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子玉

政治和军事本来就是一体的，只是到了战国时代随着战争的频次和规模都升级之后军事才被倒逼着职业化，出现了白起、王翦、李牧这样的专业化人才，自成体系，但作为政治的延续，军事将领一直在凝望深渊，和政治博弈，李牧、韩信甚至跌下悬崖，粉身碎骨。

历史的规律是：一个人在军事上的成就越大，其面临的政治压力也就越大。比如曾国藩。

随着对历史理解的不断加深，慢慢的就理解了曾国藩说过的一句话——“心已用烂，胆已惊碎”。

此前只觉得这都是军事上的压力造成曾国藩五脏六腑的紊乱进而导致个体的情绪崩溃，后来才明白，曾国藩所要承受的寒意更多来自庙堂、来自政治，因为，军事只是技术层面的压力，而政治层面的压力则是致命性的。

本质来说，曾国藩不仅要在战场上和太平军厮杀，更要和皇权、满官长期博弈，时常走在崩溃的边缘。

1854年四月，湘军取得了湘潭大捷，八月收复了岳州，十月份的时候接着又攻克了被太平军占领长达十六个月的湖北省城武昌。

这对长期被坏消息折磨的咸丰来说无疑是久旱逢甘霖，让他在绝望中看到了希望：“想不到曾国藩一介书生竟然能建立如此奇功。”

但身边的军机大臣马上就提醒他：“曾国藩以礼部侍郎的身份在老家守丧，是个闲人，但他却能做到振臂一呼就组建了万余人的部队，这恐怕不是什么好事。”

皇帝最怕的就是某个大臣在基层的组织、号召能力，尤其是清朝这种异族统治中原的王朝，本来就不够自信，非常敏感。

由此也可见，历代的军事将领都是高危职业：打了败仗会被追究责任，打了胜仗又会被同僚嫉妒、攻击，甚至因为功高震主被迫接受兔死狗烹的剧本。

也就是说，对于将帅来说，军事层面的胜利很可能会转化为政治层面的压力，李牧、韩信等人就是其中的典型。

这样看的话，军事学科对于将帅来说永远也不可能真正实现职业化。

在清朝满汉之别已经刻进王朝基因的情况下，湘军取得胜利只会引起朝廷的警觉，因为，曾国藩身上的标签是：汉官、湘系、地方势力...

可以说，湘军对清廷形成的压力仅次于太平军。对于清廷来说，既要利用湘军剿灭太平军，又要防止汉官、湘军的坐大。这是咸丰在八旗和绿营腐化之后必须接受的现实。

基于此，咸丰马上就收回了对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的任命，改任为兵部侍郎。同时下令：“湘军即日沿长江东下，用兵江西。”

从这两个动作很明显就能看透咸丰的心思：既不给曾国藩地方督抚的实权以防止其坐大，又要通过战争最大程度消耗湘军，最后让清军的主力江南和江北大营坐收胜利的果实。

咸丰早就想好了对付湘军的方案。

咸丰对湘军采取的是消耗政策 图源/剧照

由于曾国藩在请辞湖北巡抚时漏掉了“署理”二字，咸丰更是以此为借口对其进行敲打：“以后说话最好慎重一点，否则朕必严加追究。”

此时的曾国藩对外要承受太平军的军事压力，对内要提防朝廷的猜忌，其所处的政治环境已经不能用“恶劣”二字来形容，而是到处都是悬崖。

曾国藩所能做的只能是打脱牙和血吞。

1855年2月，湘军遭遇了湖口大败，曾国藩又一次跳入了滔滔江水中，自杀未遂。到了4月，武昌再次被太平军攻克。

湘军为什么会连遭败绩，除了无基地作战、丧失了后方、进军过早这些因素之外，最大的原因就是，曾国藩只是顶着京官的虚衔在地方发展，没有地方实权导致其根本不能正常筹集粮饷。

政治内耗直接影响到了前方战局。

至于江西巡抚为什么不给湘军提供粮饷则更多可能是咸丰利用地方势力对湘军进行牵制，防止其坐大。而曾国藩之所以一直在谋求地方督抚的实权，其实也是为了更方便筹集粮饷，统筹战局。

但现实却是，曾国藩不仅得接受战争的失败，还得消化咸丰的帝王术。

实事求是地说，咸丰的担心也不无道理，地方军在战争中坐大威胁朝廷权威这已经是历史的规律，如果进一步将地方督抚的实权给了他们，那就等于是承认了对方藩镇的身份，唐末的朱温、李克用都是利用剿灭黄巢义军的军功、手中的军队、节度使的头衔发展为强藩的。

