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接管军营，你们可以下岗，我们上岗！祝你们一路平安！”

谭善爱凌厉地喊话之后，五星红旗和香港特区区旗，在1997年7月1日0时0分0秒准时升起。

中国人经历了太多苦难、屈辱，在这一刻终于扬眉吐气。

“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功”，为了香港回归这一刻，我们做了太多太多地努力。

在香港回归之前，有中英两国的正面交锋，也有谈判桌上的唇枪舌剑。

就在正式回归之前，还发生了惊心动魄的一幕。

中央发现安全隐患，509名军人携带武器紧急提前入港。

那么，究竟是什么隐患？英国人又为何会同意中国军队荷枪实弹进港？

“主权，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到1997年要是收不回香港，我就是李鸿章！”

1982年9月，邓公在与时任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谈判时，直截了当的表示：“如果我们愿意，今天晚些时候，就可以收回香港！”

撒切尔夫人在来华之前，刚刚打败了阿根廷，重新占据马岛，在英国的民心、威望达到了顶峰，她是洋洋得意，趾高气昂。

她似乎忘了，香港不是马岛，中国也并非阿根廷。

撒切尔夫人属实没想到，中国的“钢铁公司”竟然比她还要硬气得多。

从人民大会堂出来后，撒切尔夫人一直低着头，非常的紧张，下楼梯时竟一不小心摔了一跤。

“铁娘子”被中国吓得跌倒的新闻，迅速冲上各大报刊的头条，那个瞬间，也成了英国外交失利的“名场面”。

1984年，历经20年谈判，英国终于同意在1997年将香港、九龙、新界的主权，全部交还中国。

撒切尔夫人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本来不想让香港回归中国，要把香港变成第二个新加坡，但是后来达不到这样一个目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和中国之间的力量太悬殊了。”

她明白，假设英国拖着不还，中国极有可能直接出兵香港，武力收回主权。

届时，中英两国将闹得十分难堪，还是谈判来得体面。

那时的“日不落帝国”，虽如早已日薄西山，但还是不愿丢掉那可怜的“体面”。

虽然要走，可英国不想走得太难看。

因此，在很多事情上还是咬着不放，想拿捏一下中国，也想证明一下自己的实力。

之前，我们曾几次让英国建新机场，英国就是不建。

可1989年，英国却主动要求在市中心建一个大型机场。

原来，英国为了“光荣撤退”，抛出了一个所谓“玫瑰园计划”，通过建设机场、港口，来彰显自己的能力。

这个计划最大的问题是，投入过于巨大，可以说是倾尽了香港的财力，留给未来中国特区政府的财政储备只有区区50亿港币。

不仅如此，还要不封顶地大规模举债，让之后香港特区偿还。

说白了，这就是“英国请客，中国付钱”。

在“损人不利己”这方面，“大英”向来是遥遥领先。

对于英国的这一行为，我国当然是极力反对。

我方港澳办的负责人陈佐洱跟英国助理国务次官伯恩斯，先后在北京谈了两轮。

伯恩斯声称，香港还没有回归中国，中国目前不能插手香港的事务，中英双方分歧严重，没达成任何协议。

最后，英国派出首相外事顾问柯利达，从第三国绕道来了北京。

我国国务院港澳办主任鲁平，在跟柯利达谈判时，迎着对方的目光相视而坐，一言不发，直到对方收回目光，在气势上完全获胜。

柯利达终于拿出了新方案：同意就跨越1997年的重大事项听取中方意见。

中方当即也作出让步，接受了英方提出的为特区政府留下250亿港币财政储备的建议。

双方还签署了《机场备忘录》，标志着过渡期里但凡跨越1997年的事项，中英双方都要商量着办，不能一家说了算，这样就把英方制约住了。

在1997年6月16日中午，香港回归已经进入倒计时，陈佐洱接到了外交部副部长王英凡的电话：“陈佐洱，我正在钱其琛副总理的办公室里给你打电话！”

副外长在副总理办公室打电话，陈佐洱立刻意识到了分量。

王英凡态度坚决的说：“立刻与英方商谈，我驻港部队携带武器，提前进港的问题！北京已组成专家组，傍晚就飞抵香港，配合你的工作，来人将会传达具体方案，只要是在底线范围内，授权你可以当场决定。”

