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是从电影《末代皇帝》开始认识宣统帝溥仪，包括小岩也是如此，不知朋友们看电影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点，就是他的日常生活大多围绕着各种兴趣，斗蟋蟀、骑单车、打网球、买洋货......多不胜数，我们能想到当时最新潮的东西，溥仪基本上都略懂，可以称之为二十世纪初最强潮男了。
溥仪为什么那么喜爱这些新颖的东西？
这要归咎于生活的冗沉不变，他就像一尊被供奉的神像，放在紫禁城的一方小天地，哪里都去不了。
他被拉上皇位那年只有3岁，从帝位上退下来时只有6岁，孤独、沉闷、陈旧、保守的紫禁城就像一所大监狱。溥仪的身边没有真正的朋友，只有一群遗老、一些太监和几个太妃。他对外面的世界始终充满好奇，在那个风云际会、思想更易的时代，期盼哪一天能够像鸟儿一样冲破密不透风的朱门金殿，体会时代的交互激荡。
随着年龄增大，溥仪变得愈来愈叛逆，时不时就要反抗一下陈腐的制度。13岁那年，一位名叫庄士敦的英国人来到紫禁城担任帝师，扛下教导末代皇帝溥仪的任务。庄士敦的出现，为百无聊赖的溥仪增添许多乐趣，别人都把他当成皇帝，看作复辟或保住利益的工具。只有庄士敦把溥仪当成成长中的孩子，希望他健康成长，进而能自我保护。他提供给溥仪的远不只是文化知识，还有看世界的眼睛，溥仪发现原来世界上不只有四书五经与伦理纲常，还有如此多光怪陆离的新鲜事物。
溥仪就此发现一个新世界，在庄士敦的影响下，溥仪戴上眼镜、吃西餐、听西洋音乐、打网球，在宫里装上电话，甚至剪掉头上的辫子，模仿老师的服饰，将自己打扮成洋绅士。虽然大部分时间，溥仪都不知道如何才能把自己打扮得得体，经常弄得不伦不类，或是“把领带像绳子似地系在领子外面”，但在试误学习之下，溥仪逐渐了解西方文化的底蕴脉络。
日落的紫禁城中，溥仪散播着追求进步的热情。有一次，溥仪看到国外杂志的装潢照片，觉得非常新潮，随即让内务府购买洋式家具。在养心殿装设西式地板，甚至将昂贵的紫檀木装炕桌换成“抹着洋漆、装着白瓷把手”的炕桌，片刻不得安宁之下，原本老旧陈腐的紫禁城，似乎变得热闹活泼起来。
溥仪请庄士敦为自己取了亨利的洋名，皇后婉容成为伊丽莎白，御弟溥杰则被赐名威廉......看着那些老宦官们生气的模样，溥仪窃窃地笑了起来。除此之外，结婚前后，溥仪还曾仿照西方的婚姻文化，为一后一妃准备自己的小情趣——结婚对戒。他叮嘱师傅制作银制对戒，在内壁刻上“I love you forget me not”（我爱你，不要忘记我）。比起同一时代大情圣的追求方式，如沈从文以情书告白、金岳霖熬鸡汤示爱，溥仪的做法显然浪漫许多。
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溥仪和婉容保持亲密情感，一起吃饭，一起玩耍，或是整天忽而中文，忽而英文，有时明明就在旁边，却要写英文信和对方说话，这种情趣，大概只有他们才会明白吧。还有一回，两人坐着小汽车出宫往颐和园，行路期间，溥仪一直催促司机加速，最后竟然开出时速六、七十公里以上的疯狂速度。随同出行的大臣绍英吓得紧闭双目，大呼南无阿弥陀佛，溥仪小两口则兴奋异常，将脸贴在车窗玻璃，看着飞速而过的景物，乐得合不拢嘴。
清朝崇尚骑射，自建国以来便有“弓矢定天下”的说法，身为满人皇族的后裔，骑射基本上是成长中不可避免的功课，从顺治开始，皇室就明文规定10岁以上的爱新觉罗氏嫡系，每隔10天到校场进行一次骑射演习。
不过到了溥仪这辈时，这种硬性规定已经没有多少束缚性，只是空头条文罢了。溥仪知道骑射早已毫无实用性，留下来只是因为政治原因。经过百般闯关，甚至罢课不学，最终溥仪免去这门三百年来的习俗。
