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迪、杨浪
今年6月16日是黄埔军校百年诞辰。何遂曾于1928年5月至1929年5月担任广州黄埔军校的代校务，即代理校长蒋介石、副校长李济深之职权，主持军校工作。
1928年初，蒋介石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及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定都南京，3月6日宣布“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开学，吸收了1926年10月在广州黄埔入学的第六期和1927年秋天招收的第七期学生，3月24日国民政府任命校长蒋介石，副校长李济深，教育长何应钦。蒋坐镇南京，而李则留守广州，黄埔军校形成了以南京为主，广州为辅，两地办学的局面。
五、与文化界交往结交顾颉刚
何遂是现代军人，骨子里是传统文人，可谓“武胆文心”。在主持黄埔军校校务同时，与广州的文化界，特别是与中山大学的文史学界交往频繁。
何遂1927年寓居杭州，结交文化名家，与吴昌硕、王个簃等书画大家结下了友谊；西泠印社为他研习国画与金石篆刻提供了平台。他沉浸于所钟爱的文物收藏与整理之中，并将自己的斋号起名为绘园，藏品被称为“绘园古物”。例如30年代初将搜集到的千余枚秦汉瓦当亲自拓印成三十余册，在卷首的序中，历述研究瓦当的心得与见解，编印成《绘园瓦当》。1927年,他将收集到的古瓦当拓片，按照《说文解字》部首的次序，编为十四卷，形成《古瓦当文存》初稿。5月，他携《文存》初稿请吴昌硕题签。吴先生另纸写下“古瓦当”三个篆书，并题三首绝句。第三首写道：“唐时造像掷金钱，持赠西泠证夙缘。来路傥容寻得到，一蘭花药四禅天。”为了表示对吴先生为《文存》题字、题诗的谢意，何遂赠送吴先生和西泠印社一尊唐代佛像。因此，吴先生的题诗认为，这证明了他们前世有缘。他勉励何遂：在研究古文字方面已经找到正路，那就要专心致志地进行研究，摆脱人世间的种种诱惑，到达古文字学研究的最高峰，就如同佛家所说修习禅定要达到色界的第四重天。何遂还担任了西湖博览会艺术馆参事，提供所藏金石瓷器展出，获感谢状。
何遂担任黄埔军校新职，同时把文化人的旧好带到广州，开始了与顾颉刚的交往。顾颉刚生于1893年，小何遂5岁，1923年5月发表了《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掀起了中国古史辩的浪潮，他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学说，对民间故事孟姜女演变的研究，拓展成民俗学，加之历史地理和文物考古的支撑，他将中国历史的研究放在了科学基础之上。作为军人的何遂十分认同顾颉刚的观点，像一下子遇到了知音。
1928年11月12日，何遂邀请辛亥革命元老、著名教育家、中山大学创办者及首任校长邹鲁，在国民革命军军官学校纪念总理诞辰大会上发表讲演。两周后（25日）何遂邀请仰慕已久的顾颉刚、容肇祖（时为民俗学和民间文艺专家，担任中山大学民俗学会主席）访问黄埔军校。顾日记载：“⼗⼀时，赴黄埔军官校，⼗⼆时到。参观校长何叙⽗所藏古物，黄埔俱乐部，又坐汽车游烈⼠墓诸处，晚坐船归，到长堤黄埔办事处小坐，坐汽车归。何遂，号叙⽗，闽侯⼈，中将，黄埔军官学校代理校长，甚好古，常识极丰富，谈论极畅。”1973年7月，顾在重新整理日记时，在这天的日记下注：“渠在军⼈中，最喜⽂墨，因此其友⽂多武少，与予竟为莫逆交。”
