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北，最难对付的就是韩先楚的旋风部队。”

1947年7月8日，杜聿明带着一身的疾病，垂头丧气的离开了东北，临走时对廖耀湘、郑洞国等同僚留了这么一句话。

韩先楚的大名也因此被人所熟知，成为赫赫有名的“旋风司令”。

杜聿明离开东北的时候，东北的局势其实维持的还很不错，尽管迭遭败绩，但至少是要比后来陈诚到东北以后还强一些，毕竟他初到东北的时候，手里的六个军都是国民党军精锐，其中就包括新一军、新六军五大主力之二，这还不包括一支仅次于五大主力，有着“第六大主力”之称的52军。

在杜聿明大军的赶逐之下，东北民主联军撤过了松花江，只留下了北满一片根据地。

可就从此开始，杜聿明的人生道路便急转直下了。

而在整个过程中，韩先楚的作用很突出，可以说是非常突出。

只是很奇怪，在四野成立四大兵团时，韩先楚却未能出任兵团司令员，反倒是之前籍籍无名的邓华出任了第十五兵团司令员。

这是怎么一回事儿呢？

1946年12月11日，辽东军区在四纵的前敌指挥所临江县七道江村（今浑江区七道江村）原通明碳矿办公室召开了辽东军区师以上干部会议，史称“七道江会议”。

从会议的一开始，各方面就围绕不同意见争执不休，具体争论的方向是——要不要在南满坚持斗争。

东北民主联军主力撤过松花江以后，在南满还留了三纵、四纵两个纵队坚持斗争，当时南满的形势确实岌岌可危，因为三纵、四纵两个主力部队总兵力加起来满打满算也只有三四万人，杜聿明制定了“南攻北守”的作战计划后，将屠刀伸向南满。南满根据地顿时陷入一片愁云惨雾之中。

时值寒冬腊月，大雪纷飞，因物资匮乏，南满不少战士连一件棉衣也没有，战斗还没有开始，因冻饿伤亡的战士们便有很多。

鉴于局势艰难，大部分的战士不愿意这样戚惶的死去，还不如与敌人轰轰烈烈的打一场，大家打一个痛快。

许多人都主张，南满的部队撤过松花江，与主力会合后，共同出兵，来一个鱼死网破。

关键时候，是陈云主张坚持在南满斗争，为此主动请缨，出任南满分局书记。

七道江会议召开时，陈云还在半路上，没来得及赶过去。

尽管萧劲光主张留在南满坚持斗争，但大家的意见又不能不听，特别是在会上，韩先楚坚决主张留在南满斗争，与许多同志产生了不少争执。

这也是韩先楚第一次在一个正式的场合上展现自己的个性。

有不少传言称，韩先楚在四纵任副司令员时，就与胡奇才有过矛盾，新开岭战役时，胡奇才主张不打，是韩先楚力主才有了后来的新开岭大捷。

可事实上，韩先楚当时率领的第10师距离新开岭有200多里地，真正主张打新开岭战役的是胡奇才，而且因为相距较远，韩先楚也不大可能与胡奇才有冲突，而且就在战斗开始以后，韩先楚率领的第10师为配合主力作战，星夜疾驰才赶到了作战地点。

所以，七道江会议才是韩先楚真正意义上的一次崭露头角。

因为陈云也没到地方，所以萧劲光在会议间隙打电话给陈云，请他到会之后拍板定夺。

陈云冒着风雪赶到七道江时，会场周围已经能隐隐约约听到枪声，就在这个万分危急的时刻，陈云力主留在南满坚持斗争：

“东北敌人好比一头牛，牛头是向北满去的，在南满留下一条尾巴。如果我们松开这条尾巴，那就不得了，这头牛就要横冲直撞，南满保不住，北满也就危险了；如果我们抓住了牛尾巴，那就了不得，敌人就进退两难。因此，抓住牛尾巴是个关键。”最后，他加重语气说：“我们不走啦！一个人也不走，都留下来打。我们要在长白山上打红旗，摇旗呐喊！如果这个决定做错了，所有责任由我一个人承担。希望大家团结一致，共同对敌！”