溥仪直到成年前都不会骑马，但他有个老祖宗不会的东西，就是骑脚踏车。溥仪的小舅子润麒不知从哪里搞到一辆脚踏车，“自己有了好玩的新鲜玩意儿，总忘不了同样贪玩的皇帝姐夫。于是我把自己家的这辆自行车骑进紫禁城”。
都说男人都喜欢机械，溥仪一见到脚踏车，简直乐坏了，他望着精密的链条与轮轴，两眼不自觉地发光。尽管润麒被宫廷师傅陈宝琛训斥得不轻，但溥仪没有理会，很快，内务府受命从英国、德国、法国购买二十余辆脚踏车，且在御花园建造一间车库，专门存放溥仪的这些宝贝。
紫禁城的宫门都有高高的门槛，骑到门下就得下来牵车，这让溥仪感到很不尽兴，于是他大手一挥：“把祖先在几百年间没有感到不方便的宫门门槛，叫人统统锯掉”，据统计，被锯掉的门槛不下三十处。
有了场地和车，溥仪欣喜地把亲朋好友都叫来，将脚踏车排成一线，让婉容、润麒，还有自己的妹妹与伴读们挑选坐驾，一起练习骑车。永和宫的端康太妃当时年近50岁，行动不便，溥仪为了让她享受驰风的快感，特别订制一辆经过改装的小三轮车，让她能在永和宫院内对着大铜缸兜圈。
当时的故宫在溥仪的倡导下，骑脚踏车一度成为皇宫中的时尚运动，这一嗜好跟了溥仪一辈子，后来根据《时代周刊》所述，溥仪竟然练成可以让前轮悬空，只用一个后轮就能骑行的绝技。可以想象，溥仪的车技已经炉火纯青。
身为一名皇帝，如果不会吟几句诗，肯定上不了台面。溥仪留下来的诗词不少，且由于身处在大时代的环境下，他在人生的各个时期，基本上吟出的诗词风格都有所不同。以决定人格发展的青年时期来说，溥仪在先后总共呈现出三种不同风格：
一、恶搞古人风。
还记得12、13岁那年，每天在课堂上慵懒地撑着下巴，读着语文课本的日子吗？那时的溥仪还年轻，就像是中学时期的我们，丝毫看不起古人的诗词，对自己充满迷之自信。他那时喜欢恶搞古人的诗词，曾模仿唐代诗人刘禹锡的《陋室铭》，撰写《三希堂偶铭》，刘禹锡写“笑曰何陋之有”，溥仪就写“笑曰何太平之有”，这放在过去可是大不敬的事情。（题外话：后来溥仪投稿至上海《逸经》杂志，结果竟然就这样顺利发表了）。
二、北京西皮风。
进入15岁后——相当于高一的年纪，溥仪开始喜欢北京的地方音乐，他的诗词风格大变，从“恶搞”走向“接地气”，用词风格明显受到北京特有曲艺“数来宝”的影响，据说这是源自民间乞丐要钱的一种手段，念起来要够幽默风趣、浅显易懂，且富有节奏。有一次，溥仪嘱咐宫中的番菜膳房制作西餐，随手赋无题诗一首：
明日为我备西菜，牛肉扒来炖白菜；小肉卷来烤黄麦，葡萄美酒不要坏。你旁看，我吃菜，一旁馋坏了洪兰泰。口中涎，七尺长，一直流到东长廊。
这首快板式的诗，读来非常顺口，美食上来的那种欢快，那种我馋死你的得意劲儿、调皮劲儿、促狭劲儿，一览无余，这哪里是个皇帝？分明就是一个天真可爱的富家少年，足以把溥仪刻板的历史形象一举颠覆。
三、超级白话rap风。
到了青少年时期的尾声，溥仪诗词风格进行大转变，显得非常前卫。17岁那年，五四运动后，国内学术圈的活跃氛围，各种要求白话文创新的声浪此起彼伏，溥仪虽然在深宫之中无法参与，但心驰神往，曾仿照胡适的文风，创造了一首新诗：
灯闪着，风吹着，蛐蛐儿叫着，我躺床上看“book”。
月亮出来了，风息了，我冲着月亮鞠躬，一面说荷叶屏似的月亮，亨利来了！
可别看这首诗没什么，其实里面隐藏着一段小故事。民国成立后，溥仪在紫禁城里深居简出，一直对外头感到好奇，他看过胡适写的《尝试集》，在电话簿里找到胡适的联系方式，邀请他来家中做客。这次心血来潮的会面虽然只有约二十分钟，但意义非凡，他们讨论《尝试集》，这部作品得到了溥仪的极高评价。
