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的齐国曾“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被誉为“五霸之首”，其霸者风范堪称后世的楷模。齐国成就霸业，“粮食战争”功不可没。齐桓公听从管仲的建议，通过有意识的提高敌国某种产品的价格，让其发挥产业比较优势，使敌国重商轻农，舍本逐末，放弃了农业生产，靠出口带动国内发展，最终导致亡国。

中国人几千年前玩的计谋，如今美国依然玩得不亦乐乎！

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曾经提出：“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国家；如果你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了全人类”。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粮食生产国和出口国，也是世界上提供粮食援助最多的国家，提供的粮援总额占到全球粮援的57％。自二战以来，美国一直把粮食问题和粮食援助政治化，其粮食战略对世界粮食安全影响甚大。

2003年，美国前高官鲍威尔前去中朝等国家访问时曾提到，美国将不再把粮食作为武器。

但实际上，美国只是改变了粮食武器的策略，采用金融资本做伪装来打击粮食生产国和粮食需求国：金融资本化实现了美国农业的全球垂直和水平分工，向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特别是粮食紧缺国输入农业科技和种子以及农产品，占据他国的土地、劳动力等资源，达到垄断全球农业的目的。

农业价值链包括三个重要环节：即上游的化肥、农药、种子等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环节；中游的农业生产环节；下游的农产品流通加工环节。金融危机后，美国的粮食战略主要通过跨国垄断集团及其掌控的转基因技术来控制国际粮食的种子、生产、销售全过程，并以各种贸易优惠措施诱使一些发展中国家转种经济作物而对西方粮食和转基因技术产生依赖。

美国的孟山都、先锋、迪卡农业跨国司几乎完全垄断了转基因专利，整合了世界农药、化肥市场，从而成为全球垄断的农业综合企业。在转基因种子市场，仅美国孟山都一家就控制了全球市场总额的91％，全球农药市场的70％。美国嘉吉公司控制着全球谷物贸易的45％，在61个国家进行运营，美国未来粮食援助依然是体现在美国控制农业的价值链上。比如通过资本推高粮食的价格，导致非洲和拉丁美洲许多国家粮食供给不足，使这些国家沦为美国农业殖民地。

外资企业在中国粮食领域的控制力正在加强，在2008年11月，中国海关总署曾发出预警：指出新加坡丰益国际集团斥资30亿美元进驻我国东北地区。企图垄断我国国内非转基因大豆市场。先锋公司通过与中国民营种子公司合作逐渐打开中国市场。2010年，该公司“先玉335”玉米品种在东北地区尤其是吉林省占据当地玉米种植面积近50％。

我国早在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就明确了“粮食、能源资源、金融安全”三大安全战略的重要性。

2001—2020年期间，中国粮食进口量由1747.6万吨增长到1.43亿吨，年均增速高达11.7%，占中国粮食总产量的比重由3.9%上升至21.3%，在世界粮食贸易总量中的份额也由4.5%上升到28.4%！

早在二战前，美国以粮食充当霸权武器已经初见端倪，根据1941年“租借法案”规定，美国向它的盟国提供了大量的农产品援助。该法案扩大了美国的势力范围，确立了美国在战后世界中的领导地位。“二战”结束后，美国历届政府一直力图借助粮食援助，与苏联展开全方位冷战，开辟国际市场和投资途径，积极扩展其在海外的政治影响，维护其霸权利益，增强美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尼克松在任期间，将对外政策的重点由操控武器市场转向操控粮食和石油市场，由此，粮食和石油成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中心。

冷战后，苏东国家发生演变，在此背景下，继美元霸权、石油霸权之后，美国又垄断了粮食霸权，粮食援助成为美国争夺国际势力范围、干涉别国内政的重要政治手段。

进入21世纪，粮食安全问题愈加凸显，短短10年内已经爆发了数次粮食危机，2007-2008年的粮食危机更是引发了印度、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埃及、墨西哥等10多个国家骚乱、暴乱的发生和蔓延，对海地和马达加斯加政府的倒台也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在这些国家暴乱和社会动荡的背后，美国粮食霸权武器的推动作用不可小视。

美国通过把粮食、美元、石油三者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了一个以货币金融霸权为核心，以绿色革命与转基因革命、新能源革命为战略双翼的“三位一体”粮食霸权战略体系。粮食与美元、石油等经济战略武器交互使用，这个战略不仅助力美国重塑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也助其不断巩固世界领导地位。

粮食安全战略也是美国拓展国家战略利益的重要工具。

1947年，杜鲁门政府通过第四点计划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技术援助，纳尔逊·洛克菲勒家族的国际基本经济公司以推动发展中国家农业升级为名，谋全球性农业技术垄断之实，加剧了世界对美国农业技术的依赖和依附，为美国推行扩张性粮食战略奠定了基础。