无疑在这次会议上，陈云对韩先楚很是欣赏，临走时还问：

“你有什么需要支援的。”

韩先楚仔细思考了一下：

“不如给每个战士发一件棉衣。”

那时候的一件棉衣，对于战士来说无疑和救命一样。

韩先楚的个性一直就很强，以至于在不少资料中，都有他与搭档、上级的矛盾冲突。

1947年4月四保临江中，国民党军集中20个团的兵力向临江地区猛攻，当时三纵、四纵配合作战。

时任三纵司令员的曾克林坚持要求打侧翼的暂编20师，因为该部是滇军改编过来的新部队，战斗力较弱，时任四纵副司令员的韩先楚坚决主张打中路突出的13军89师，可有个问题，国民党军第13军是蒋介石嫡系，战斗力比较高，特别是89师部队。

围绕这个问题，韩先楚与曾克林互不相让，以致于产生争吵。

两人各自都发报请示上级，时任辽东军区司令员的萧劲光把电文转给了陈云，两人商量后都觉得韩先楚有道理，又转给了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林彪看了电报后，也支持韩先楚。

于是在四保临江的一战中出现了个怪现象，就是韩先楚以四纵副司令员的身份（当时胡奇才身体不好，已经到后方休养），指挥三纵、四纵两个部队。

国民党军第四次进攻临江以失败告终，13军89师7500余人被我军全歼，而我军牺牲7人，伤319人。

这个敌我伤亡比大大出乎所有人预料之外。

1947年9月，东北民主联军发动秋季攻势，配合南线八纵、九纵作战，按照战役计划， 应由南满部队率先对北宁路及其两侧地区发起进攻，歼灭守备薄弱之敌，诱使沈阳地区的国民党军队主力南调。而后以北满部队在中长路沈阳以北段发动攻势，使敌首尾不能相顾。

当时，韩先楚已经调任三纵司令员，按照计划，他们要出击开远县威远堡至西峰之间的国民党军53军116师。

可就在战前，韩先楚与政委罗舜初又产生了争执。

罗舜初的想法是，敌人在西丰、开原、昌图等几个据点之间囤聚几个师，相距并不远，如果打威远堡地区，势必要惊动敌人，因此主张集中主力，在外围一口一口的吃掉敌军，然后再向威远堡纵深地区穿插。

本来韩先楚是要到下面各师去视察，一听罗舜初的话，当即走不动道了，他站在地图前仔细研究了片刻，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郊外西峰的敌人虽然只有两个营的敌人，但这是一个防御工事非常坚固的县城，所以我们从一开始就打硬仗，所以消灭的敌人不多，但伤亡却很大。肯定会很高。威远堡地区是敌第116师师部所在地，只有一个营，是敌人防御的弱点，如果能奇袭拿下，周边的敌人势必会来增援。”

罗舜初认为韩先楚的想法太冒险，因此坚决不同意，深入敌纵深腹地穿插，如果被敌人包围了怎么办？

三纵各师师长有的认为韩先楚有道理，有的同意罗舜初，各方争执不下。三纵后来又召开党委扩大会议，各方意见仍然僵持不下。没办法，只好又发电报请示东总

第二天，东总回电：

“按照先楚的情况进行战斗。”

威远堡战斗总耗时28个小时，韩先楚指挥三纵横扫以威远堡地区为中心的国民党军，以极小的代价歼灭敌116师8174人。

116师师长刘润川被俘以后也忍不住感慨：

“从战术的阳光来看，你可能会打西凤，你可能会打高家店，但你没想到你会打败威元堡——你的举动太大了。”

政委罗舜初更是对韩先楚心服口服：

“韩司令用兵不拘一格，既有正义感，又有独特性，我们都应该向他学习。”

从以上几个战例，不难看出韩先楚是极擅于打大仗巧仗。

到辽沈战役以后，东野成立了十二个纵队，李天佑（第一纵队司令员）、刘震（第二纵队司令员）、韩先楚（第三纵队司令员）、吴克华（第四纵队司令员）、万毅（第五纵队司令员）、洪学智（第六纵队司令员）、邓华（第七纵队司令员）、段苏权（第八纵队司令员）、詹才芳（第九纵队司令员）、梁兴初（第十纵队司令员）、贺晋年（第十一纵队司令员）、钟伟（第十二纵队司令员）。