经过这次会见，溥仪愈来愈喜欢白话文，对他来说，胡适就是偶像，他是在外头呼风唤雨的狮子，一个真正能决定自己命运的自由人。溥仪留下的诗词中，不乏有胡适的影子出现。《尝试集》最前卫的一句就是将英文与中文混搭在一起，形成一种“新旧杂糅”的诗，例如《赠朱经农》：
旧事三天说不全，且喜皇帝不姓袁。更喜你我都少年，辟克匿克来江边。
将野餐的英文“picnic”直译成“辟克匿克”，实在有点阴阳怪气。事实证明，这种新诗是失败的，保守派看不惯这种怪诗，新学者也无法接受这四不像的东西。而溥仪作为胡适的死忠迷弟，当然是要捍卫到底，遂有那首中英混杂的怪诗。
不得不说，溥仪确实很有现代诗人的底子，他作诗很轻快，有种饶舌歌手的韵味，而且对比胡适的“晶晶体”可以发现，溥仪的诗虽然夹杂英文，但整体看起来却很顺畅，丝毫没有一点“硬要”的感觉。只可惜18岁那年，由于各方势力的角逐，溥仪被迫离开紫禁城，前往天津定居七年。倘若他能待在皇宫安安分分搞文学创作，语文课本上说不定会多一首溥仪的现代诗。
溥仪被逐出宫殿，有好处也有坏处。坏处是，从此丧失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威，成为一名再普通不过的人；好处是，他现在能自由自在做自己，不用顾及王公大臣们的观感，也不用再穿不舒服的龙袍。当时不少下野或失势的政客、将军都喜欢去天津居住，包括溥仪。追究原因，无非是三点：
一、 作为最早开放的城市之一，生活水准较高，在这里安享晚年较为惬意。
二、 由于经济发达，天津的生活基调属于慢生活一类，简单快乐，与世无争。
三、 有众多租界，享受治外法权，无论是南方的革命党人，还是北方的大小军阀，都不敢进去调皮捣蛋，比在紫禁城安全。
漫长的七年间，溥仪过上真正意义上想要的潮流生活。他就像初入大观园的刘姥姥，“一块留兰香牌口香糖，或者一片拜耳的阿斯匹灵，这几分钱的东西就足够使我发出喟叹”。
溥仪购置大量奢侈日用品，戴上礼帽、穿上燕尾服、手执拐杖，开着价值三千四百大洋的红色别克大轿车（同时期的胡适只能开市值十三大洋的二手破车），出入起士林餐厅购买正宗的德式点心和糖果，或者载着婉容到惠罗公司血拼，那时的出行常会惊动京城，有时凑热闹的群众太多，挡住了路，还有当地警察出面护送，声势简直比慈禧太后还显眼。
在气氛优雅缓慢的天津中，溥仪还养成搜集东西的嗜好，集邮成为他的兴趣之一，但毕竟自己家财万贯，比较没有难度，很快就把日本和中国的各类型邮票搜集齐全。后来，溥仪加大难度，改成搜集那个年代的各类大人物签名照，除此之外还要提上款，写着“赠给溥仪先生”之类的字样。
为了完成这项挑战，溥仪多次拉下脸皮向各国政要索取照片，甚至不惜“滥用潜规则”。那时各国有个不成文的礼节，就是假如我送你亲笔签名照，那你就得投桃报李，回赠你的亲笔签名照才行。英王乔治五世的第三子访华时，溥仪抓准时机动用潜规则，给他自己的亲笔签名照，请他托付英王。这个机灵的小算盘还真的如愿以偿，“英王来信向我致谢，且把他的照片交英国总领事送给我”。
除此之外，溥仪还曾透过意大利总领事和意大利国王互相交换亲笔签名照，诸如其他国家，如美国或俄罗斯的外交部门，也或多或少被这位小逊帝的“垃圾邮件”骚扰过。
在天津，溥仪对西洋运动产生浓厚兴趣，首先看上高尔夫，仿照杂志上的明星球员，专门定制时尚的宽松毛衣和斑点袜子、报童帽，且在自己的大豪宅静园修建小型高尔夫球场练习球技。夏天到了，天气炎热，溥仪便脱下衬衫，裸着上身和随从打球。
一次和亲朋好友的聚会，溥仪想借机推广高尔夫的优点，便拉着妹妹韫颖到高尔夫球场挥击，没想到她弱不禁风，操作球杆不慎，竟挥击到溥仪的眉骨，顿时鲜血直流，众人赶紧把他送到医院就诊，缝了两针。从此以后溥仪见到高尔夫就怕，只能改玩网球了。
