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十三世纪，英国就逐渐形成了一种限制王权和注重议会政治的传统，并从贵族民主向近代民主演变。孤悬于欧洲的地理环境、坚韧开拓的社会要求，相对平稳的社会发展历程，使英国人形成理性、审慎、稳健、克制的民族性格……

1789年7月14日，巴黎人民起义，攻陷巴士底监狱，法国大革命爆发。这场革命却从1793年起，就遭到英国不断地干涉。

在22年的时间里，英国国内虽政府更迭，但对法国的政策却一以贯之，即联合荷兰、西班牙、普鲁士、奥地利、俄国、瑞典等欧洲国家先后组成七次反法同盟，干涉法国革命。整个过程反反复复，颇有置法国于“死地”而后快的意味，结果终以1815年6月18日的滑铁卢一役彻底击败驰骋欧洲的拿破仑，给法国复辟了君主制。

法国失控的革命思潮

在七次反法同盟战争中，英国无疑是最坚定的组织者。战争经费从英国源源不断地输往欧洲大陆，维持着矛盾重重的反法同盟。英国与法国同为资本主义国家，却如此急于“相煎”？和仇视新制度的封建君主制国家相比，英国自有它的原因。首先，英法两国的政治文化大相径庭。自十三世纪以来，英国就逐渐形成了一种限制王权和注重议会政治的民主传统，并从贵族民主向近代民主演变。孤悬于欧洲的地理环境、坚韧开拓的社会要求，相对平稳的社会发展历程，使英国人形成理性、审慎、稳健、克制的民族性格，在政治上容易安于现状，重视传统经验，不易受极端、理想观念和个人感情的支配，乐于遵循某些古板陈旧的、约定俗成的习惯法和规定形成了英国式的保守主义政治文化。

而法国虽然在十四世纪形成了三级会议，但其作用主要是服务于王权而不是限制王权。经年累月，强大的王权和专制制度使法国在政治上缺乏自由，深感弊端之苦却看不到医治良方的人们，很容易形成非此即彼的思维，“要么全盘忍受，要么全盘摧毁国家政体”，由此而认同启蒙思想家那种用简单而基本的、从理性和自然法中汲取的法则取代统治社会的复杂传统习惯的主张。这就使得法国的政治文化带有文学式的理想色彩、浪漫主义情怀、以及不可避免的激进主义特点。法国这种政治文化，特别是表现日益明显的非理性特征必然与英国保守的政治文化产生冲突。正是这种差异决定了英国对法国大革命态度的转变。

法国大革命爆发伊始，海峡对面英国人第一反应是普遍的惊喜。尽管出发点各异，但英国从上到下都出现了欢迎革命的倾向。英国国王乔治三世从波旁王朝的覆灭中看到了“正义”之手——如果法国国王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不与共和叛军联手会有这样的下场吗？首相小皮特则认为革命将给法国带来沉重打击，至少让法国在短期内不再能够成为欧洲的一个强国。小皮特的政治对手、辉格党领袖福克斯说：“巴士底监狱的陷落是世界历史上发生的最伟大的一件事。”政治活动家理查‧普莱斯公开感谢上帝，他认为法国人终于“从沉睡中醒来，打碎了身上的枷锁，从压迫者手中争取正义”。陶瓷业实业家韦奇伍德也向这“惊人的革命”致敬，认为其开创了启蒙和智慧的新时代。更热情的是诗人和知识分子：威廉‧布莱克在伦敦街头戴上了象征自由的红帽；罗伯特‧伯恩斯还向巴黎的国会送去枪支；还是学生的柯勒律治就巴士底监狱的陷落写下了热烈的诗句；年方19岁的华兹华斯直接去了法国，沉浸在“欧洲欢欣、人性重生的时代”中。只有埃德蒙·伯克和一部分有产阶级，从一开始就认为法国大革命完全是罪恶的，他们担心法国成为暴虐的楷模。可是随着法国大革命的开展，英国这种普遍欢迎的态度渐渐起了变化。1792年9月2日，一部分情绪过激的巴黎群众冲击巴黎各个监狱，不加区别地处死在押犯人，这种暴乱总共进行3天，死者将近1000多人，幸免者仅及半数，这就是有名的“九月屠杀”。

1793年1月21日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被人们送上断头台。10月法国百姓处死了玛丽王后以及21名吉伦特派成员。11月，罗兰夫人和一批立宪派成员也死在断头台下。如此惨烈的革命进展使英国年轻的改革者们开始重新思考，辉格党的塞缪尔·罗米利爵士承认弄错了法国民族的本性，甚至不无讽刺地说：“人们想到在这样一群怪物中间维持自由政府，或许恰似想到在非洲某些丛林中建立一个老虎共和国”。华兹华斯、柯勒律治等人也相继从赞赏转为抗拒所有的法国革命理论。连著名的自由主义者约翰‧威尔克斯也说法国不是民主而是暴徒统治。尽管英国内战中也曾将自己的国王送上断头台，也曾经历过派别斗争和独裁，但英国人一向为和平的过度而额手称庆，为没有流血的“光荣革命”而感到骄傲。法国血雨腥风的革命方式、摧枯拉朽的破坏力度逐渐令保守的英国人无法接受。尤其让英国的统治阶层坐立不安的是法国大革命前所未有的煽动性，这是英国之所以干涉法国革命的第二个原因。这种煽动性在于启蒙思想宣扬的社会契约学说，和天赋人权理论在法国人头脑中催生出平等代表制的政治理想。为了这种脱离传统与习惯的理想，法国人摧毁国王的权威、没收教会的财产、迫害贵族、醉心于民主，严重威胁到现有的社会秩序。