尽管韩先楚在这些纵队司令员中，不能算是名气最大，但也仍然要算是首屈一指。

1949年2月，根据中央军委统一命令，东野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下辖12个纵队以此改称第39军至第49军。并同时成立了四个兵团，即第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兵团。

四个兵团的司令员中，唯一一个从纵队司令员升上来的是邓华，即第十五兵团司令。

而韩先楚仅仅只是成为十二兵团副司令员。

韩先楚对比邓华差在哪里？

话说回来，东野最早建立兵团，其实是在1948年10月。

1948年8月，东野脱离地方建制，成为独立的野战军后，成立了两个兵团。

第一兵团是以辽东军区前方指挥所为主建立起来的，就是原来南满的部队，萧劲光出任兵团司令，肖华任政委

第二兵团是以冀热辽军区前方指挥所（按照地理位置，他们是在国民党军后方，背靠着华北），程子华任司令员、黄克诚任政委。

辽沈战役时，两个兵团在战略上是配合作用。

萧劲光率领的第一兵团，当时第一兵团下辖一纵、六纵，后来辽沈战役以后，这两个纵队就南下了，当时萧劲光手中就只有几个独立师，负责牵制长春方向的敌人。

程子华率领的第二兵团，下辖4纵、11纵，辽沈战役时被安排在塔山，打了赫赫有名的塔山阻击战。

辽沈战役打完了以后，东野组成了先遣兵团南下，是程子华率领的41军、48军（其实就是4纵、11纵改称），东野第一梯队六个主力军随后开进。

截止1948年12月15日，东野先遣兵团两个军加上后来赶到的42军（归属先遣兵团下辖）已经南口、丰台、卢沟桥。萧劲光率领的第一兵团指挥第40、第43、第47军及华北军区第7纵队占领通县、采育镇、廊坊及黄村，从东北面和东南面包围了北平，17日又攻占南苑飞机场。

不难看出，后来成立的第十二兵团、第十三兵团，基本上就是以第一兵团、第二兵团为基础。

加上天津战役时，刘亚楼指挥了5个军，仅用34个小时就打下了天津

东野成立兵团，萧劲光、程子华、刘亚楼自然能各占一席。

不仅仅四野选兵团司令，不仅仅是资历，更有对能力的看重。

那么邓华呢？

邓华身上的传奇故事并不多，似乎给人一种不强的感觉。

有意思的是，邓华与韩先楚也吵过架。

1949年12月9日，根据上级决定，40军、43军调归第15兵团下辖，12月14日，野司致电邓华并43军军长李作鹏、40军军长韩先楚：

“野战军司令部决定，由邓华率15兵团机关，统一指挥第40军和43军，并配属加农炮28团、高射炮1团及其保障分队，在琼崖纵队配合下，准备解放海南岛。”

当时上级决定，解放海南岛是交给了40军、43军负责，而指挥是交给第十五兵团，十五兵团司令员是邓华，韩先楚只是十二兵团副司令员。

邓华是上级指定的海南岛战役总指挥。

可后来人们提到海南岛战役，通常第一个会想到韩先楚。

主要是因为韩先楚主张早打不如晚打。

因为金门之战的失利，上级对海南岛战役持慎重态度，如果准备不充分，宁肯推迟打。

邓华生平最谨慎，也知道渡海战役绝对不同于之前的渡江战役等等作战，因此也持慎重态度。

关于打海南岛，邓华给出的方案是：

“对海南岛作战准备，在休整期（此时40、43军尚在广西作战，准备抵达雷州半岛后先行休整）中，采取小部队偷渡办法，先运过一部分部队配合当地武装，以便接应主力之登陆。主力大规模登陆作战时，拟以43军、40军各以1个师为第一梯队齐头并进，在海口东、西两个方向登陆，以便互为支持，分散敌人力量，使登陆作战易于成功。”

