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88年八月，汉灵帝经过多年的卖官鬻爵，又得了曹嵩一亿钱的保护费，他的财政状况大大好转，于是一咬牙掏出自己的小金库，“多出中藏财物以饵士”，大出血本建立了一支由皇帝亲自控制的新式禁军，称“西园新军”。总部就设在风景浪漫的汉宫后花园，西园。结合诸多史传来看，当时除了袁绍、曹操、淳于琼等骨干，还有张杨、张辽、刘备、鲍信等人也曾在这支军队中任职，这些后来在三国时代卷动风云的人物，竟然都是出自这支新军的军官，从这个角度来说，西园军跟清末的小站和民国的黄埔还颇有相似之处。据说新军建好后，汉灵帝还专门在洛阳平乐观搞了一个盛大的阅兵式，自称“无上将军”，“亲擐甲胄，临军三匝”，好不拉风（袁弘《后汉纪》）。

其实灵帝虽然荒淫任性又贪财，但他这个人并不蠢笨。当时就有一位大臣评论汉灵帝说：“上甚聪明。”（《后汉书·盖勋传》）所以他在原有禁军系统中新建一军，并非心血来潮贪新鲜耍威风，而是有三个重大的政治原因。

第一：由于黄巾余部仍在全国各地风起云涌，大大小小起义不断；凉州羌人与幽州乌桓又与当地汉人豪强及武将勾结，群起叛乱，接连杀死了并州刺史张懿、凉州刺史耿鄙、右北平太守刘政、辽东太守阳终等人；而益州刺史郤俭亦在任上横征暴敛，激发了好几处民变。所以该年3月，灵帝接受太常刘焉的建议，干脆将这些州的刺史撤掉，派遣中央政府的九卿去担任州牧，以更好的调动地方资源，更有效的平定各地叛乱。刘焉也由此获得了个益州牧的好差事，跑去巴蜀当土皇帝去了（注1）。

汉代九卿官阶为中二千石，郡守为二千石，可刺史才六百石，所以灵帝以朝中九卿担任州牧，“皆以本秩居职”，则其官阶要比郡守高一阶，这样一来，州就变成了郡的上位地方政府，州牧就变成了郡守的上司，而拥有了一州最大的军政处置权。从此，各大州牧随着时局慢慢朝军阀转变，并与各地大豪族相结合，使得各州的自治倾向日益加重，帝国分裂之危险自此埋下。当然汉灵帝也明白自己这是在饮鸩止渴，州牧之制大有隐患，因而他未雨绸缪在中央组建新军，就是为了加强皇权、防止分裂。

第二：这边黄巾起义方兴未艾，那边羌胡部落又推凉州豪强韩遂为首聚众十余万，联合陇西太守李相如、凉州司马马腾，以诛宦官为名举兵造反，几年来先后攻杀金城太守陈懿、凉州刺史耿鄙、汉阳太守傅燮等，把关西闹的鸡犬不宁。再加上幽州的乌桓与并州的南匈奴也相继叛变，帝国的所有北方边郡几乎都已脱离了朝廷的有效控制。所以灵帝越来越觉得没有安全感，于是成立西园新军，以进一步加强洛阳防卫，应付突发情况。

第三：黄巾起义爆发后，灵帝任命大舅子何进为大将军，统一指挥京师禁军。可何进对于皇帝的知遇不仅不感恩，反而跟士族党人结盟而打破了朝廷的势力均衡，严重威胁到了自己的皇权！所以为了制衡这个忘恩负义的“二五仔”，灵帝干脆成立一支新禁军，把枪杆子牢牢握在自己手里。

为了加强这支军队的控制，灵帝还精心挑选了八个他最宠信的年轻新贵担任校尉，称“西园八校尉”。为了平衡，这八个年轻人来自不同势力：

小黄门蹇硕，为上军校尉，来自宦官集团，为宦官中最壮勇最知兵的一个。

中军校尉，则是多年未见的虎贲中郎将袁绍。而袁绍担任中军校尉后，其虎贲中郎将之要职，便转给其弟河南尹袁术。二袁兄弟一个是西园禁卫军的副统帅，一个是宫中禁卫军的统帅，再加上他们的叔父后将军袁隗，袁氏在洛阳的军事势力已举足轻重。