另一方面，出于冷战需要，1954年美国国会在《农业贸易促进与资助法案》中明确提出了：要最有效地利用剩余农产品促进美国的外交政策的目标。

1974年，基辛格在《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200号：世界人口增长对美国国家安全和海外利益的影响》中提出：粮食援助是国家权力的工具，可被用来实现美国的战略利益，确保美国获取战略资源。

美国把粮食援助、商业出口或粮食禁运作为拓展国家利益手段的主要表现有七个方面：

1.以粮食援助换取他国在政治、外交和经济贸易上的让步；

2.遏制或打压其他国家的发展，以免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

3.获取美国所需要的矿物资源和能源等战略资源；

4.操控粮食出口价格增加外汇收入；

5.影响其他国家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中的投票表决权；

6.在民主、人权问题上向他国施压；

7.赢取对美国军事行动的支持。

在20世纪50年代，国际上共发生了10次粮食禁运，其中8次是美国为维护国家战略利益而发起。

1949年新中国一成立，美国就对中国实行包括粮食在内的全面封锁和商品禁运。

1965-1967年，肯尼迪对印度采取限制出口粮食的政策，最终迫使印度改变其反对美国人侵越南的外交政策。在尼克松和福特总统执政期间，美国外交越来越频繁地使用粮食援助这一武器来达到其目的。

1972年和1973年，在480法案计划补贴的产品中，70%被用于南越和柬埔寨的战争经济。

1974年9月，美国以向陷入经济困境的埃及提供10万吨粮食援助为条件，迫使埃及萨达特政府做出政治让步，恢复两国由于1967年“六日战争”而中断的关系，无奈接受了美国的中东和平计划。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了巩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战略利益和确保石油安全，美国大幅度增加了对中东地区国家的粮食援助。

进入21世纪，美国还不断强化粮食作为国际竞争格局中，国与国之间利益博弈重大筹码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粮食战略能源化：面对世界不断增加的粮食需求，美国通过生物燃料计划，改变部分粮食的基本用途，加剧粮食供求矛盾，提升粮食的战略地位，推动粮源争夺战升级，威胁世界粮食安全和政治稳定。

二，粮食战略跨国公司化：目前，国际粮食市场被高度垄断，四大跨国粮商控制了世界粮食交易量的80％，其中前三位的米德兰、邦吉、嘉吉公司都是美资。美国借助国公司的力量，利用WTO自由贸易体制，通过高补贴政策、高技术支撑、高资本控制、高场操纵等手段，控制相关国家的产业布局、粮食生产收储、加工、流通等重要环节，依靠其在生物技术上的领先优势，垄断种子生产销售，威胁其他国家的粮食生产能力和经济发展，操纵粮价作为转嫁经济危机和打击新兴经济体的最有效手段。因此，美国学者苏珊指出，美国以粮食为武器，摧毁了第三世界国家的自给自足的粮食生产体系。

三，粮食战略金融化：为了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维护美国和美元的主导地位，奥巴马政府通过量化宽松、美元贬值和控制粮食期货市场等措施，构建了粮食市场与货币市场、外汇市场、期货市场、衍生品市场联动的复合金融体系，扩大了传统金融市场的外延和内涵，粮食“金融化”趋势愈发明显。这不仅无形中推高了国际粮价，攫取粮食市场的垄断利润，改善美国的贸易逆差，消减财政赤字，而且借机强化了美元的主导货币地位，输出金融风险，助推了发展中国家输入性通货膨胀，加剧了收入不平衡，增加了粮价波动风险，引发粮食金融危机，加大了他国的政府治理风险，而美国则借此坐拥垄断全球粮食市场所带来的地缘政治和币缘政治的风险收益。

1970年美国停止向智利出口粮食，迫使刚上台的马克思主义者萨尔瓦多·阿连德下台。

1991年苏联解体前后，美国为了鼓励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和民主化倾向，把粮食作为促使苏联和平演变的重要工具，向其提供了大量粮食援助。

1990年的美苏首脑会议，布什送给戈尔巴乔夫的两份礼物之一就是新的五年谷物交易协定。

这项粮食协定虽然对于戈尔巴乔夫解决国内经济改革问题并无助益，但是对于戈尔巴乔夫树立在国内的权威与地位，对于苏联推进民主体制改革意义非常。

冷战后，借助于对粮食产品的控制权，美国以粮食援助为诱饵，将援助与“美式民主”挂钩，对朝鲜、伊拉克、拉美等发展中国家进行政治要挟，迫使这些国家接受美国的民主制度和价值观。为了使朝鲜放弃核战略，进行和平对话，稳定朝鲜半岛和平，以美国的民主和吸引力促进朝鲜的对外开放，克林顿政府从1996年改变对朝政策，加大粮食援助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