顾先生于1928年11月29日致信何遂将军，邀请他到中山大学参观，这是中国人传统的交友之道：来而不往非礼也。12月2日星期日,何遂带着5岁的儿子何康欣然前往。由顾先生导览，参观了学校语史所和历史系收藏的古物、善本室、碑帖室等。顾先生宴请何遂父子，由商承祚、黄仲琴、沈鹏飞、魏应麒、式湘、李晓生作陪，他们都是中山大学历史学、文字学、民俗文化、考古研究等方面的领军人物，生物科学家、农学史开拓者辛树帜也在座。12月14日上午，何遂又应顾先生邀，参观了中山大学风俗室、档案室、图书馆、生物系。两人到旧太平馆吃饭，谈至下午二点，才尽兴而归。（引自《顾颉刚日记》）
顾颉刚为中大购书、充实图书馆内容，在学界开了风气之先。他特别关注民间史料的收集，“我们要收‘个人生活之记载’，日记尺牍等是很难收到的，诗文集却是个人生活之记载，我们用历史的眼光看去，差不多一部诗文集就是一部自传。我想这类东西，要收索性收一个全。收得多了，我们照地域，照年代来分，倒也可以帮助地方志及各种历史的研究。”何遂对顾颉刚的观点深感赞同，决定向中大捐赠自己所著图书。
何遂给陈锡襄（1898年生，福州人，民主人士，民俗学家，时任中山大学语史所教授。）送去三部书。12月21日，何遂给顾先生和陈先生写了一封长信，对这三部书作一说明。
颉刚、锡襄先⽣：
今日天⽓清朗，海不扬波，趁此时间，我将前所交锡襄兄的三部书作⼀个序。
第⼀部是《⼤名⽔利书》。这⼀部书是在⼤名做的。⼤名这⼀个地⽅，是漳卫合流之区。我记得卫⽔来源在辉县，到⼤名甚短，已有百四⼗条的河流会合（这数目未必确）。⾄漳河发源⼭西长⼦县，所会合的河流更多。这两条⼤河到了⼤名，合⽽为⼀，其⽔之⼤可知。且在河南临漳界内，皆有⼭为之东，⼀到河北，皆为平原，于是横流四达，遂成历史上⽔患之区。吾⼈读禹贡——“覃怀底绩，⾄于衡漳。”衡者，横也；衡漳者，横流之谓也。我们再念下两句，“厥⼟惟白壤，厥田惟上上，”可以知漳之作用不小。为什么我们现在每年要受他的⼤害呢？
我来⼤名（注：1923年，第⼗五混成旅旅长孙岳兼冀南镇守使，何遂为其参谋长）以后，看见年年报潦报荒，⼼中以为古⼈是欺我呢，或我们⼈⼒有未做到的地⽅。第⼀点，我以为不确实，还是从“自反”⽅面着想去研究。这就是我作这⼀部《⼤名⽔利书》的原因了。
此书可分为⼆部分。那第⼀部分是专为历史上的研究，从古书上及县属的档案上整理出来，区别为“⽔道”，“灾旱”，“治⽔”三部。⽔道⼀部，可以知古往今来河道之沿⾰。我再以近若⼲年来河道变迁，绘图明示，则“衡漳”⼆字可以证实。此其⼀。次则因漳之横流⽅向，可以明白地势⾼下。又次，则为什么从前每年横决，近数⼗年来横溢地⽅竟有限制呢？
以上三点，若再细细的研究，自然非档案整理不为功，因被⽔之处每年是要报荒的。我们由报荒档案上，⼀可以知横流之情形，⼆可以知横流之区域，三即可以推测横溢地⽅的限制。
于是我又将所整理的绘在图上，我乃明白近年来漳溢⽽不迁，其溢出之区在漳河两侧各三四⼗里。
这个原因⼀明白，我们即可着⼿用新法⼦来测量地形。其测量的结果，又书成⼀图，于是全县地势⼤为明瞭了。
由是我们知道三点：（甲）漳河旧河道⼤概与现在河道略略平⾏的。（⼄）现在之漳河河身⾼于平地⼀丈有七尺，竟成⼀自来⽔的⽔塔。（丙）漳河河身既⾼出丈有七尺，为什么不迁流呢？这个原因，我们⼀看每年被灾之区，及测量的地形图就可明白。原来漳河每年溢出区域仅限于左右各三四⼗里，由是年复⼀年，淤泥积⽽渐⾼，乃成⼀天然之厚堤，束住河身，所以近年“卫”漳⼆字成有限制的“衡”漳了。
我有⼀个确信。我以为“读书必当致用”。我费尽⼯夫整理出来的结果，必须使之实现成功，使后之⼈不⾄于将书白白读过。
于是我又将古代治⽔⽅法集为⼀篇，⼀面征求县⼈有识者的意见附于其后。这⼀部若⼲万⾔之书遂以告成。
书成之后，我写信给我的舍弟名叫“岑”的，他在青岛做港⼯局科长，他在美MIT学机械⼯程兼修⽔⼒学的。
他得着我的信，很⾼兴，即刻告假来⼤名，于是我们⼀个素⼈，⼀个⿊⼈，（日本话，内⾏与外⾏也），合⼒计画起来。
第⼀次，我们想开卫河，引卫⽔横贯漳河故道，预定可灌田⼗五万顷，⼀面开⼀道支河⾄⼤名城下，使由⼤名可以上船，直抵河南辉县境，及通南北运河，以达杭州与天津。
