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

第45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证据。这表明举证责任既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义务，是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的职责所在。

除此之外，该法的第12条、46条、150条、162条，也是对证明责任的规定，这些规定均明确了证明犯罪构成的责任主要由公诉案件中的检察院承担，即由公诉方向法院提供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证据，不能提供或者所提证据不足以说服审判者信服，就要承担败诉的不利后果。

审判中的举证程序是1997年《刑事诉讼法》对1979年《刑事诉讼法》修改的主要内容之一，它将由审判人员出示、宣读证据改为由公诉人、辩护人向法庭出示、宣读证据。这种举证的角色转换突出了公诉人、辩护人在法庭调查中的控辩作用，明显地增强了刑事庭审的对抗色彩，也表明了我国诉讼程序由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转变的一个趋势。

举证责任倒置是指提出主张的一方或称为积极主张的一方就某种事由，而由反对的一方承担举证责任。在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倒置的核心是控诉方不必就被控诉方是否存在犯罪事实进行举证，而是把这个责任分配由被控诉方承担。显然，举证责任倒置已经突破了谁主张、谁举证规则，与诉讼中不免除任何一方的举证责任而在控辩双方来回转移的所谓的举证责任的转移是有本质区别的。

我国刑法中对一些罪名的规定体现了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如《刑法》第395条关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规定，非法持有型犯罪的如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非法持有毒品罪等，职务经济犯罪中对赃款去向的说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的犯罪包括刑讯逼供罪、非法拘禁罪、暴力取证罪、虐待被监管人员罪等，中介机构人员涉嫌的犯罪等等。其他需要举证责任倒置的方面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责任能力、精神状况等。如果只是消极的否定公诉方的举证，则不需要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只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积极主张某种事实时，如可以证明不在犯罪现场而是在其他地方，则需要证据来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