共临时省委书记。

会后, 叶飞按闽浙边临时省委的指示, 负责寻找、联络黄道及闽北红军。为此, 叶飞领导的闽东特委一方面通过各种渠道打听闽北红军游击队的消息, 一方面派出闽东独立师第二纵队积极向与闽北交界的寿宁、周宁、屏南、政和一线发展, 创建了政 (和) 屏 (南) 游击根据地, 成立了中共政屏县委、游击队, 为两块游击区的会合创造了有利条件。

与此同时, 闽北方面按照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时中共中央下达的“要求闽北部队注意和闽东叶飞同志的游击队取得联系”的电报指示, 也在想方设法寻找闽东红军。早在1935年8月, 在崇安县 (今武夷山市) 岚谷乡黄龙岩召开的闽北分区委扩大会议 (史称“黄龙岩会议”) 上, 闽北分区委书记黄道等领导人就确定了打通与闽东游击区联系的计划, 决定在红军游击队兵分三路打出外线时, 派闽北红军独立师师长黄立贵和闽北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曾镜冰率一部分兵力, 设法联络闽东红军。

1935年10月, 饶守坤、王助率闽北红军独立师第二、第三团300多人为第一路, 从崇安岚谷出发, 经浦城挺进建松政地区, 到年底, 开辟了包括建瓯、松溪、政和、周宁、寿宁、古田、屏南、南平、浦城和浙江龙泉、庆元以西广大地区在内的闽东北游击根据地, 与闽东红军开辟的政屏根据地、红军挺进师开辟的龙 (泉) 浦 (城) 、江 (山) 浦 (城) 游击根据地相互穿插, 交错发展, 为3块游击区的联系与配合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在饶守坤、王助开辟闽东北根据地的同时, 黄立贵、曾镜冰也率一路红军西出邵武、顺昌、建阳3县边界地区。到同年10月, 成功建立了中共邵顺建县委, 以及游击队、赤卫队等革命组织, 稳定了邵顺建边区局势, 为开辟邵顺建根据地打下了良好基础。黄立贵始终没有忘记肩负的另一重任, 局势已定, 就于10月下旬与曾镜冰率闽北红军独立师第一团主力, 从建阳出发, 奉命开进闽东北地区, 寻找叶飞带领的闽东红军。黄立贵所部沿途连克建瓯的迪口、玉山、东峰、川石等重镇, 并在建瓯后坪与闽北红军独立师第三团会合, 将三团战斗力最强的五连编入一团, 然后继续向闽北闽东交界的屏南、政和、周宁一带活动。

红军一路横扫了敌乡镇公所, 收编了古田土匪张春光的1个团, 击溃了李惠民反动民团的堵截, 然后在屏南上楼村以少胜多, 冲破敌79师的包围, 歼敌1个营又2个连。11月16日, 闽北独立师第一团与陈挺率领的闽东独立师第二纵队在屏南大碑村柯坑自然村第一次胜利会师。随后, 黄立贵率部从屏南绕道进入政和的红桃洋、花桥、坂头等村, 于1936年1月下旬进驻洞宫山的禾坪村。洞宫山是政平游击根据地的中心地带, 闽东党组织、游击队在此活动活跃, 群众基础好, 闽北红军的到来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黄立贵下令公开打出闽北红军独立师旗号, 分路寻找闽东红军。

功夫不负有心人。好似心有灵犀, 这时叶飞也不约而同地率闽东独立师第一纵队100多名红军来到了政和、屏南交界的南峭、宜洋、岩后、仰头一带活动, 寻找闽北红军。1月30日, 叶飞率部抵达禾坪村, 与黄立贵率领的闽北红军胜利会师。闽北、闽东两支主力红军在闽北红土地上首次相聚, 山村一片沸腾。双方首先互相介绍了各自游击战争开展情况, 随后黄立贵向叶飞转达了黄道书记对两地党组织联手对敌的态度和想法, 叶飞也转达了闽浙边临时省委希望黄道出面领导组建闽浙赣省委的想法, 并将刘英致闽北分区委的信交由黄立贵转呈黄道。最后, 叶飞、黄立贵还就两地红军如何相互配合、相互支撑等问题进行了磋商, 并商定了召开闽北、闽东联席会议的具体时间、地点。

