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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刑犯枪决前6分钟，最高法院紧急叫停，上演现实版“枪下留人”。

2002年，延安死刑犯董伟被省高院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后被押赴刑场，准备执行枪决。

然而，在行刑前6分钟，负责行刑的法官却接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的电话，暂缓对董伟执行死刑。

那么，董伟犯了什么罪？最高人民法院为什么会突然叫停行刑？这起案件背后有何隐情？

2002年7月，无数媒体报道了同一篇“枪下留人”的新闻，内容惊心动魄，让人看了直呼好险。

那些报道是这么说的：由于律师的努力，延安死刑犯董伟在行刑前6分钟，接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的暂缓急令。

显然，那名律师的作用不可忽视，没有他的努力，董伟恐怕已经被处决。

这名律师叫做朱占平，是董伟的辩护律师，因对董伟故意杀人罪的死刑判决不服，坚持为董伟进行从轻处罚辩护。

但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坚持原判，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授权，于2002年4月24日下达了执行命令，即对杀人犯董伟执行枪决。

此时，朱占平坚持认为董伟罪不至死，并向省高院申诉。案件由此进入二审。

朱占平写的辩护词明确指出了案件中的漏洞，在他看来，二审应该会改判。但4月27日，在他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二审已经走完了程序，秘密开庭，且没有改判。

这让朱占平非常吃惊，作为董伟的辩护律师，他有权力出庭二审，在法庭上为董伟辩护。但他却被直接告知了二审结果，连死刑裁定书都没有收到。

朱占平对此非常气愤，在得知二审维持原判后，他在28号买了一张前往北京的票，决定去最高人民法院申诉。

当天上午，他就来到最高人民法院，但被武警拦在了门外。后来通过委托认识的法官，才将自己带来的辩护材料交到了最高法院。

得到尽快审查的通知后，朱占平才放下心来，就进找了一家饭馆吃饭。

到了下午，准备回家的朱占平突然接到了董伟父亲的电话，他在电话里哭着告诉朱占平，省高院已经下达了通知，将在明天上午对董伟执行死刑。

朱占平一听，赶紧表示他已经将辩护材料交到了最高法院，明天一大早就去等结果。

第二天一大早，他就来到了最高法院门口，等着昨天帮他带材料进去的女法官。

但等了很久，也没有见到人，他只好给最高法院刑庭打电话，可是一直打不通。门口的武警又不能随便放他进去。此时距离董伟行刑不到一个小时。

这时，董父再次打来电话，无助的告知，囚车已经到达看守所，一切都来不及了。

朱占平一听，更加焦急的想办法混进最高法院，他安慰董父：“只要枪声没响，就来得及！”

显然，朱占平还不肯放弃，他灵机一动，对武警说道：“我进去买一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总可以吧？”

这个借口让他成功弄到了通行证，进入了最高法院，并以最快的速度找到了一庭李武清副庭长，急切的向对方陈述了案件经过。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当李副庭长弄清楚事件始末后，终于在董伟枪决前6分钟，给行刑官打了一通电话，要求暂缓行刑。

那么，朱占平究竟有什么证据，让最高人民法院信了他的话？

延安死刑犯董伟，离枪决仅剩6分钟，却突然被最高法院紧急叫停。

2002年，在律师朱占平的努力下，死刑犯董伟被暂缓执行枪决。

这出现实版的“枪下留人”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人们不禁好奇这起案件的经过。

那么，董伟究竟犯了什么罪？这起案件到底有何隐情？

其实，董伟的犯罪经过并不复杂。以下是他本人在此案中提供的证词：

2001年五一节当晚，他和女朋友去延安市某个舞厅跳舞，但却在门口遇到了被害人宋阳的纠缠。

宋阳不仅言语调戏了他的女朋友，还因为董伟的反驳，抽出皮带殴打他。

被人拉开后，他走到一边打电话，不料宋阳突然冲过来抱住他，两人摔倒在地。挣扎间，他从地上捡起一块砖头，朝宋阳的头顶砸去，等到宋阳放开手后，他就跑走了。

显然，从他的供词中，不难看出董伟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

然而，他不知道在他走后，宋阳昏迷，被他的两名朋友送到了医院，经过一周的治疗，抢救无效死亡。

董伟的正当防卫，变成了防卫过当。

5月9日下午，不知道自己失手杀人的董伟被公安机关依法逮捕，案件进入审查程序。

5月20日，被害人宋阳的妹妹因精神受到刺激，跳楼自杀。

12月13日，案件开庭审理。21日，董伟以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这一判决董伟不服，他坚决认为自己是防卫过当，并不是故意杀死宋阳，不应该判处死刑。于是他委托辩护律师朱占平提起上诉。

