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夫•托尔斯泰的一生著作颇丰，其中《战争与和平》是其经典之作。从1863年到1869年，托尔斯泰坚持创作，诞生了这部作品，作品中寄予了他深深的爱国主义。创作这部作品就是为了通过描写1812年反抗拿破仑入侵的光荣历史来对俄罗斯人民的伟大精神力量进行反映和赞颂，并以此让因为遭受克里米亚战争痛苦的人民能够摆脱痛苦，让人民重新获得力量，振奋精神，能够更加坚强地生活。

它不是传奇，更不是长诗，尤其不是历史纪事。《战争与和平》是作者想借以表达和能够在其中表达他所要表达的内容的那种形式。作者蔑视艺术散文作品流行形式的这种声明，如果出自凭空臆想、缺乏先例的话，那就会显得狂妄自大。事实上，从普希金时代起，俄罗斯文学中不仅有许多背离欧洲形式的实例，而且找不到一个与此相反的例子。从果戈理的《死魂灵》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在俄罗斯文学的新时期里，没有一部稍稍超越平庸的艺术散文的作品，采用的形式是传奇、长诗或中篇小说。

第二，本书第一卷出版后，有些读者向我指出，时代特征在我的作品里不够清楚。对这种指责，我反驳如下。我知道，人们在我的小说里没有找到的时代特征，就是农奴制的残酷、虐待妇女、鞭打成年儿子、萨尔蒂科娃虐待狂，等等；而我们所想象的这种时代特征，我不认为是正确的，也不愿加以表现。我研究了许多书信、日记和传说，并没有发现当时蛮横残酷的程度超过当代或其他任何时代。在那个时代，人们也是那样恋爱，那样嫉妒，那样探索真理，那样行善，那样耽于情欲；在上流社会，人们也过着那样复杂的精神生活，甚至比现在更典雅。如果在我们的印象里那个时代的特征是专横和粗暴，那是因为至今传说、笔记、小说和传奇里只描写暴力和残酷事件的缘故。认为那个时代的主要特征是残酷，这种结论是不正确的，就像一个人隔着山只看见一片树梢，就认为当地除了树林就没有别的东西一样。那个时代的特征，也像每个时代的特征那样，在于最高阶层同其他阶层的格格不入，在于占统治地位的哲学，在于教育的特点，在于使用法语的习惯，等等。我竭力表现的就是这种特征。

列夫•托尔斯泰，19世纪中期俄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世界文学史上上最杰出的作家之一，被称颂为具有“最清醒的现实主义”的“天才艺术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列宁称赞他创作了世界文学中“第一流”的作品。

第三，在俄国作品里使用法语的问题。在我的作品里，为什么不仅俄国人，而且法国人，说的话部分是俄语，部分是法语？指责俄国书里有人说法语和写法语，就像指责一个人在欣赏图画的时候，发现画面上有实际并不存在的污点（阴影）一样。画家在画面上所作的阴影，有人指责那是污点，其实这是不存在的。画家并没有过错；画家如有过错的话，那也只在于这些阴影画得不准确或者画得太粗糙。在研究本世纪初那个时代，描写那个社会的俄国人，描写拿破仑，描写直接参与当时生活的法国人时，我不由得过分迷恋于表现那种法国思维方式。因此，在不否定我所画的阴影可能不准确或者很粗糙的情况下，我只希望那些认为拿破仑时而说俄语时而说法语很可笑的人明白，他们所以有这样的感觉，就像一个人在观赏肖像时，看到的不是脸部的明暗，而是鼻子下的污点。

第四，书中人物的名字，如保尔康斯基、德鲁别茨基、比利平、库拉金等，有点像俄国人的名字。把书中虚构的人物和历史人物放在一起，我觉得让拉斯托普庆伯爵同普隆斯基公爵说话，同斯特列尔斯基或其他虚构的复姓或单姓的公爵或伯爵说话，听起来总有点别扭。保尔康斯基或德鲁别茨基虽然不是伏尔康斯基或特鲁别茨基，但这些姓氏在俄国贵族圈子里听起来却是熟悉的，自然的。我不会给所有的人物构想出听起来不觉得虚假的名字，要克服这个困难，我只能随便选用俄国人熟悉的姓氏，然后改动一两个字母。如果虚构的名字同真实的人名巧合，因而使谁产生一种想法，以为我要写某个真实的人物，那我会感到很遗憾，尤其因为描写现在存在着的和过去存在过的人物的文学活动，同我所从事的创作毫无共同之处。

阿赫罗西莫娃和杰尼索夫是两个特殊的人物，我不由自主地随便给他们起了名字，这两个名字非常近似当时社交界两个性格特殊而可爱的真实人物。这是我的错误。这个错误是由这两个人物的特殊性格造成的，但我的错误只限于这两个人物的安排上；这两个人物同现实没有丝毫相似之处，这一点读者一定会同意。其余人物都是虚构的，他们在我的头脑里都没有传说或现实中的原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