洞宫山会师打破了国民党军队企图将红军游击队“分而剿之”的阴谋, 打通了闽东、闽北两块游击区的联系, 为两块游击区的联合对敌创造了有利条件。

1998年, 政和县人民政府在杨源乡洞宫山禾坪村修建了“闽东北会师碑”, 以资纪念。

洞宫山会师后, 叶飞、黄立贵率部分别回到闽东、闽北进行准备。

1936年4月, 黄道在闽北军分区司令员吴先喜、政治部主任曾镜冰和黄知真等人陪同下, 带领闽北红军独立师第一团一部, 从岚谷动身, 经浦城、建瓯边境进入政和县, 如约抵达洞宫山仰头村, 与先期一天到达的叶飞队伍会合, 按照约定召开了联席会议。会议进行了3天, 着重商讨闽北、闽东、浙西南3块游击区联合的问题。双方一致认为, 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 而闽浙皖赣4省的国民党军队又采取统一部署的情况下, 既要坚持独立分散的游击战术, 也要有统一的斗争部署, 团结对敌, 才有可能粉碎敌人的“清剿”。

会上, 叶飞再次转达了闽浙边临时省委关于联合成立闽浙赣临时省委, 并请黄道出任书记, 以统一领导闽北、闽东和浙西南游击区的意见。黄道对三方联合表示赞同, 但鉴于浙西南方面的领导没有出席会议, 且闽浙边临时省委内部存在分歧的情形, 认为成立闽浙赣临时省委的时机尚不成熟。不过, 与会双方就闽北、闽东游击区联合问题还是达成了共识, 双方一致同意恢复成立闽赣省委, 议定由原闽赣省委 (1933年4月成立, 隶属中共中央苏区中央局) 常委兼宣传部长、闽北分区委书记黄道担任书记, 省委委员有黄道、叶飞、阮英平、范式人、黄立贵、曾镜冰、吴先喜、曾昭铭等。同时还计划成立闽赣省军区, 政委黄道, 司令员叶飞 (未到职) , 政治部主任曾镜冰。

1936年6月, 黄道等返回崇安, 在岚谷宣布正式成立闽赣省委, 省委书记黄道, 组织部长曾镜冰。之后, 又相继成立了闽赣省军区、省肃反委员会、省工联、共青团闽赣省委等。

后来, 由于形势紧张以及各种复杂的历史原因, 闽北、闽东并未实现真正的统一, 但在干部交换和互相配合等方面仍按原计划进行。如闽北独立师政委卢文卿调任闽东独立师师长, 闽东缪英支队划归闽东北特委指挥。另外, 黄道还调派了一批地雷和武装人员支援浙西南红军, 后来刘英将这些地雷和武装人员又转送给了闽东红军使用。三年游击战争期间, 闽东红军派出部分兵力到松溪、政和交界地区, 成立了以范仁满为书记的中共松政中心县委。

洞宫山会师之前, 闽北、闽东红军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 各自孤军奋战;会师之后, 特别是两地党委洞宫山联席会议的召开, 使得两块根据地走到一起, 为彼此间相互配合、相互支撑创造了有利条件, 标志着闽北、闽东三年游击战争的重大转折, 在闽北、闽东乃至福建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一页。对于两地扩大游击区域, 发展革命武装, 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分割“清剿”, 发挥了积极作用, 并对新四军的成立产生了深远影响。

