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子玉

文武之争是任何一个王朝都会面对的一个大课题，而作为掌舵手的皇帝个人也需要在官僚群体中人为制造对立关系来维护皇权的权威。而文武的失衡也往往会决定一个王朝的命运。

在秦国蚕食六国进而彻底兼并关东势力的过程中，大秦庙堂实际上崛起了两股势力：冲锋陷阵积累了巨大军功的军功派；以宰相为首的文官集团。

文官负责对战略大方向的把握以及后方物资的调配，武将负责具体执行，发挥战术优势将相关战略落地。

但现实却是，武将的成绩由于建立在胜败之上，太过明显，所以其风头往往就会盖过文官，由此就造成了两个群体之间因为功劳和权力而产生的剧烈摩擦。

众所周知，秦国大面积蚕食六国领土是在秦昭王时期被按下快进键的，秦军在战场上的频繁胜利也让白起迅速被贴上“战神”的标签，威震天下。但现实却是，秦军具体的推进战略都是由宰相范雎在后方协助秦昭王制定完成的，甚至在长平之战中影响赵王作出临阵换将决策的也是出自范雎的谋划。

由此就造成了一个矛盾：大家都将白起奉为大秦的擎天柱，但范雎却觉得自己比白起更有资格享受荣誉。

宰相功劳被弱化，导致范雎的心理极度不平衡，由此也就造成了他和白起之间的巨大裂痕。长平之战后，范雎为什么会听赵国使者的话建议秦昭王收兵停战，就是他怕白起如果顺势灭掉了赵国会凭借战功威胁他在大秦的权势、地位。

白起自然也敏锐捕捉到了来自庙堂的敌意，于是就在对赵战略上，将自己和范雎的矛盾公开化。结果是，白起被赐死。

白起之死一个是因为白起的站队问题，其最初归属于魏冉和宣太后的楚系，天然被秦昭王所警惕、戒备。再就是他和文官集团之间的矛盾，秦昭王在白起和范雎之间选了范雎。

很明显，白起功高震主威胁王权，而范雎由于文官和外臣的双重身份，只能全面依附于秦王。这道题，秦昭王很容易做出选择。杀掉白起不仅解决了威胁王权的个体，更是对军功派的集体震慑，使秦王能更容易驾驭军人群体。

可见，白起之死本质上是由大秦内部功臣派之间的文武矛盾造成的。

白起死于军政矛盾 图源/剧照

如果想避免这种矛盾，就要像商鞅那样同时统领军政。但这毕竟是特殊时期的特殊做法，如果将军政权力都集中于一人之身，则王权又会面临威胁。秦惠文王为什么一上位就杀掉商鞅，一个是为了平息世族的情绪，更重要的是解除商鞅对王权的威胁。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文武分家，完了秦王在文武之间玩平衡。

在吕不韦崛起之后，同时大秦又没有诞生像白起这样的猛人的情况下，以宰相为代表的文官系统就暂时居于武官系统之上，形成宰相调配一切的格局。

为什么嬴政在加冠亲政之后要将吕不韦赶回封地，就是要打破这种文武资源集于一人之手的局面，收回王权。

这是吕不韦的宿命，无解。

此后，嬴政又复制了之前昭王的做法，实行文武并重、秦王居中操控的做法。

但在灭国大战中，武将的光环还是逐渐盖过了文官，尤其是王翦这样连灭好几国的功臣。在灭楚战略上，秦王为什么不以王翦为第一人选，就是怕大秦再次出现白起那样不受控的武将。

如果不是王翦对权力的极度清醒，不惜以自污的方式向秦王表态，其很难保证是否能从大秦庙堂全身而退。

可即便王翦再清醒，武将群体毕竟吃了灭国大战的红利，迅速崛起，虽然许多方向性战略是出自于文官系统的代表李斯之手，李斯的贡献并不比王翦小。

大秦的军政矛盾再一次爆发。

此时，李斯是左丞相的身份，居于庙堂协助始皇管理天下，但武将的代表蒙恬也是手握三十万雄兵的强藩，且是内史的身份，同时具备军政两个领域的优势。

如此身份就必然造成蒙恬和李斯之间的严重撕裂。始皇在时，还可以凭借个人威势来平衡军政矛盾，始皇驾崩，这种矛盾就会迅速爆发，沙丘宫政变最终引燃了大秦这堆由军政矛盾堆砌的干柴。

人们总是非议李斯不理智上了赵高的贼船，其实都是从个人角度看待问题，比较片面。但如果从军政的高度来看待沙丘政变，一切就非常明了了，沙丘政变于大秦的官僚系统而言就是：

大秦的话语权由军政哪个领域来掌控的问题。

蒙恬代表帝国的军功派，家族三世为将，打下了相当深厚的根基，又手握三十万秦军精锐长城军团，其利益已经与皇长子扶苏深度绑定。如果蒙恬想控制朝政，分分钟就会率领长城军团走秦直道迅速南下，在最短的时间内控制朝政。

再说，他本来就兼任着内史的职务，其弟弟蒙毅也在朝中任职，内外资源都相当雄厚。

李斯呢，虽然和始皇是儿女亲家，已经一脚跨入皇亲国戚的序列，但权力也已经封顶，其最大的动力就是如何保住话语权的问题。根据《赵政书》的记载，李斯在始皇生前就强烈建议始皇以皇子胡亥为皇太子，可能就是出于稳固、扩张自己和家族权力的目的。