这个计划太⼤了，⼀时⾏不通，但是第⼀部的⼤名⽔利计划书就此成立，留待后⼈采用了。
第⼆次，因我们舍弟“岑”他是有责任的，不能多留时日，于是请⼀⼯程师叫做“张平之”，他是中国河海⼯程学校卒业。经他测量后，又制成⼀个计划，就是利用漳河地势如同⽔塔，乃由蒲谭营地⽅开⼀个⼝，做⼏道闸，将漳河天然之厚堤掘开，也是横贯漳河故道，做成⼀条渠，由蒲谭营直抵义井铺，凡四⼗⼆里，⼀县中在漳河左岸之地都可灌溉了。由是我们又成了⼀部书，叫做“引漳灌田概要”。这⼀部书已见之实用，我卸了⼤名镇守使后三年，⼤名已为他⼈所治，老百姓很委婉的做了⼀个碑，纪念这⼀件事，⼀面须恭维眼前的当道，⼀面又须归功于我，及同我实做的⼤名县知事丁春膏，及出钱的旧直⾪省长王承斌。他那篇⽂章中最重要之句，就是“去年天旱，全县歉收，⽽渠溉之地春苗青青可爱，⼀亩有⼀⽯或⼋⽃收”云云（原⽂不必如此，当奉呈也）。并且名这个渠为“何公渠”。这就是我研究历史的第⼀次小小的成功。所谓“读书致用”了。
第⼆部书叫《⼴西军事地志》。这是前清宣统⼆年，我被派为“⼴西边防调查长”，带了“冷遹”(1882--1959，字御秋，江苏丹徒⼈,同盟会员,民主政治家,江苏省副省长)，“耿毅”（1886—1960，字鹤⽣，河北任县⼈，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毕业，同盟会员，⼴西辛亥⾰命领导⼈。河北省⽂史馆馆长）⼆个朋友，及书记测量⽣数⼈，遍历由粤⾄滇的⼴西边境后，经由安南到了云南，采集颇多的材料，回桂林做成的。当时不⽌⼆本，此是上半部，下半部系真正的地理志，因辛亥之乱失去，实在可惜。（下半部价值甚巨，因边防道路⽆⼀条不明白写实也。）
由这⼀部书上可以看出：（1）前清末季军事的实况，（2）当时⼈⼠之思想，（3）我民国以前制度及现在制度之因⾰利弊。
这实是⼀部不可多得之历史著作，因为从前的湘军记，读史兵略等⽂都不是实事求是，是另⼀个⼈为发扬他的⽂章做的，于实事相差甚远。这书是当时军事当道之我做的，自然的的确确货真价实了。
第三部书名《明良图谱》，乃是我认为有趣⽽抄的⼀部书。这⼀部书是⼤名⼀个旧家的，他的祖先为明李太守，于是为这太守绘⼀像，⽽配以明代开国以后君主及其所谓良臣者，内中最有趣的是每像有⼀赞，系明朝⼈自赞当代的所谓明君良臣者，见解当较切也。再则明太祖像有两个，又有⽅孝儒王阳明等像，均饶有兴趣。
我所抄所著的关于历史地理⽂学的书尚多，因年来丧乱，散失不少。诸公如是不弃，我当搜罗旧箧，⼀并取出，交与诸公审理，也可作此时代的⼀个分⼦的意见。
我想历史是活的，我最要的观念是不仅研究历史，是要将研究的结果见之实⾏，使之成功的。
话太长了，就此道别罢。
照俗例说⼀句：敬请著安！
弟何遂
⼀九⼆⼋，⼗⼆，廿⼀，象⼭港外
顾先生觉得这封信很有见地，可能还希望更多的人向中大捐赠图书，便把信登在中大的《学术通讯》上。三十年代，顾先生在燕京大学从历史地理角度研究《禹贡》，撰写论文《洪水之传说及治水之传说》，开设“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课程。后又组织禹贡学会，创办《禹贡》半月刊，培养历史地理学人才，可能何遂这本书对他有所启发。
民谣作为民俗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顾颉刚在中大语史所发起民俗学会，出版《民俗学会丛书》，编辑《民俗》周刊，在发刊词中写道：“我们要站在民众的立场上来认识民众！我们自己就是民众，应该各各体验自己的生活！我们要把几千年埋没的民众艺术，民众信仰，民众习惯，一层一层地发掘出来！我们要打破以圣贤为中心的历史，建设全民众的历史！”