由于两块游击区革命队伍的壮大, 1938年整编为新四军时, 闽北、闽东红军游击队为新四军输送了大量兵源。据统计, 闽北、闽东红军游击队到达皖南, 编入新四军的实际兵力为2260人, 其中闽北1060人、闽东1200人, 分别整编为新四军三支队五团、六团, 占新四军成立时福建为新四军输送兵力的近一半 (闽北参加新四军的还有参加闽东的政屏游击队和参加浙西南的龙浦、江浦游击队的部分闽北籍战士, 他们随部队整编为新四军三支队六团、二支队四团四营, 未算在1060人里面) , 且参加新四军整编的都是经过三年游击战争艰苦锤炼的游击健儿, 英勇顽强, 能征善战。他们的加入, 不仅成为新四军的重要来源, 还壮大了新四军的实力, 为新四军赢得“铁军”荣誉和形成“铁军”精神作出了重大贡献, 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正因为洞宫山会师、联席会议意义深远, 黄道长子、时任闽北军分区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亲历了这一历史事件的黄知真, 在新中国成立后曾赋诗云:

武夷巍巍风雷动, 建水滔滔星火红。

血战三年留青史, 光辉一页有洞宫。

1998年, 政和县人民政府在杨源乡洞宫山仰头村公路边修建了“会师纪念亭”, 并将这首诗镌刻在亭内的大理石碑上, 昭示后人, 提醒人们勿忘风雨如磐的革命战争年代, 两支英雄的部队、两大地方党委、两块根据地革命领导人的历史性会晤。

洞宫山联席会后, 叶飞率部回到闽东, 继续在艰苦的环境中坚持游击战争。一年多后, 卢沟桥的枪声传来, 全面抗战爆发。国共两党再度携手, 共赴国难。叶飞领导的闽东游击区按照中共中央的合作抗战政策精神, 与国民党福建当局举行了停止内战的谈判。1937年12月, 八路军南京办事处派参谋顾玉良到达闽东, 向闽东特委和独立师传达中共中央有关国共合作谈判和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等问题的指示。随后, 叶飞与顾玉良一道下山, 经福州前往南昌新四军军部接受任务。

1938年1月下旬, 叶飞从南昌接受任务后, 与新四军政治部组织部长李子芳返回闽东, 到达屏南棠口, 向闽东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传达了新四军军部命令和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决定:闽东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第六团, 下辖3个营, 团长叶飞, 副团长阮英平 (不久由吴焜接任, 阮英平改任政治部主任) , 参谋长黄元庆;调整中共闽东特委组织机构, 范式人任书记, 设立新四军三支队六团后方宁德留守处。2月14日, 1300余名闽东游击健儿告别了闽东人民, 在叶飞、阮英平率领下, 从屏南双溪、棠口出发, 奔赴皖南抗日前线。

部队北上开进途中休整的第一站, 是与屏南接壤的政和县。政和是闽北山区小县, 却驻扎着福建省的1个保安团。国共合作之初, 国民党当局并无百分之百的合作诚意, 时有小动作, 制造反共摩擦。叶飞派打前站人员前去联系, 国民党政和县政府借口县城狭小, 无地驻扎部队, 不让新四军六团驻城, 只准驻在城外。但前往城外的广德寺等3个大庙都必须经过县城, 而城门戒备森严。叶飞令部队做好战斗准备, 并派人数足、武器装备好的第一营为前卫, 雄赳赳气昂昂直奔县城。保安团见六团早有精心准备, 不敢阻挠, 六团顺利进城, 于黄昏进驻城外3座大庙。

但国民党当局反我之心不死, 仍力图制造事端。半夜, 六团驻扎地四面山头火光点点, 国民党保安团从山上用机枪向六团宿营寺庙扫射。叶飞令部队以战备姿态宿营, 不管有什么响动, 只要没打到我方头上, 都不予理会, 按兵不动, 不给敌人以制造冲突的借口。敌人见无隙可乘, 只好自动收场。

次日, 叶飞派人进城向县长提出抗议。县长提出宴请六团的连以上干部, 遭拒;又派人把宴席送到六团寺庙驻地, 被拒;县长亲自出马, “递上名片, 声称要'拜谒团座’, 也被我 (指叶飞) 毫不客气地拒绝接见”。面对不顾抗战大局、不予支持合作的国民党地方当局, 叶飞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有理有利有节, 狠狠打击了国民党地方当局的嚣张气焰, 树了我新四军良好形象, 长了我新四军威风正气。