香港马上就要回归了，为何我们要提前开进军队呢？

原来，中央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安全隐患。

当时，我国已经派遣了196名人员，分三批进入香港。

但是他们大都是以技术和后勤人员，且没有携带武器。

假如，携带武器的驻港部队在7月1日零时才进港，从北到南抵达全部营地需要两到三个小时。

也就是说，从7月1日零时到7月1日3时之前，香港大部分地区将出现防务真空。

7月1日，中英将会进行庄严盛大的香港政权交接，刚刚回到祖国怀抱的香港绝不能有一分钟不设防。

所以，驻港部队必须有一支先头部队，携带武器装备于7月1日零时以前进入香港，确保零时开始有效履行防务责任。

陈佐洱立刻找到伯恩斯商量，但他们十分不配合：“英方管辖的最后几个小时，中国军队就荷枪实弹开进来，这怎么能行？”

说白了，英国就是感觉“丢面儿”了，传到国际上不好听。

陈佐洱在香港努力的同时，我国外交部在北京和英国大使馆谈，中国驻英国大使在伦敦和英国外交部谈。

然而，任何一方谈得都不顺利。

陈佐洱又接到了“一周内解决问题的命令”，他连夜和北京的专家们制定新的谈判方案。

两国谈判，局势瞬息万变，陈佐洱必须在第一时间向中央汇报。

而中央下达的指令，他也需要以最快的速度知道。

为此，广州军区特地给陈佐洱发了三部手机。

回忆起当时的情景，陈佐洱恍如昨日：“那个年代，手机这种是很新奇的！”

每当手机铃声响起，陈佐洱都会小步快跑，去花园里接听，以防止窃听。

跟陈佐洱联系的首长，比如王英凡等人都是上海人，所以他们只用上海话交流。

如此，就算是被人窃听，对方也要费时费力的找人翻译。

谈判一开始就很僵，一连三四天都没有进展。

陈佐洱回忆道：“那几天真的没怎么睡觉，白天谈得唇焦口燥，晚上回中代处还要开会、发电报、等批复，再根据北京指示商量明天如何对阵。即便是抽空眯一会儿，脑子里想的也全是先头部队提前进驻的事。”

第四天谈判结束时，英方代表包雅伦，不约而同地与陈佐洱走在了了最后面：“咱们再谈谈吧！”

两人走进了一个只有三四平米的杂物间，没有照明，伸手不见五指。

陈佐洱回忆道：“我和包雅伦，谁也看不清谁的脸，但彼此能感知对方的气息。”

片刻沉默后，包雅伦问道：“你们还能做出哪些松动？”

陈佐洱回答：“只能做两个让步：第一，可以放弃开进位于九龙闹市区的枪会山军营，但港岛的英军总部和港岛南的赤柱军营一定要进；第二，可以再调减些先头部队的人数，具体数字没透露。”

“这一切的前提，是英方必须保持灵活的态度。”陈佐洱说完，包雅伦耸了耸肩。

他接着问：“你们要派多少部队进来？”

之前，领导给陈佐洱划的底线是：不少于500人。

陈佐洱思考了一会儿，硬着头皮说：“509人，这是中方能接受的最后让步了。”

包雅伦沉重的点了点头，陈佐洱心里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落地了。

其实，陈佐洱早已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如果英方一直咬着不松口，那7月1日他们离港时，肯定“体面”不了。

我们将会按照国际惯例，挨个搜查英国每一件物品和武器。

查尔斯王子、港督彭定康乘坐的邮轮和军舰，也将不得不按中国军方的指示，把所有舰面的武器都套上炮衣、枪衣，才能驶离中国香港水域。

“末代港督”彭定康，从1992年上任后做了很多坏事，被评价为“千古罪人”，英国若是不想“体面”，他肯定要吃点苦头。

届时，英国才是真的在全世界面前出糗。

历经重重波折之后，1997年7月1日0时0分0秒，英国的“米字旗”终于在香港特区落下，五星红旗高高升起。

中华民族从鸦片战争之后的百年耻辱，在这一刻终于全部荡涤。

参考文献：

香港回归前夕的瞬间：最后一次降下英国国旗，港督离开时大雨倾盆 澎湃新闻

【高访】一访陈佐洱：中英谈判最后岁月，最难最急最惊心动魄的内幕 上观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