语史所周刊编辑魏应麒主编了《福州歌谣甲集》，他在自序中写道：“这许是终身不会忘记的事吧！当月白风清之夜，三五孩童连臂踏歌于⾖架瓜棚之下，阁阁的蛙声，唧唧的蛩声，各发出微妙的音调，相与酬答：夜⾊笼罩着⼤地，微风吹拂着衣襟，这时⼀切，⼀切都酥化了，不知天上，何有⼈间！然⽽，屈指算来，这已经是⼗四五年前的事了！”
他邀同乡何遂代校务为此书作序，序言曰：
我对于我的家乡——福州，差不多可以说，没有研究。我的福州话，是随着我的家族在⾈车或者流寓别处学的。我两三岁即在四川；随后回过福州⼀次，是六岁⾄⼗岁。自此又过转徙的⽣活。⼗五岁⾄⼗六岁虽仍回来福州，但是在武备学堂读书，没有机会去同⼀般社会接触；所以叫我写福州的事情，或者是不甚正确的。我记得⼉时由我母亲⼝授给我的歌，⾄今依然时时浮于我的脑里。有⼀首说：
真鸟仔（小麻雀也），
啄菠菠（菠菱菜也），
三岁孩⼉催（能也）唱歌。
怀（不也）是罢奶（⽗母）架（教也）奴唱，
是奴腹老（肚里也）通窿哥（聪明之意）。
幼时情态活跃纸上，这是何等地天真烂漫呵！
又⼀首道：
真鸟仔，
啄瓦墘，
奴哥⽑姆（⽑，⽆也：姆，妻也。）三⼗年。
看见街中伏讨姆，
奴哥目滓（眼泪）挂目墘。
这⼀篇置之乐府中，良不多让！
又记有⼀首道：
月光光，
照地塘，
骑⽵马，
过横塘（麒按福州有黄塘，洪塘⽽⽆横塘，疑传闻异辞）。
橫塘⽔深不得渡，
⾈⼦撑船来接郎。
（麒按：这首是福州⽆⼈不知道的好歌，我所闻的是，“月光光，照地塘，王郎骑马过黄塘。黄塘⽔深不得渡，小妹撑船来接郎”。与此微有不同，恐系传闻异辞。又，仿佛闻故老说，这是戚继光破倭时所用的⼝号，未知是否？）
我以为这⼀首可以媲美《长⼲⾏》！
福州歌谣中像这样富有诗意的，却也不少！得魏君蒐集起来，使我与久不相接的家乡作快美的神会，真不觉得“⼿之舞之，⾜之蹈之”哩！
何遂⼀⼋，⼆，五于黄埔学海楼
一篇序言和一封信，何遂从少年到壮年的经历跃然纸上，作为军事教育家的黄埔军校代校务，他的文化生活与精神世界如此丰富。他的文字不仅仅是对传统文化和历史的尊重，也反映了他与时俱进的史识和史观，奠定了他与顾颉刚成为终身挚友、同道的基础。
1929年1月19日，顾颉刚与黄仲琴、容肇祖、商承祚、式湘相约同去何遂家看所藏古物。24日，顾颉刚又陪同何遂参观了中大天文台。（引自《顾颉刚日记》）可惜这样的交往已近尾声，顾颉刚离穗赴京心意已决，2月14日给中大校长呈交了请假信，19日发表了《顾颉刚启事》。20日，何遂即邀一众好友，如辛亥元老叶夏声、文化名流蔡哲夫夫妇、欧阳予倩、叶迺奇等作陪，在太平馆为顾颉刚践行。22日，顾颉刚约了容肇祖、余永梁等到何遂家告别，并最后一次观看何遂家中所藏古物，“在叙父先生处见鸿沟砖（图案甚精）、华山庙瓦当（多作‘与华无极’，汉物也），及参观欧战纪念物品甚多，此君历史兴味甚不可及。”24日，顾颉刚离穗赴京。但是何遂践行诺言，对中大语史所、图书馆的捐赠仍在继续。
根据《国立中山大学日报》记载，1月21日“民俗学会收到黄埔军校代校长何遂先生赠下由北平带归之脸谱模型七十余种，光怪陆离，殊开眼界，理已陈列该室，任人参观。闻往阅者络绎不绝云。”
2月21日，黄埔军校代校长何叙甫先生将诸多物品寄藏于语史所，其中包括：明良真相一厚册，大名水利参考书十余册、图表十余幅，甲子军牍四册，丙寅军牍两册，以及何校长在欧洲观战时带回的一些物品等。其中《明良真相》载画像有“明太祖、成祖、宪宗、徐逵、常遇春、李文忠、汤和、邓愈、沐英、刘基、宋濂……等遗像20余幅，每幅之末均有像赞及小传，极可宝贵。”（《何叙甫先生寄藏研究所物件》，《国立中山大学日报》1929年2月22日，第2版，“校闻”）此后，何叙甫先生经常将其物品寄藏于语史所，包括其先人遗物，小李将军册卷七十余幅，孔雀花翎，以及“自己由总角至现在止经历的各种文件、照片等一百三十余种（如甲子军牍、丙寅军牍、欧洲观战记等）”。（《何遂先生寄藏研究所物件多种》，《国立中山大学日报》1929年3月22日，第1版，“校闻”）