仅凭董伟的一面之词，当然不会对他判处死刑，但本案中还有一位关键的目击证人。这位证人是除被告和受害人双方朋友外，唯一与他们没有关系的目击证人靳某。

靳某称，宋阳确实出言挑衅在先，并用皮带抽打了董伟。但两人被拉开后，宋阳已经离开了舞厅二十米开外，董伟却突然抄起一块砖头，从舞厅门口跑过去，用板砖袭击宋阳头部。

两方说辞不一，但比起董伟的证词，作为目击证人的靳某显然更让人信服。

然而，靳某的证词也是孤证，并且自相矛盾。

他说两人第一次发生口角时，董伟将人打得满脸是血，并且被人拉开后，还对着蹲在不远处的宋阳骂骂咧咧。然后隔了一会，他看见了董伟拿板砖砸宋阳。

可是他的这一说法被在场的另外两人否认，他们称，拉开董伟和宋阳时，宋阳并没有受伤。靳某所说的满脸血不知从何而来。

还有，宋阳既然率先出言挑衅，又怎么会任由董伟对他骂骂咧咧，自己蹲在地上听着？这显然与宋阳的性格不符。

朱占平抓住靳某的证词漏洞，向省高院提起上诉，他认为董伟并不具有杀害宋阳的主观故意，而是防卫过当，罪不至死。

然而，他的申诉并没有让法院改判，董伟依旧被押赴刑场。直到该案件被朱占平上报最高法院后，才在行刑前6分钟救下董伟。

那么，董伟最终的结局如何？

死刑犯离枪决仅剩6分钟，最高法院紧急叫停，最终他被怎么判决的？

2002年，延安死刑犯董伟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但在枪声响起的前6分钟，他的行刑被最高法院叫停。在最高法院的监督下，该案件再次进入审理过程。

然而，经过一百多天的暂缓行刑后，董伟的结局却再次反转，让人意想不到。

那么，这起案件最终是如何收尾的？

在我国刑法中，判处死刑要进行一个特殊的复核程序，且最初的规定是由最高人民法院进行死刑复核。

但后来这一权利被适当下放给地方高级人民法院，对杀人、强奸等情节严重的死刑复核，可以由最高人民法院授权给地方高级人民法院执行。

所以，董伟被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法院判处死刑后，其死刑复核由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

同时，法律规定，一旦当事人对一审判决有异议，就可以依法提起上诉，法院应当经过评议后进行二审。

在此期间，如果被告人没有辩护律师，法院应当指派律师参与案件的审理。

但在董伟这一案件中，省高级法院把死刑复核与二审合二为一，在程序上简略了。并且没有对二审进行公开审理，甚至没有通知被告人辩护律师参与二审。

这就导致，朱占平得知二审结果后非常惊讶和愤怒，不得不越级上诉。

他的坚持值得鼓励，但董伟的死刑被叫停后，朱占平和被告人一方并没有拿出可以从轻判决的证据。例如，找到新的证人证词。

所以，在无法定从轻情节的情况下，省高级法院依旧采纳靳某的证词，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董伟死刑立即执行。

2002年9月5日，董伟再次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该案件到此为止。

这就表示，朱占平的努力，只让董伟多活了一百多天，并没有改变他最终被枪决的命运，让人唏嘘。

回顾这起案件，不难发现那时候的司法程序有很多漏洞。

例如，在目击证人的证词有漏洞的情况下，法院不让辩护律师参与二审，剥夺了董伟和律师的辩护权力。这显然是不合法的。

长此以往，不光是被告的权益受到损害，律师的信誉也会大大降低，最终影响整个司法制度的运作。

其次，虽然朱占平为了救被告人，向最高人民法院陈述了案件漏洞，并在行刑前6分钟救下董伟。

但他并没有通过相关叫停程序，而是直接闯入最高法院，请求李副庭长给行刑官打的电话。

这不禁让人想到，如果行刑官没有带手机呢？如果行刑官认为这是有人冒充的诈骗电话呢？

现在看来，这起案件中的死刑暂缓程序也存在漏洞，暂停执行死刑也应该有一个法定程序。而不是律师千里迢迢越级上诉，让某一法官打电话叫停，这样未免太儿戏了。

最后，关于死刑核准权，其实国家从很早就试图收回下放的权力。1996年，刑法被修订后，明确表示由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驶死刑核准权。

但在新修订的刑法实施前五天，最高院又放弃了收回该项权力。

当初会下放该权力，是为了让地方能够在“严打”活动中放开手脚，这也使得上世纪末，我国许多地方黑恶势力能够被有效清除。

但在董伟案件引发广大关注后，大众开始呼吁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核准权，避免再次出现这种“枪下留人”的戏码。

2006年10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修改人民法院组织法的决定》，明确宣布自2007年1月1日起，由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驶死刑核准权。

自此，我国的司法制度在程序上更加严谨，能最大程度防止错杀、坚持慎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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