溥仪又在静园修建网球场，没有对打的朋友，便请侍从一起玩。溥仪嘱咐侍从全力以赴，允许他们可以在球场上赢他，不过他似乎很有天分，侍从们完全不是对手。久而久之，溥仪觉得和他们练习球技不会进步，于是听从旁人的主意，把软式网球改成硬球，这样一来球的速度更快，打起来更有难度。
溥仪愈打愈带劲，球的速度愈来愈稳、愈来愈快，大有球员的架势。后来他觉得自己可以出师了，决定举办一场网球比赛，取名为“宣统杯”，特地定制银质奖杯，比赛场地直接选在静园内部。结果竟办得出奇成功，全华北的体育好手全都闻风而来，连日本体育会庭球部都特地跨海来比赛。在掌声与惊叹声中，溥仪享受着天津媒体的争相报道，时间似乎在欢乐中不知不觉地度过了。
天津生活一段时间后，溥仪觉得“这个环境远比北京的紫禁城舒服，我有了这种想法：除非复辟的时机已经成熟，或者发生不可抗拒的外力，我还是住在这里的好”。就这样，溥仪忘记那个牢不可动的“重登九五”，再次为“帝”的梦想。不过，后来臭名昭彰的孙殿英盗墓事件，惊醒了溥仪，他重新意识到自己的身份，以及与生俱来的本分。
其实溥仪之所以当上所谓的“汉奸”，九成要归咎于民国的不守信用。如果不是冯玉祥在1924年撕毁条约，使溥仪被迫离开紫禁城；如果不是阎锡山在东林盗墓案包庇孙殿英，使溥仪燃起复国之心，他未必会对曾经敬仰崇拜的那个新兴、民主的民国失望。溥仪觉得国家辜负了自己，转而把希望都寄托在日本人身上，在日本人的安排下，他悄悄地来到东北发布宣言，于1934年3月1日正式登基称帝，年号康德，从此开始11年伪满洲国皇帝的生涯。
或许溥仪是认为，如果依靠日本人，自己就再也不用受各路军阀欺负，可惜在毫无势力的情况下，谁都想欺负他。溥仪在东北的生活不顺心，日本人不同意他完全恢复祖制，只准君主立宪，加上有关东军控制，下有郑孝胥掣肘，他只是个毫无权力的傀儡罢了。更让溥仪感到空虚压抑的是，他与婉容的爱情也走向了终点。
溥仪与婉容在紫禁城时，爱情关系虽然不被别人理解，但彼此明白对方；知道对方的缺点，却依然执着爱着，彼此尊重，彼此珍惜，一起谈论远景，共同对抗老旧的制度。可是到了东北，夫妇发生矛盾，婉容仍是那个婉容，保持初衷，想要自由，但溥仪却为了恢复祖上的荣光，走向自由的对立面。婉容曾多次策划逃跑，最终却由于有人告密而失去机会。
随着婉容一头栽进鸦片里，溥仪从此不再开心，他尝试当时所有能想到的娱乐活动，甚至在日本教官的指导下，重新学习幼年时不喜欢的骑马。然而蓦然回首，即使拥有家财万贯，即使可以在帝宫中享用最好的西餐、最美的洋酒，听着欧洲进口的黑胶唱片，和精通英语的助理打交道，但没有自由，他始终快乐不起来。
昔日，他无自由，却追寻自由，他是有目标的，就像是黑夜中朝月亮奔跑的孩子；今日，他没有自由，明白自己一生得不到真正的自由，清楚历史给予他的使命，身不由己，就像是被吹熄蜡烛，笼罩于黑夜中的探墓人。
溥仪是中国封建历史上的最后一位帝王，但他不是样板化的皇帝。回看溥仪一生，与其将他称为皇帝，不如把他视作一位再普通不过的凡人。
表面上看，溥仪拥有凡人不能及的一切，有钱有势，还有非常漂亮的老婆，能搂着婉容的腰，在百货公司购买许多昂贵的洋货与服饰；能在北京的路上吩咐司机把油门踩到底，尽情享受被瞩目的感觉；还能有闲情逸致搜集邮票和签名照。
历史最不能细看，溥仪虽然有这些兴趣，且对待自己所爱嗜好近乎于痴迷，但当新鲜感褪去后，他却急于抛弃；什么都想碰一点点，但什么都不是非常精通；他这一生似乎都在等待着什么，但最终什么都等不着。当我们细细追究其各种奢华的兴趣、新潮的举动，将发现光鲜亮丽的背后，其实就是个过分孤独的少年。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