第三天, 六团继续出发, 来到松溪县。国民党松溪当局慑于新四军威望, 汲取政和教训, 对六团的到来以礼相待。县长周必璋带领机关、团体、学校师生数百人, 敲锣打鼓, 鸣放鞭炮, 到城外十里路的地方列队迎接, 并设宴和送草鞋以示慰劳。红军进城后, 在大街上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 张贴标语, 演出抗日文明剧《田大嫂》等。

2月18日, 叶飞率六团继续开进, 到达浦城, 驻扎水南天后宫、房氏宗祠、护国社、江南会馆、塔下鹰武庙一带。与六团一起北上的还有从南昌来的战地服务团。在浦城, 六团和战地服务团在城内孔庙举办文艺晚会, 招待浦城各界人士。叶飞在晚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他的讲话义正辞严, 富有感染力和说服力, 博得与会者好评。晚会还上演了10多个节目, 有《兄弟阋于墙, 外御其侮》短剧、歌舞等, 宣传团结起来、抗日救国。浦城人民积极响应, 筹集了几千斤粮食和稻草供六团食宿。2月21日, 群众高呼“欢送新四军上前线,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口号, 欢送六团离开浦城县城。六团继续北上浙江, 前往皖南岩寺新四军军部。

也许是因为与浦城的这一因缘, 1987年浦城县在城郊仙楼山上修建红十军解放浦城纪念碑时, 叶飞欣然应邀题词:“红十军解放浦城纪念碑”。叶飞将军题词的纪念碑至今仍屹立在浦城仙楼山上和方志敏广场。

叶飞三进闽北, 带领闽东游击健儿汇入新四军滚滚铁流, 奔赴敌后抗日主战场, 沿途宣传抗日救亡, 宣传党的合作抗日主张, 扩大了新四军的影响, 推动了地方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从此, 叶飞率新四军转战大江南北, 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卓越贡献。叶飞将军本人的革命生涯也开始从福建走向全国, 从地方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开始走向新四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领导岗位, 开启了新的革命征程。

叶飞将军第四次率部挺进闽北, 是在11年之后, 肩负解放福建的重大使命而来的。

1949年5月27日, 刚刚参加完上海战役, 解放了大上海, 还没来得及掸去身上的战火烟尘, 时任三野十兵团司令员的叶飞即接到命令:率领十兵团入闽, 准备解放福建。

兵马未动, 粮草先行。叶飞接到任务后即和有关人员对粮草作了粗步统计:十兵团近15万人, 随同的地方干部有1.5万人, 随军民工3000人, 骡马8800多匹, 每天需要消耗20万公斤大米、30万公斤柴草, 这些物资的筹措、运输问题不解决, 战争就没法打。于是, 叶飞派十兵团二十九军参谋长梁灵光率兵团侦察连及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10多名干部及1部电台组成先遣队提前入闽, 与曾镜冰率领的闽浙赣边纵队取得联系, 发动群众, 筹措粮食柴草, 整修道路, 建立兵站, 收集敌情。

到6月下旬, 叶飞得知梁灵光先遣队已顺利到达闽北且工作开展顺利后, 即令十兵团各军抓紧时间准备入闽。7月2日, 叶飞、韦国清率领十兵团, 从苏州、常熟、嘉兴等地起程, 冒着酷暑向福建进军。大军按梁灵光先遣队确定的路线分两路入闽:一路就走梁灵光走的那条线, 从浙江江山通过仙霞岭经浦城、水吉到建瓯 (叶飞也走这条线) 、古田;一路从江西上饶南下, 越过武夷山分水关到崇安、建阳, 再到建瓯、南平一线集结。经过半个多月的艰难跋涉, 7月22日至25日, 十兵团各部先后到达南平、建瓯、古田一带休整, 叶飞等兵团领导则进驻建瓯。一同随军南下陆续抵达建瓯的还有以张鼎丞为书记的新福建省委和南下6个地委的领导班子。

