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这是一首绝命诗，1898年9月28日，北京皇城根下宣武门外的菜市场人潮涌动，如鲁迅先生笔下一般，这里挤满了好奇的老百姓来看“乱党”被杀头。
几个衣衫褴褛的年轻人被推上刑场，为首的那一人在刽子手的屠刀前毫无惧色，他看着底下麻木愚钝的人们，留下了一首绝笔而英勇就义。
这便是晚清著名的“戊戌六君子”，为首那一人便是维新派代表谭嗣同。
在新政失败后，谭嗣同原本有很多机会可以逃走，但他选择了留下来，面对腐朽的旧政府，要用自己的鲜血去唤醒中国人，由此他成为了最广为人知的近代人物之一，这就是绝大多数人对他的理解。
但这种理解并不对，至少并不完整，正如他的慨然赴死一样，谭嗣同仍然为时代所深深局限着，譬如问得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他死得值不值得？
很多人觉得不值，但实际上，其实这已经和他本人无关，从他死后一百年内中国历史的发展来看，他死的的确不值得。
而在维新过程中，他还曾提过一个建议，后来被光绪否决，如果他同意，那么今天的中国将会失掉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国土。
谭嗣同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在当时那样新旧交替的思想环境中，他的真实想法究竟是怎样的呢？
1865年，也就是清同治四年，谭嗣同出生在京城，谭家世代为官，他的父亲谭继洵是清廷高官，后来一直做到湖北巡抚。
所以谭嗣同的成长环境非常好，不仅体现在物质上，而且从小追随名师学习，但他天性向往自由，在封建大家庭中成长的他十分厌恶八股文、三纲五常等旧社会的东西。
年轻时的谭嗣同并无心于政治，他作为一个不缺钱的官二代弟子，终日到处游历，游山玩水、求师访友，不过他的性格仍然十分突出，作为一个学识渊博、出身较高的文人，他却十分乐意与那些绿林好汉结交，因为倾佩他们那种仗义执言、锄强扶弱的秉性。
虽然其中他因为父亲的要求而连续参加了六次科举考试，但又因为他对八股文的厌恶导致他六次全都落榜了。
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很多年，谭嗣同的积累也越来越深厚，他不仅遍览全国各地的风土人情，还同时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先进思想，文学、算数、科学、地理一概都有涉猎。
可以说在前半生，谭嗣同是个潇洒自由、不问世事的书生，纵然他也关注国家和国际时事的变化，但也从未想过参与进去。
而且当时的他对清政府其实还是持拥护态度的，在他早期写的文章中，仍然觉得当下的制度不能够变更，只是需要学习西方国家先进的地方加以改善。
但到了1894年，中国迎来了历史的巨大转折点，谭嗣同也迎来了自己人生思想天翻地覆的转折点。
因为在这一年，日本出兵朝鲜，清政府派军前往支援，其中就包括了大名鼎鼎的“北洋舰队”，双方的硬实力对比中，其实中国是占据优势的，但在陆军作战失利后，黄海海战中国再次战败，最终曾名震亚洲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
随后便是臭名昭著的“马关条约”的签订，清政府被迫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岛，赔偿两亿天价白银，还要开放港口通商，令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家陷入了极度的耻辱之中。
谭嗣同愤怒了，他彻底失去了对清政府的一切期望，作为一个从小接收着爱国主义教育长大的人来说，这场战争和这纸条约让他几乎崩溃，巨大的刺激让他在短时间内从拥护者变成了清政府的坚决反对者。
“天下大局劈裂至此！割心沉痛，如何可言”
这是他在听到消息后第一时间的痛呼。
从这里开始，谭嗣同开始全面转变，他在老家大力提倡新学、呼吁变法，开办了百余家学堂，写文章、办报纸，总得来说，他开始向着激进派的方向发展，全力呼吁彻底地推翻旧制度。
众所周知，在这个时候，中国的内忧外患已经达到了顶点，谭嗣同的思想转变其实代表的也是中国人的思想转变，以前大家都自认天朝上国，对其他国家不屑一顾，虽然后来接纳了一部分，但心里还是觉得那只是些“奇技淫巧”。
但随着甲午战争的失利，人们忽然发现连日本这么一个岛国竟然都能骑到中国头上来了，一股“亡国灭种”的危机感顿时爆发了。
谭嗣同在老家努力的时候，北京也开始被一场风暴席卷，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发动了著名的“公车上书”，虽然最后失败了，但是影响非常大，让全国各地的维新变法运动开始如火如荼地进行。
一年后，谭嗣同正式从老家湖南回到北京，在救国热忱的激励下，开始和康、梁、翁同龢等人走得越来越近，自己也排上了江苏候补知府，逐渐迈入政坛。
在等着官做的过程中，谭嗣同写下了一部著作《仁学》，这是他一生最出名的作品，也是维新派的第一部哲学著作。
但通过这本书里的一些言论，也能够看得出来，此时的谭嗣同被国仇家恨冲昏了头脑，他无法很清晰地看待、判断时局，一心只怀着对清政府、列强的仇恨，他不像一个理性的变法者，更像一个激进的复仇者。