等于是文官系统推出的储君人选是胡亥，武官系统支持的对象是扶苏。

如今，在始皇未明确接班人的情况下，李斯最大的心愿也是扶胡亥上位，拿到对帝国庙堂的控制权，以抗衡以蒙恬为代表的军功派。

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赵高正是在读懂了李斯的内心之后才对李斯进行游说的，而他也是文官系统的一员，共同的利益诉求将他们的关系由普通同事升级为利益绑定的盟友。

赵高在游说的过程中李斯所表现出的犹豫情绪也只不过是在演戏，造成一种是被赵高胁迫的假象。赵高为了实现目的，也就大力配合李斯完成了这场表演。

大秦虽然是纯粹的法治社会，但李斯也不想被道德的枷锁绑架，要给自己足够的台阶下以避免舆论的攻击。

也就是说，沙丘宫政变的本质是围绕大秦军政两个领域的斗争展开的，其次才是继承人的矛盾。

在确认胡亥为储君之后，李斯和赵高就联合对军功派进行打击，于是就有了蒙氏兄弟被残害的事。蒙恬被害之后，以李斯为代表的文官系统彻底获取了帝国的权力。

李斯代表文官系统 图源/剧照

再进一步说，如果立胡亥为二世皇帝是出于始皇的意志，那么这也符合始皇以文官系统压制军功派的做法，毕竟皇权最大的威胁是来自军功派。

接着就是文官系统内部赵高和李斯之间的内斗。由于李斯是开创元老，威望极高，胡亥为了集中皇权又果断支持新贵赵高对李斯进行精准打击，李斯最终被腰斩，赵高拿到了外朝的控制权。

总结起来就是，蒙氏兄弟之死是大秦军政两个领域斗争的结果，李斯之死是胡亥以赵高为打手集中皇权而已。

现在的一系列文学、影视作品都将胡亥描述成一副荒唐的形象，这是严重有违历史事实的。

大秦之亡的本质原因是，大秦的内部矛盾很难消化，不管谁做秦二世的角色，都很难避免灭亡的命运。

公元前202年，刘邦建立大汉王朝之后，帝国也形成了军政两个系统的功臣派：以萧何为代表的文官系统；以曹参为代表的军功派。

韩信、彭越、英布等人就不提了，他们的标签是“异姓诸侯王”，属于合伙人，不属于功臣派这个群体。

在评定功劳的时候，武将们公认曹参应该居于功臣第一位，原因是他军功最多，光是身上的伤疤就有七十多处。但刘邦却力排众议将萧何拔为第一，理由是：“你们都是猎狗，萧何是指挥你们的猎人。”

这是汉初军政两个领域的第一次博弈，结果将直接决定大汉的政府此后将被谁主导的问题，如果曹参被列为第一，那么他就会顺理成章成为大汉的相国，负责政府的一切业务。

这里有必要说一下汉初的权力结构。刘邦虽然是皇帝，但也只是宫廷政治的代表，而朝廷却完全是被以丞相为代表的政府机构主导的。如果曹参做了丞相，那么刘邦必然要承受来自军功派的压力，发挥空间有限。

但如果将萧何列为第一，那么其对皇权的压力就能小很多，毕竟萧何是文官，又没有军功的支撑，有助于皇权的扩张。而且，刘邦还可以利用皇权的权威打击宰相。史书记载刘邦将萧何关了一段时间正是对宰相的有意打击。

刘邦驾驭文官系统相对轻松 图源/剧照

想想，如果曹参是相国刘邦对其进行打击的话那气氛马上就会极其紧张。

当萧何被列为第一之后，萧何和曹参这对沛县时的老同事就成为了路人，彻底绝交。倒不是说这两人的品质有问题，而是他们背后的阵营不能兼容。

在萧何去世之后，曹参就以齐国丞相的身份去了长安做帝国的宰相，军功派成为帝国的主导。为什么在吕后驾崩之后周勃等人能发动政变血洗吕氏，将代王刘恒扶立为皇帝，就是因为此时的大汉是被军功派控制，而陈平也在政变之后非常识相地将右丞相的职位让给了军功派的代表周勃。表面上的说辞是周勃出力更多，实际上是陈平手中没有和周勃博弈的实力。

等于是文官系统主动向军功派妥协。

即使到了汉景帝时，军功派依然是帝国的主导，周亚夫不同意景帝给投降的匈奴首领封侯、给王氏外戚封侯，景帝是一点脾气也没有。

但军功派作为主导也有其好处，他们利用武力优势给帝国抗住了一切外来压力。而大秦就是因为军功派的凋零从而无力应对山东的叛乱。

此后的任何一个王朝都存在文官和勋贵之间的矛盾，而皇帝一般都会在其中打平衡这张牌，始终保持两方势力之间的平衡，一旦平衡被打破，那就将是帝国的灾难。比如大明，大明的勋贵在土木堡事变中遭受重创，帝国就全面被文官系统掌控，深度左右皇权。

而大明的灭亡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因为文官的一家独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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