议郎曹操，征为典军校尉，别当隐士了，赶紧来洛阳报到。

屯骑校尉鲍鸿，为下军校尉，来自关西武人集团，后因贪污灵帝军饷被诛。

谏议大夫夏牟，为左校尉，出自党人集团，为袁氏故吏。董卓进京时，因与何进旧部分粮不均而被杀。

袁氏故吏淳于琼，为右校尉，出自党人集团。后追随袁绍打天下，为官渡之战中关键人物。

光禄大夫赵融，为助军左校尉，凉州人，出自党人集团。后入曹操集团，为荡寇将军。

已故大宦官曹节女婿冯芳，为助军右校尉，出自宦官集团，189年京城大乱后不知所踪。

八人之中，以宦官蹇硕最受宠信，故为西园军第一大将，直接受命于皇帝，督司隶校尉以下，并可节制大将军何进（虽大将军亦领属焉）。

但这军队也并不都是宦官说了算，八大校尉，一个是关西武人，两个是宦官一党，四个是党人，再加上曹操这样一个倾向于党人的宦官子弟，其组成如此之复杂，足见各方势力争夺之激烈、灵帝掌控军权之艰难。总之，山雨欲来风满楼啊！

于是曹操重整心情再次来到洛阳，开始募练新军。自从当个好郡守的愿望破灭后，沉寂三年，曹操终于有了新的人生目标，那就是率领新军平定奸邪，封侯拜将，做个“征西曹侯”名垂汉史，这辈子也就可以了。

当然，很没悬念的，他的理想又一次破灭了。

公元189年四月十一日，汉灵帝忽然驾崩，其子刘辩即位，是为汉少帝。皇宫里的东园西园一下子都忙活了起来。东园署的匠令们管的是先帝的丧葬明器，西园军的校尉们则忙起了夺权杀人。西园军统帅宦官蹇硕早就看不惯何进与士族结盟，所以趁此机会想要推翻何进与刘辩，拥立刘辩的弟弟刘协上位，刘协的母亲王美人早死，他是祖母董太后养大的，所以如果刘协继位，那么董太后的侄子骠骑将军董重就会取代何进成为新的外戚。而蹇硕与董重的关系一向很好。看来，这次政变，应该是（部分）宦官集团的第二次外戚养成计划。

何进一看蹇硕这么狠，终于决定跟宦官集团彻底决裂，于是假手少帝下诏任命袁绍的叔叔后将军袁隗为太傅，位在三公之上，并录尚书事，与何进共掌朝政，共同对付以蹇硕为首的宦官军事力量。何进还将袁绍提拔为司隶校尉，王允为河南尹，刘表为北军中候，等于将京城与周边特区的治安、监察、卫戍与司法权全都交给了党人们。

四月二十五日，何进粉碎了蹇硕的政变，并将其成功诛杀，尽夺宫禁兵权。五月初六日，何进又派兵包围了董重的府第，逮捕董重，将其逼死。六月初七日，董太后因忧虑恐惧，发病而死。

至此大势已定，何进终于可以专断朝政了。可这时袁绍却又怂恿何进杀尽宫中宦官，并要他招董卓、丁原等边疆武人势力进京帮忙。但朝廷有制度，以洛阳为中心，周边设八个关隘，关隘以内只有朝廷的中军，外郡的兵马是一律不得进入关隘之内的——此乃关乎国家安全的重大规制，袁绍却随意破坏，这实在是乱来。况且，宦官们已没有了兵权，与案上鱼肉无异，而何进则“总皇威，握兵要”，实在是没必要“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引狼入室，给国家添乱（《三国志·陈琳传》）。事实上，后来袁绍等人杀光宦官也是靠了中央禁军，并未等到董卓等四方猛将入京就把事情给搞定了。所以曹操听说后此事后非常无语，立刻发表反对意见，认为不应扩大打击面：宦官嘛，那就是一群皇帝的家奴，管好了就没事儿啦，杀几个元凶首恶，一狱吏足矣，何必招惹那些麻烦的外将？非要杀光宦官，激化矛盾，我怕会出事啊！