如今的曾国藩差的就只是地方督抚的实权，咸丰当然得慎重了。何况，曾国藩还是标准的汉官。

再说，由于战争的持续，地方督抚已经垄断了部分财权，比如厘金和捐银，就是正常的地丁税收，地方也常常以战争为由进行截留。

也就是说，因为太平军起义，地方已经出现了坐大的苗头，如果咸丰再将地方督抚的实权给了有军队又是汉官的曾国藩，那么在太平军被平定之后，咸丰只能接受外重内轻的现实。

政治没有对错，我们从咸丰维护皇权的角度来看，他的做法也没错。后来，汉官、湘系崛起，地方势力坐大也验证了咸丰的担心。

但现实却是，咸丰的帝王术只能束缚湘军在战场上的发挥，无形中拉长了战争周期。

江西战事是曾国藩一生的至暗期，可身处京师的咸丰又何尝不是在苦苦煎熬呢。

都难。

所以，对于历史人物的决策我们不能以纯粹的对错去评判，而是要将自己代入到对方的身份和所处环境中才能真正理解当事人的行为。

咸丰既要江山又要皇权这本身就很难平衡。

行文至此，终于理解了曾国藩那句“心已用烂，胆已惊碎”的话：面对太平军的强大军事，曾国藩时常有一种胆被惊碎的痛感；面对朝廷的猜疑，他又有一种心被揉烂的无奈感。

一个人长期处于高压状态身体肯定不会好，曾国藩本来身体素质就差，政治的倾轧更让他的身体素质直线下降。

终于，借着处理父亲丧事的机会，曾国藩迅速逃离了现实。

所以，我们不能只看到牛人的成功，其实大家都有过狼狈的曾经：曾国藩自杀过、经常写遗书、面对政治压力连假都不请就回了老家...

大家都是普通人，只是有些人在绝望中最后支棱起来了而已。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这对咸丰也是一个解除曾国藩军权的机会，他果断将曾国藩“兵部右侍郎”的虚衔给摘了。

作为皇帝，咸丰一直在降低地方可能对朝廷权威的冲击。

此时的曾国藩真正体验了什么叫生不如死：战争压力、同僚排挤、皇帝猜疑、父亲去世、家人不理解...

如果太平军被顺利平定，那么曾国藩的政治生命也就到头了。

1860年，清军江南大营被太平军攻破，在局势危急而别人又指挥不动湘军的情况下，咸丰只能被动再次起用曾国藩。此次，咸丰不仅给曾国藩加了兵部尚书的衔，还任命其为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更是将两江总督的实权给了曾国藩。

不可否认，此时的曾国藩已经是妥妥的强藩。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曾国藩、湘军的前途是被太平军决定的。

对于咸丰来说，他也只能在江山和皇权之间选择江山。

但藩镇承受的政治压力只会更大，尤其是汉官、湘系的崛起已经引起了满官集体恐慌的情况之下。所以，众人只看到了曾国藩实力的壮大，却没有看到他的战战兢兢：

“我的权太重、位太高，每天都活得是战战兢兢。”；

“我每天都在忧惧中度过，这是老年心血亏损之症。”；

“但求我能够速死，免得将来落得一个被万世唾骂的骂名。”；

...

高处不胜寒说的就是成为强藩之后的曾国藩。

那些年，曾国藩的脑中循环播放着韩信、年羹尧等人的身影，身体中全是“狡兔死，走狗烹”的潜意识。

1864年，当天京城被攻破之后，曾国藩已经是惊弓之鸟，因为，在太平军被剿灭之后，清廷已经将湘军视为最大的敌人，并做好了相应的应对方案：

钦差大臣官文率领20万大军驻守武昌，控制长江上游；

僧格林沁率兵驻守安徽、芜湖；

富明阿统率大军镇守在镇江、扬州，控制了长江下游；

京师周围更是有八旗精锐几十万；

慈禧甚至交代前线将士：“一旦发现湘军有不法行为，马上动手。”；

...

和安史之乱后的大唐还不一样，此时的慈禧是有收拾湘军的底气的，因为，安史之乱时两京陷落，禁军遭到了毁灭性打击，叛乱平定之后，朝廷只能向藩镇妥协。而清廷虽然也是依靠地方势力平叛，但其核心力量八旗和绿营却完整地保留了下来，可以用来制衡湘军。

八旗主力足以制衡湘军 图源/剧照

清廷能将牌打到如此地步也能说明咸丰和慈禧的政治智慧。

所以，曾国藩和湘军虽然在剿灭太平军的过程中崛起，但并没有强大到可以叫板皇权的地步，最多只能在地方上扩张些许权力而已。

为了测试湘军，慈禧对着曾国藩就是一番凌厉输出：

“太平天国的财富都到哪里去了？”；

“听说，幼天王洪天贵福跑了，怎么搞的？”；

“据报，湘军骄奢淫逸，烧杀抢掠，纪律差得是一塌糊涂，你到底还管不管？”；

...

当时的曾国藩已经身处困局中，朝廷防备湘军造反而他又不能反，但是呢，湘军又集体劝进劝他反。

对于如此困局没有一定的政治智慧还真不好解决。

最终，曾国藩只能否定湘军的劝进之意，并以裁撤湘军、让弟弟国荃退休回家的方式向朝廷表态，避免了兔死狗烹的命运。

个人认为，曾国藩之所以能避免兔死狗烹的悲剧还是实力层面让清廷忌惮：湘军虽然被裁撤但也只是部分；在战争中汉官、湘系已经完成了对东南权力的渗透；楚军和淮军都是湘军的延伸...

如果慈禧对曾国藩动手，就是与整个汉官、湘系、淮军、楚军为敌，她必须得掂量。

对于这次政治危机的处理，慈禧和曾国藩都表现得足够成熟。

虽然曾国藩走上了人生巅峰，但最终还是败于政治，因为天津教案处理不当，曾国藩的晚年是声名狼藉。

也许，这正是清廷乐于看到的局面。

人生，不管你的地位如何，生活都是问题叠加着问题，一辈子都得熬着，曾国藩如此，你我同样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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