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丽君是台湾间谍。”这一惊人的消息是在邓丽君去世不久，由台湾杂志《独家报道》首先报道的。原国民党高级将领谷正文说：“邓丽君是台湾国民党国家安全局的秘密情报工作人员，隶属于‘台湾国家安全局’第三处，配合协同工作的是我所在的台湾国民党国防部军事情报统计局。”

此后，日本著名记者宇畸真及自由作家渡边也寸二人共同对邓丽君的生平进行了长达4个月的追踪采访调查，出版了《邓丽君的真实》：“关于邓丽君是间谍一事，我们的结论是肯定的……在她所生活的那个时代（60年代后半期），她所能选择的道路也只有这一条，即当时的社会现实迫使邓丽君走上了‘间谍’这条道路……冷酷的国际政治硬将邓丽君推上了政治舞台。”

1968年夏天，邓丽君收到来自新加坡的邀请书，邀请她参加1969年在新加坡国立大剧院举行的“慈善音乐会”的演出。年仅15岁的邓丽君向台湾有关部门提出了出境申请。由于邓尚未成年，所以一同提出出境申请的还有她的母亲赵素桂。当时台湾仍处于军事管制戒严令期间，各种民间社会活动和人身自由均被“明松暗紧”地监视着，进出台湾的任何人都毫无例外地受到台湾安全局的严格审查。“连外交部长都不得例外。”

出入境申请的审查有一个十分重要的项目，即申请人是否能够利用现有条件为台湾政府进行情报工作。自从1949年蒋介石改编重组国民党特务系统以来，“特务政治”的行动方针一直主导着台湾国民党军队、政府和民间社会。许多台湾的民间人士、知识分子以及文艺界人士均在不同的情况和条件下，被收编进了国民党特务组织。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是为了得到出境许可，才不得已地接受了台湾国民党特务组织的交换条件，被收编成“台湾国家安全局”的情报工作人员的。邓丽君正是属于这一类。

像邓丽君这样的情报人员，原则上与专业间谍有着根本的区别，他（她）们不承担那些需要特别间谍技能的谍报工作，而只是利用现存的条件，在适当的情况下为台湾国民党政府效劳，充其量也只能算是个信息传递媒介而已。

得知“邓丽君是间谍”，人们在惊讶之余，普遍倾向于同情邓丽君。人们表示：当局以批准出境演出为交换条件，将一名尚未成年的少女胁迫收编进特务组织，这种做法是为人之常情所不能容忍的。其他国家的新闻媒介也认为，台湾当局如此不择手段地实行如此恶劣的“特务政治”，实为罕见。邓丽君一生的悲剧就是台湾当局一手“发展经济”，一手实行“特务政治”的历史缩影。

人物评价

中国大陆人气歌手张靓颖：“邓丽君比偶像还偶像。在我心目中，不仅仅是偶像那么简单，是她陪伴了我的童年，我从小就听她的卡带，所以她所有的歌，我几乎都会唱，不仅仅是我，我父母，还有亲戚朋友， 一起聚会都会唱她的歌。但我知道，即便再给我十年二十年，我也不奢望成为像她这样的歌手。她的时代只可能诞生一个邓丽君，而我所在的时代不再会诞生下一个了。”

中国大陆知名男高音的莫华伦：“邓丽君的歌声的确是太美了，我非常敬佩她，她演唱流行歌曲的唱法，她的演绎，她所用的感情，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人能超过她，虽然这么说会得罪很多人。她的演唱发自内心，很单纯很甜美。”

培养许多香港乐坛巨星的著名音乐老师戴思聪：“邓丽君最值得传承的地方，就是她那没有人能取代的歌唱色彩的精髓，她演唱时带有一点气声，听起来很通透，对情歌的诠释是很传神的，从小孩到几十岁的女人都能接受这种唱法。她最突出的气质是甜美，甜美是有内容的，怎么甜美呢？发声的技巧，还有她加了很多装饰音，所以唱那种带有一点小调的民歌，又有一种调皮的感觉。她是国宝级的人才，我对她的评价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