曹操就是曹操，目光如炬，一下子就洞察了其中玄机。宦官固然有其可憎之处，但在帝国体制中却起着非常重要，而且无法取代的作用。况且，宦官中也并非全然都是坏的（注3），有一部分固然腐败奸邪，谗害忠良，趁此机会必当除之；但也有一些是“清忠奉公”“博学多览”的人才，更有一些是“一心王室，不事豪党”，也就是一心致力于维护皇权，与世家豪族对抗的（《后汉书·宦者列传》）。这些宦官要是没了，皇权的基础就崩塌了，而借助皇威行使权力的外戚何氏自然也要跟着倒台了。换言之，趁此机会杀几个宦官元凶，这是朝廷清除渣滓、震慑宦官、加强集权的明智之举；但如果杀光宦官，这就是自己清除了自己的基本盘，实在太傻了。

总之，作为帝国皇统纯洁和父权巩固的保证、作为皇帝、外戚和外朝之间的主要联络人，一旦宦官系统遭到严重打击，甚至全体覆灭，帝国这台庞大的机器是难以再正常运转的。可袁绍作为何进的心腹，却极力怂恿他行此下策，这只可能有以下三个原因：

第一，把水搅浑，浑水摸鱼。

第二，借刀杀人，坐观虎斗。

第三，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事实上，在中国数千年历史长河中，凡计划屠杀宦官的，无一不是打着清君侧和中兴大旗，却无一不是谋求造反的；但东汉是个名节社会，袁绍身为党人名士，自然不肯背负造反的恶名，那么就只有借助董卓丁原这两把好用的快刀了。袁氏四世三公，号称势倾天下，不仅朝臣党人多为其门生故吏，就连董卓丁原这些四方猛将，也多是出自他们培植拔擢（注3）。而按照东汉的官场规则，故吏相当于先秦时家臣，视举主（推举他为孝廉、茂才的人）、府主（征召他为幕僚府吏的人）、郡朝（任命他为掾属的郡守，又称本朝或府朝）、县廷（任命他为掾属的县令长）如同君父（注4），不仅平常要致送馈赠，关键时刻还要周旋于死生患难之间，甚至不惜牺牲自我，以保卫主官（注5）。宗师府主死后，门生故吏还要送丧还乡，为之服丧，立碑，并继续效忠于其后人或经营其家财。这就是汉魏军阀公孙渊之属臣所言“臣等闻仕于家者，二世则主之，三世则君之”（《三国志·公孙渊传》注引《魏书》）。所以史学家钱穆将这种关系与君臣关系并提，称为“二重君主制”，故吏同时忠于皇帝与府主，此说法可谓切中肯綮。这其实也很好理解，当时又没有科举，一个人想要做官，就只能靠名师与高官的提携举荐征辟，否则你连门票都没有，又何谈仕途？

总之，与众多古老世家衰败后的平民化西汉不同，经数百年积累之后，到了东汉时代，以汝南袁氏为首的新贵大世族们出现了，他们凭借着察举征辟制度，把持了朝廷的选官权，甚至“率取年少能报恩者”，以壮大自己家族的势力。于是，随着这些世族当官的人越多，越久，越大，其积累之政治资本也就越雄厚。分析到这里，袁绍的想法便昭然若揭：他就是要让洛阳越乱越好，只要趁乱搞死了何进，士族们一定都会支持自己上位——到时他携诛杀宦官之大功，再凭借其世族领袖之令名，又兼手握四方雄师于洛阳，那么想当周公还是王莽，可就任君选择了。