比如在书中，他直接将汉人以外的少数民族（尤其是满族）称为“异族”，号召的只是汉人团结在一起，而且他几乎失去了对传统文化的自信，开始认为西方的东西更加优越，所以提倡“尽变西法”。
随着光绪帝暗中的支持，维新派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迅速占领了高地，这群急躁的年轻人开始积极筹划变化。
此时的谭嗣同已经成为了光绪帝最信赖的人之一，不久前，他在翰林学士徐致靖的推荐下被光绪征召入京，在皇帝面前一番高谈阔论之后很快将他折服，光绪直接册封他为四品的军机章京，负责主持变法的主要事宜。
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谭嗣同给光绪上了一道奏折，提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建议，其实这个想法早在不少年前，他就在给自己老师欧阳中鹄的书信里提到过：
“日：苟尽易以贤才矣，又岂有不可为之时势哉？试为今之时势筹之，已割之地不必论矣。益当尽卖新疆于俄罗斯，尽卖西藏于英吉利，以偿清二万万之欠款。”——《新编戊戌六君子集·谭嗣同集·兴算学议·致欧阳瓣姜师》
直白来说，谭嗣同想要把中国的新疆和西藏两块土地分别卖给俄罗斯和英国，他认为这两地分别和两国接壤，是他们十分想要的东西。
而当时清政府的力量又太过羸弱，就算不卖，自己也守不住，还不如换取大量白银来偿还之前不平等条约中的欠款，同时也就有充足的资金来支持变法了。
不仅如此，他甚至还表示，如果卖掉这两地还不够的话，外蒙古、青海乃至东北都可以一并卖掉。
为什么？因为这些都是“无用之地”。
这样的说法在现在看来似乎可笑之极，但在当时甚至有不少支持者，包括康有为本人也没有持反对态度，这其中有好几个原因。
一就是因为维新派的这批人大都是三十多岁的年轻人，阅历尚且，但一腔热血，所以做事非常激进，或者说极端，他们迫切地想要改变国家的现状。
二则是因为在当时的不少汉人眼里，真正的疆域其实只有汉地十八省，西北边疆偏远而蛮荒，不仅需要浪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去守备，还随时可能被列强侵吞。
还有就是清政府的贫穷和积弱，他们背负着天价的外债，而剩下的钱还要被统治者私自挪用，比如慈禧太后六十大寿就花了一千多万两白银，维新派想要推行新政，急需资金的支持。
因为这一系列原因，所以在1898年，谭嗣同再一次亲自向光绪皇帝提出了这一建议，但是最后光绪自然否定了这种做法。
因为他一直以来想要的就是以自己的能力打破慈禧的束缚从而振兴国家，当然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让祖宗的家业在自己手里丢掉一大半。
从客观来说，谭嗣同的这个提案太过于偏激，根据后来的分析，认为和他的“反满”情节有着很大的关系，因为此时的谭嗣同明面上似乎是保皇党，但实际上想要彻底地打倒推翻清政府，并将很多国家衰败的问题都推到满人身上。
后面的故事大家就非常熟悉了，在1898年6月，光绪帝发布了“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正式开始，维新派的成员异常兴奋，但却一点没有意识到，他们此时的行为已经彻底触碰了那批保守派的底线，尤其是那位看似没有动作，实际上牢牢掌控着全局的慈禧太后。
而天真的谭嗣同等人还向北洋军阀袁世凯发起了求援，但殊不知他们计划早已被袁世凯全部上报给了慈禧，短短一百天的时间后，慈禧瞬间发难，直接将光绪软禁在中南海瀛台，同时对维新派展开全面围捕。
康有为、梁启超早已闻讯而逃，林旭、杨深秀、刘光第等人通通被清政府逮捕，而谭嗣同一开始没有被列入通缉名单，但他坚持不愿逃亡，还努力多次想要营救被困的光绪皇帝。
在连续失败之后，他陷入了彻底的绝望，决定用自己唯一所剩的东西——自己的性命，来和这恶毒的封建势力作一次最后的对抗。
于是在当年9月，谭嗣同在浏阳会馆被捕，四天之后，清政府在北京城宣武门外菜市场将他和其他五人一并斩首示众，临死前他写下了“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这句荡气回肠的绝命诗，而后慷慨赴死。
“性格决定命运”，谭嗣同无疑是这句话的代表人物，从少年游学，到青年立志报国，再到参与变法，最终壮烈而亡，这一路走来，他几乎是马不停蹄地在前进，和维新派的许多人一样，太过于着急。
站在后来人的角度，很容易看出，“戊戌变法”是准备非常不充分的，几乎可以说注定会失败，所以谭嗣同也注定是一个悲壮的人物，因为他仍然受限于时代，就像他提出卖边疆的方案一般，在多个方面都很不成熟。
不过后世并非是因他的成功而歌颂他，就像没有人能够质疑一个牺牲于战场的老兵一样，因为他本可以置身事外，但却选择了用性命去唤醒国人。
他作为一个单纯的思想家，和几十年后从湖南走出来的那位老乡不同，他无法凭自己的能力去改变国家和社会的现状，但他作为一个思想家，在大难面前已经尽全力去奋斗，乃至最后献出了自己的所有。
这便是真实的谭嗣同，他拼命想要唤醒国人麻木的意志，他激进变法却被敌人轻松击败，他钟爱这个国家，宁可身死来自证心意......
儿子因变法死后，时任湖北巡抚的谭继洵默默写下了一副挽联：
“谣风遍万国九洲，无非是骂，昭雪在千秋百世，不得而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