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奴隶社会开始，古代中国就有很多的君王，试图一统天下，建立一个高度集权的帝国，但实现这个目标之路，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夏商时期维持着一个松散的联盟，境内有很多的古国和方国，只是名义的归君主管理，实际上还是自己的独立王国。这样的结构和现在的邦联制或者酋长国模式差不多，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实是和生产力条件决定的，最厉害的王者，也没有实力把自己的管理辐射到周边所有区域。只能接受表面的臣服，依靠纳贡和朝觐来显示王者的权威。当然，这种权威，有时候会随着实力的变化而改变。比如夏商更迭和商周更迭，都是强弱引起的王者变更。某种意义上说，并不存在正义性，只是权力之争。

身居西岐的周，原来是臣服于商，但一直觊觎商王者的地位，于是抓住时机灭了商，灭商不是终结，而要面对新的局面，那就是如何实现从诸侯到王的转变，这其实是很难的，谁都想成为王，然而王只有一个，既有人在维护王的宝座，也有人在虎视眈眈的争夺王的位置，这在位的王就需要稳固和防范别人夺位。为了确保王位的安全，周开启了分封制之路，简单得说就是把家族力量、功臣和旧王力量，进行分封和整合，既要裂土封疆的想法，也要开拓新的疆土，封地也不是现成的一块土地，而是需要开发，因此周的分封相当于把某些土地“承包”出去，究竟有没有主，很难说，靠近疆域外围的部分土地是不在王的势力范围内的，需要王封的公侯伯子男们就自己开拓。

周的分封几乎完美，把周公旦分在山东的鲁国，同时把功臣姜尚分封到临近的齐国，把商朝贵族分封在宋国，也安排三监来看管。周的分封的纽带是周的制度、血缘，周依靠这些维持着统治，但制度会被破坏、血缘会疏远，分封制也就会被打破。经历几百年，周的疆域扩大了，但这其实是名义的，因为开疆拓土的是周的诸侯，诸侯的土地增大和人口的增多，对于处于王者位置的周天子是个威胁，再加上出现了无道的周天子，周天子的号令失去了效力，天子也成了傀儡。

周在进入春秋和战国时期后，实力强大的诸侯开始研究集权之路，最终的胜者秦在一统天下后，开始决定实行郡县制。郡县制实现了朝廷对所有土地的直接管辖，没了诸侯，但秦的改革实际是不彻底的，山东六国开始反扑，并事实上成功，后来的楚汉相争中，平民出身的刘邦建立了汉朝。

刘邦的汉朝是极为特殊的，属于完全的白手起家，因此汉朝实行郡县制是非常有难度的，说通俗点就是没有办法消耗秦朝留下的管理空白，不得不分权，但又希望皇权集中。刘邦大封韩信等功臣为王，同时封弟子侄为王来对抗异姓王。为了避免完全走回西周的老路，刘邦也在全力做好郡县制。

始皇帝一统天下，也很触动刘邦，刘邦是不希望自己的皇权被别人分杯羹，所以等待局势稳定好，全力对异姓王下手，并最终破解了异姓王的威胁，避免刘氏天下变姓，但刘邦并没有趁机废除同姓王，毕竟都姓，但在刘邦去世后，同姓王蠢蠢欲动，试图摆脱朝廷控制。旁系的文帝继位后，更是加剧了同姓王自立的步伐，在景帝时，终于爆发了七国之乱，汉朝廷险胜七国联军，保住了朝廷的威望，也开始了削藩之路，武帝时期的推恩令，彻底让同姓王失去了做大的机会，但汉王朝又面对新的危机，那就是权臣和外戚的影响，权臣及外戚的出现，说明汉朝皇帝在用人上开始远离宗室，这也导致了西汉末年的王莽篡汉。

身为宗室的刘秀虽匡复了汉室，但此汉已非彼汉，汉朝的面貌也变，东汉虽有封国，已不具备关键时刻勤王和拱卫朝廷的能力，宗室接近于摆设，到东汉末年，虽有刘表、刘璋、刘备等汉室宗亲割据一方，但他们的心中已经没有维护朝廷的想法，朝廷只是他们的金字招牌，攫取利益的工具。历经东汉末年、三国鼎立的司马家看到了没有强大宗室的危险，于是开始大封宗室，这种矫枉过正，带来的后果就是八王子乱，西晋灭亡和出现了一堆乱七八糟的事，这时候究竟是不是郡县制已经不重要了，谁能重新一统，谁决定未来的走向。

杨坚结束了300多年的分裂局面，他更看着皇帝的统一，从他开始，彻底的放弃分封，郡县制得到确立。明朝可能是后来的个例，藩王打败了朝廷，这是很困难的，但朱棣实现了。藩王出身的朱棣加倍的削藩，这说明谁都不希望藩王做大。分封制本是作为一个弥补皇权的权宜之计，在皇权高度集中的情况下，是不会允许存在的，因此后世几乎很少用分封制。朱元璋的分封也是有限度的分封，明初诸王所拥有的权力很小，只不过朱棣翻盘了，这就是纯纯的逆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