况且，外戚何氏出身低微，南阳屠户而已，又兼善妒宫斗，毒杀王美人，逼死董太后，社会舆论多有不利。而袁绍出身高贵，又占据道德制高点，一切只为朝廷除去乱臣贼子，重振朝纲！即便手段有堪商榷，谁又能对他过多指责呢？王夫之《读通鉴论》亦云：“（袁绍）昔之从臾何进以诛宦官，知进之无能为而欲乘之以偪汉尔，进不死，绍固不容之。”袁绍反复忽悠何进诛杀宦官，就是明知他愚蠢而故意害死他，即便何进没被宦官杀掉，也会被袁绍借董卓丁原的刀干掉。

结果，我们看到，当何进好不容易与宦官们达成协议（宦官退休，何进保护他们的生命安全），袁绍却仍要搅局，假传何进之意，向地方州郡长官发布命令，命令他们收捕所有宦官家属，以强行推进剧情，逼双方一定要拼个你死我活，鱼死网破！

总之，袁绍并不怕洛阳乱，对他而言，混乱是阶梯。

至此，袁绍距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如果他成功了，中国历史将直接跳过三国争雄，进入西晋的轨道。只要袁氏王朝一建立，曹氏、司马氏都没必要蹦跶了，乖乖加入这个士族政权分杯羹就不错了。而孙刘等寒门俊秀，也只能乖乖认命当他们的小官算了。

但袁绍万万没有想到，事情的发展，竟会乱到完全脱离了他的控制。关键是，他看错了董卓这个人，于是一步走错，满盘皆输，最终只能跳出局外，另起新局。

注1：西汉末年，也曾改刺史为州牧，但他的职权并没有改变，州牧没有一定的治所，也没有所谓州吏，每年周行所属郡国，到一个郡，就借调该郡掾属办事，年终还得亲赴京师陈奏，奏上之后，皇帝把他的参劾发下三公，由三公派员去案验，然后决定处罚。但东汉以后，无论刺史州牧，都有固定治所，还有一整套固定的干部编制，年终遣吏入奏，且奏书直接由皇帝定夺，无须三公府案验；甚至与三公一样有了每年选举茂才的名额。如此刺史州牧便直接掌握了一州的监察、行政与人事大权，待到刺史变州牧，则权威更盛，几乎就是土皇帝了。

注2：就像党人士族们也并不一定都是好的，很多不过是“干名蹈利之徒”罢了（《资治通鉴》胡三省注）。时人王符更直指其“多务交游，以结党助”，不过是为了“偷世窃名，以取济渡”（《潜夫论•务本》）。今人熊十力更直指范晔《后汉书》为“党史”，“于党人称扬太过”，更称东汉党人“本无政见可言，无政策可言，无经纶大计条目可言……其全副精神，整个向外追逐，纯是浮虚夸巧……弄些应付朝廷与下面社会的伎俩”（《中国历史讲话》）。所以作为读史者，我们应该清醒认识东汉党人与宦官之间的内斗，这并不就是忠奸之斗，而更多是利益之争。

注3：陈涌清博士考察了两世三公的弘农刘崎、刘宽之门生故吏450余人，分布于13个州43个郡国。而汝南袁氏四世三公，他们的门生故吏肯定更多。另据《三国志·袁绍传》注引《魏书》：“自（袁）安以下，皆博爱容众，无所拣择；宾客入其门，无贤愚皆得所欲，为天下所归。”可见，最早从袁绍的高祖父袁安开始，袁氏一族便开始“无所拣择”、无分“贤愚”的利用职权卖官鬻爵、积攒人望，任用心腹，培植势力。

注4：东汉时郡守、县令长皆有称“君”的习惯。此即《后汉书·左雄传》所云“今之绶墨，犹古之诸侯”，钱穆《国史大纲》则认为此乃“古者诸侯封国自专之遗意”。吕思勉《秦汉史》更表示：“秦汉去封建之世近，故其民犹怀君臣之心。三公九卿郡国守相所辟置，即同家臣，故其风义尤笃。”

注5：孙闻博在《后汉书》中找到此等八例史料，详见其《秦汉军制演变史稿》，171至17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