其实也看得出，后来海南岛战役，基本上是按照邓华的初步规划来的。

那么为什么说韩先楚立了大功呢？

主要是渡船的问题，渡海作战首重船只，金门之战之所以失利，其实主要也是因为船只受影响，导致后续大部队无法支援，在当时，我军不要说机帆船、登陆艇，就连普通的木帆船也很稀缺，无论是现改还是从外面买，都需要时间。

按照邓华的估计，到6月份才能打海南。

可韩先楚提议提前打，因为他问过当地的熟悉气象的农民，清明节前后的季风是有利于渡海作战的，如果推迟到六月，风向转变，逆风跨海作战难度会很大。另外还有一个关键的点，40军119师在3月7日涠洲岛一战，缴获了大型木帆船300多艘，如此大规模的船只，就能满足一次性登岛2万余兵力的要求。

从3月12日、21日，韩先楚两次提出打海南岛，可邓华都没有答应。一直到4月7日，韩先楚要求，邓华才同意出兵

不少人在看问题是，总是看不全面，认为海南岛战役的胜利，主要归功于韩先楚的。可实际上邓华并不是反对出兵，而是反对盲目出兵。

韩先楚3月12日提议在谷雨前出兵，邓华没有立即答应，而是认为应该更细致的了解、调研，充分掌握前线的情况、

3月20日，邓华率领15兵团前指抵达雷州半岛。

就在邓华在前线调研期间，韩先楚于3月21日，第二次提出建议攻打海南岛，邓华那时才刚到一线了解，因此仍然选择搁置建议，细致调查。

邓华与韩先楚经过充分论证，认定在谷雨前渡海作战是可行的后，在3月28日就下达了命令：

“必须于4月13日前完成渡海作战的各项准备工作。”

由此也看得出，邓华与韩先楚虽然同为战将，但邓华考虑问题更细致、全面。

韩先楚是个坐不住的人，一旦决定好就不顾一切要打，为了加一把火，韩先楚在4月7日提出：

“建议40军2个师在4月16-18日选择有利风向，一举（在海南岛）登陆。”

有不少文章中称，邓华与韩先楚曾爆发冲突，邓华称称40军只是预备队，打仗的事儿应该让43军来，几次拒绝韩先楚提议。

可事实上，邓华并没有犹豫，在接到韩先楚提议后，第二天就向四野总部以及中央军委发去战役计划以及作战决心：

“我准备组织6至7个团的兵力，争取于谷雨前后，在花场和临高以北地区强行登陆。”

4月9日，上级批准了邓华作战计划。

4月15日，邓华正式下达了渡海作战的命令。

整个海南岛战役中，是韩先楚促使中央下定了决心在谷雨前后发动解放海南岛的作战，并在战役时身先士卒，登船作战，但不能否认的是邓华的作用，

邓华居中指挥，其实发挥的作用更大。

韩先楚之所以落选兵团司令，各方面的因素有很多，不仅仅是资历上的问题。

一个海南岛战役，也并不是如我们之前所想得那样简单，这其中涉及到的方方面面也有不少

相比之下，邓华稳重，看问题更全面，是他能在十二个纵队司令员汇总脱颖而出的重要原因，后来到了抗美援朝战场上以后，邓华把这份能力发挥的更加淋漓尽致。

尽管邓华、韩先楚都是志愿军副司令员，但邓华是第一副司令员，协助彭老总指挥全局，而韩先楚则是兼任第十九兵团司令员。

林彪对于麾下将领是何种性格何种脾气，心知肚明，所以才在入朝之前，建议中央，以十五兵团司令部接替十三兵团司令部开赴东北。

在林彪心目中，邓华显然比黄永胜更优秀一些。

当然，韩先楚之所以没有当上兵团司令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解放战争的进程大大加快。

在东北的21个独立师没有建成7个军，如果建成的话，那么四野将会多出两个兵团，按照顺位下来，韩先楚应任第十六兵团司令员，黄永胜任第十七兵团司令员。

1955年9月授衔，邓华、韩先楚同授上将军衔，按照排序，邓华位列第七，韩先楚位列十一，这个排序也很说明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