此时, 闽北所属崇安、建阳、建瓯、古田、南平、沙县、顺昌、尤溪、浦城、水吉、松溪、政和、邵武、光泽等县, 在二野四兵团、五兵团及闽浙赣省委、地方党组织、游击队配合下, 已先行解放, 并在建瓯成立了军管会、闽北支前委员会、民工指挥部, 有条不紊地进行政权接管和开展支前工作。

7月25日, 中共福建省委在建瓯大戏院举行新老省委交接大会。会上, 张鼎丞宣布新福建省委正式成立, 张鼎丞为书记, 曾镜冰、叶飞、韦国清、方毅、梁国斌、伍洪祥、刘培善、冷楚、陈辛仁、黄国璋等为省委委员, 闽浙赣省委光荣地完成了历史使命。大会提出省委今后的任务是“吃饱饭, 打胜仗, 解放全福建”。

7月29日, 叶飞与曾镜冰一起在建瓯主持召开筹粮工作会议, 传达张鼎丞“吃饱饭, 打胜仗, 解放全福建”的指示, 研究发动作战部队参加筹粮工作等问题, 制定了“统一领导, 独立自主, 大家动手”的筹粮方针。会后, 十兵团派指战员与地方干部、游击队员一道, 深入城镇、乡村筹集粮草。从7月下旬到8月中旬福州战役结束, 短短1个月时间, 在闽北、闽东等地区又筹集粮食840万斤、柴草1700多万斤, 还有大批油、盐、猪肉、鱼、蔬菜等物资, 基本保证了解放大军的供应。

粮草问题有了眉目, 摆在面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战略战役方针的制订。鉴于福建复杂的地形和敌情, 叶飞经与张鼎丞及十兵团政委韦国清、参谋长陈庆先、政治部主任刘培善研究, 决定以两个作战阶段完成解放福建的任务:第一阶段集中全力围歼福州守敌朱绍良、李延年所部, 解放福州;第二阶段乘胜攻占泉州、漳州及平潭、厦门、金门等岛屿, 歼灭刘汝明的第八兵团和李良荣的第二十二兵团。

福州是福建的省会, 台湾的屏障。国民党当局严防死守, 蒋介石亲赴福州、厦门督战。为夺取福州战役的胜利, 叶飞与张鼎丞等省委、十兵团主要领导人认真分析情况后, 决定了解放福州方案:向南大迂回, 在福州外围撒下一张大网, 占领福州以南的福清、宏路, 截断福厦公路, 分割福州朱绍良集团和厦门方向汤恩伯集团之联系, 并防止福州之敌从福厦公路南逃, 力求将敌人一网打尽。

8月1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迎来第22个建军节, 中共福建省委和十兵团在建瓯举行誓师大会。张鼎丞作了进军福州和解放全福建的动员报告。接着, 叶飞主持召开军以上干部参加的作战会议, 具体部署作战任务, 制定战斗预案。

8月4日, 福州外围罗源、丹阳守敌开始向连江方向收缩。为不让敌人乘隙撤逃, 叶飞决定提前发起攻击, 随即下发作战命令。8月8日, 叶飞在建瓯出席福建省委会议, 讨论福州市军管及接管问题。8月17日, 福州解放, 叶飞等十兵团领导驱车进入福州城, 并电告张鼎丞:福州解放, 请派员接管。8月19日, 张鼎丞、曾镜冰等率省委机关工作人员200余人, 喜气洋洋从建瓯启程, 于20日晚赶到福州, 与叶飞等人会晤。

8月24日, 福建省人民政府成立, 主席张鼎丞, 副主席叶飞、方毅;福建军区正式成立, 叶飞为司令员, 张鼎丞为政委, 韦国清为副政委, 刘培善为政治部主任。同时, 还成立了福州市军管会和警备司令部。

至此, 解放福建的第一阶段任务胜利完成, 为闽东南沿海地区的解放打下了良好基础, 大大加快了福建全省的解放进程, 叶飞第四次率部入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