何遂牢记金石书画大师吴昌硕的嘱咐：努力攀登古文字学研究的高峰，在军务之余，仍钟情于古瓦当拓片的收集与研究，而且特别关注与广东相关的文物。他在广州收集到一些宝贵的西晋时期岭南的砖拓片，请顾先生和中大语史所的专家作鉴定，并郑重地盖上“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审定之章”，以权威机构之名，证明其真实性。因工作繁忙，何遂还特别聘请精于金石文字之学，博览古器，善于考订的邹寿祺先生，为自己蒐集并鉴定拓片。邹先生(1864—1940)，浙江海宁人，又名邹安，字景叔，别称广仓，适庐，双玉主人，室名朋寿堂、双玉玺斋。光绪二十九年进士，近代书画家，金石学家。
1928年，邹先生在为何遂搜集的大量拓片鉴定后题诗四首。他在“窾识”中说，“叙甫将军以其余力搜集瓦当，并编定《瓦当文存》。”他为《文存》题诗四首，因文档残缺，目前只余一首：“殷商卜骨安阳出，分类编排不厌精。惜未壶卢（同葫芦—引者注）依样画，终输此著譬棋枰。（近王、商二君有《殷契类篡》，已印行——邹先生注）”
被誉为甲骨文字研究第一人的王襄1920年出版了第一部甲骨文字典《簠室殷契类篡》；1923年在北京大学研究所读研究生的商承祚又出版一部甲骨文字典《殷虚文字类编》。鉴于此，邹先生有感而发：现在安阳出土的殷商甲骨文字，已经被学者精心分类编排成字典，《文存》已经按照《说文解字》部首的次序，做了精细的编排，但可惜没有像王、商二位先生那样编著为字典，那还是像下棋一样差了一大步。有邹寿祺等几位金石大家的帮助和鼓励，顾颉刚等大专家的加持，终于在1932年，何遂完成了《古瓦当文存》的编撰工作。“九·一八事变”后，他将“绘园系列”、文物古董、甲骨残片、砖画瓦当、文书善本、碑石拓本、古旧钱币，等等，先后在北平、上海展出，毁家纾难，将所得尽捐“辽吉黑抗日义勇军后援会”，剩余物品及而后的收藏上万件尽捐给了博物馆、图书馆，为公众所用所观。
何遂还热心参加社会文化活动。他受聘担任中山大学语史所考古学会、民俗学会荣誉顾问，还提供所藏，支持广州市博物馆开馆首展。1928年，广州市决定筹办博物馆，馆址选在越秀山的镇海楼。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维持明代的外观旧制，内部则改为钢筋水泥，5月5日动工，12月底建成。11月，广州市立博物馆筹备委员会成立，聘请顾颉刚等14位文化界名流为筹委会委员。顾先生在黄埔军校参观过何遂收藏的文物，知道它们的价值，建议博物馆举办何遂收藏文物的专题展，博物馆接受了这个建议。何遂非常高兴，精心挑选出身边最有价值的文物参展。
经过紧张筹备，博物馆决定第二年的大年初二，阳历2月11日举行开幕展。得知广州博物馆开幕的消息后，广州民众奔走相告，在新春佳节，踊跃参展。据当年的《广州民国日报》报道：镇海楼开幕近三周，每天平均参观人数达六七万以上。看到这情景，顾先生和何遂都感到无比喜悦，真切地看到博物馆在启迪民智，提振人民精神文化和大众教育方面的重要作用。
在博物馆开幕展上开设了何遂的绘园古物专题展，展品有秦汉瓦当43件、古陶器17件、汉唐宋俑7件、汉铜器14件、古币15件。展品虽然不多，但都是精品，得到观众的一致好评！
2023年12月27日，何遂的孙子何迪、何代宁等访问了中山大学，希望能在中大图书馆看到爷爷捐赠寄存有百年历史的文献。遗憾的是目前仅发现了《甲子军牍》一套四卷本，记述了何遂在国民军时期的历史，成为他当年发表在《文史资料选辑》上的文章《关于国民军的几段回忆》有力的佐证，也为“他日若有编纂民国战史则斯牍固甲子一役之极可贵史料也。”（引自《甲子军牍》）这更坚定了我们将新发现的何遂的文献、旧照整理、奉献给公众使用的决心。
【作者：何迪、杨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