特别是革命的群众运动方式、无政府主义特征，很容易为他国民众所模仿、产生反叛或不满，从而危及统治者。托马斯·潘恩于1791年发表的《人权论》更是加深了英国保守势力，对法国大革命的恐惧和对国内政治动荡的担心。这篇文章针对埃德蒙·伯克批判态度的《法国大革命反思录》，大胆提出了人民权利和民主改革。在下层人民中间，这本小册子和潘恩的思想广为传播，“纺织车间、阅报室、工厂厂房、甚至煤矿矿井，到处都有人在读这本书”。到1793年，《人权论》的销售量已经达到20万册，再版次数也远远超过了《法国大革命反思录》。受《人权论》政治思想的激励，十八世纪80年代初衰落下去的英国激进运动在1792年进入一个新阶段。各种激进协会在英国纷纷涌现，掀起强大的集会结社高潮。激进派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宣传社会政治改革，同时伸援法国革命。有的激进组织还与法国国民议会保持联系，宣传人权理论。对此，英国统治者和保守舆论深感忧惧，支持法国革命的福克斯在下议院的威望明显下降，埃德蒙·伯克的观点则为更多人所接受。英国首相皮特宣称：“我们若放纵潘恩的主张，我们必将有一场流血的革命”。更糟糕的是，法国大革命还推动了爱尔兰人民争取独立的反英斗争。

1791年10月，沃尔夫‧托恩组织了爱尔兰统一党，领导爱尔兰的民族解放运动，直接危及英国对爱尔兰的统治。而法国则在1792年11月颁布了支持他国革命的“博爱法令”，这更让英国人更是如坐针毡，越发认为干涉法国革命是保卫英国宪政和政治价值准则的必然之举。正如英国首相皮特所说：“我们获得的最好安全将是摧毁那种野蛮的无政府体制。”有鉴于此，干涉法国革命、阻止大革命思想的传播，已经成为英国上层人士的集体要求。

英法利益上的冲突

但是英国坚决打压法国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英国与法国的利益冲突已经成为欧洲的主要矛盾，且不可调和！当然，英国更不愿意看到法国的革命，扭转英国在世界争夺战中的优势局面。十七世纪末叶起，英、法在争夺世界商业霸权和殖民地霸权上就存在着矛盾。

七年战争后，法国虽然被削弱，但英法矛盾仍然尖锐，特别是法国在北美独立战争中的反英政策，更使英国怀恨在心。更为重要的是，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进行，英国资本主义迫切需要扩大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于是掠夺殖民地就成了英国对外政策的头等大事。恰好在扩张殖民地方面，法国处处都是英国的竞争对手，而拿破仑又一直把英国作为他的主要敌人，特别是拿破仑执行的“大陆封锁政策”，更使英国难以容忍；而拿破仑进军印度的计划和出兵占领西班牙并夺取其美洲殖民地的政策，更使英国感到切肤之痛，誓与法国势不两立。

另外，受法国革命的影响，英国政治中的激进派和共和派兴起，掀起了反政府和争取选举改革的运动，使英国统治者对法国雅各宾主义在英国的传播不寒而栗。所有这一切，都使英国统治者感到法国革命直接危及到了他们的利益，英国绝不容许法国得势！哪怕倾家荡产！1792年9月，法军趁着瓦尔密大捷的胜利，越过莱茵河，将反对外国武装干涉的战争推移到法国境外，法军进占比利时，将三色旗插到了荷兰边界。而低地地区一直被英国视为门户，而荷兰更是英国神经最敏感的区域。法国的军事行动震惊了英国统治集团，他们认为这已经威胁到了英国的安全和海上交通自由。经过一系列外交交涉之后，法国也毫无让步之意，英国遂于1793年1月决定与普鲁士、奥地利合作，干涉法国革命。在干涉的方式上，英国没有过多的选择。英国没有强大的陆军，和法国50万训练有素的军队相比，英国4万多人的军队在数量、素质上都差得太远。更重要的是，英国庞大的殖民地更需要保护，在军事上深陷欧洲大陆向来是英国所极力避免的。从策略角度看，英国作为同盟的组织者也比直接出兵能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一切决定了英国的干涉方式主要是通过财政资金纠集欧洲大陆国家组成反法联盟、进行联盟战争。

就战争结果而言，英国这种干涉方式未尝没有效果，但代价也是巨大的，胜利的快意掩盖不了巨额的战争开销。直到1815年，英国为反法战争花掉了15亿7千300英镑。1791～1805年间，英国提供的贷款和补贴就达到1600万英镑。这让人们不禁感到惊讶：英国只是一个蕞尔小国，为什么能提供如此庞大的战争费用，为什么能维持这样一场持久的战争？又如何能反复发起反法同盟，“矢志不渝”地干涉法国革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