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湘西,有这样一位平凡而又伟大的女性。30年代,她被国民党反动派以“危害民国”的罪名判处12年有期徒刑,在监狱中受尽酷刑。获得释放后,她仍以坚强的信念秘密展开斗争,直到病魔缠身只好削发为尼。
她就是贺龙念念不忘的第二任妻子向媛姑。
贺龙
丧事期间迎娶的土家媳妇1920年,24岁的贺龙参加了由林伯渠堂兄林修梅领导的“援粤讨桂”的军事斗争。为扩大武装,贺龙派父亲贺士道和胞弟贺文掌赴澧州购买枪支弹药。
然而不幸的是,消息泄露,贺龙的参谋叛变,暗中勾结外地反动武装,将其父亲杀害,其弟弟也没能幸免被活活蒸死。
噩耗传到家乡后,贺姓族人个个愤愤不平,准备为贺家父子报仇。眼看即将发生更大规模的宗族械斗,贺龙忍下悲痛,高瞻远瞩,果断劝说族人绝不能互相残杀。
贺龙
族人听后无奈取消械斗准备,家仇可以不报,但贺家父子死得实在悲惨,因此族人向贺龙提出,为让死者安息,活人放心,一定要在其父灵柩前举办一场丧婚。贺龙理解父老乡亲的心情,只好照办。
于是,在族人的精心挑选下,选中了县内大文人肖珍元的外甥女向媛姑。
向媛姑(也叫向元姑)本名向志德,1901年出生,这年刚满19岁,她从小聪明伶俐,靠着家中的宠爱受过良好的教育,因此与贺龙门当户对。
向媛姑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与贺龙的婚姻竟然是以这样的方式开始的。
这年5月下旬的一天,贺家族人吹吹打打将新娘子接到了贺龙家,只见贺家堂屋中安放着父亲的灵柩,满堂孝男孝女披麻戴孝,唯独不见新郎贺龙的身影。
原来,贺龙因军务繁忙不能准时赶回家里,考虑到吉时不能耽误,族人便按照土家人的规矩,由贺龙的胞妹贺绒姑抱着一只大公鸡,代表贺龙与向媛姑在其亡父灵前拜了天地。
当晚,听说了白天之事的贺龙飞奔回到家中,愧疚地揽起妻子的手说:“没想到我这个军家营长,用一只公鸡娶了你这个漂亮的土家媳妇。”
婚后第二年,贺龙驻防桃源,向媛姑随军出发。此时,“五四”运动余波未尽,桃源女校的女学生经常成群结队在街头宣传爱国主张,这让向媛姑的无比向往。因此,在贺龙奉命入川讨贼时,她提出留下桃源女校读书,贺龙答应了。
从此,向媛姑脱下军官太太的旗袍,换上女学生便装,当上了桃师女校的特殊学生。
贺龙
1925年,向媛姑从学校毕业,随军到澧州贺龙部队。当时,由于战事频繁,贺龙无暇顾及家人,便将向媛姑在内的20多个亲属都安置在汉口辅堂的公馆内,平常他无法回家时,料理家务、照顾亲属的任务就交到了向媛姑的身上。
1927年,贺龙参加了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汉口公馆成为了重点搜查对象,向媛姑带着女儿金莲和几个外甥东躲西藏,她在危急时刻保住了贺龙在汉口这个残破不全的家。
在外苦苦支撑了一年后,向媛姑终于在党中央的护送下,带着贺龙的5位亲眷从汉口来到了上海。
在这里,向媛姑与贺龙只团聚了10天,便再次迎来了分别。但贺龙走后不久,在上海的党地下组织就遭到了严重破坏,向媛姑一家的供给来源被中断,甚至连房租都交不起。
为了克服经济困难,养活一大家子人,向媛姑给人打毛衣、织袜子,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日子。后来,在湘鄂边的贺龙得知了情况,向党组织求助,向媛姑一家人的生活才得以好转。
向媛姑虽为一介女子,但内心坚强,在贺龙无法顾及家人的动乱生活中,她成了贺龙后方唯一的定心丸。
贺龙
出家为尼,留下唯一遗愿上个世纪30年代的上海,已经遍布白色恐怖。蒋介石在对红色根据地发动大规模“围剿”的同时,在上海出动了大批特务,疯狂搜捕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贺龙作为国民党抓捕的主要目标,他的家人自然也受到了牵连。
1933年的一天,向媛姑正在家中,忽地听见两个外甥撕心裂肺尖叫,她快步走出房间,便看见一个头戴高檐大帽的国民党特务带着一群人破门而入,不分青红皂白就将他们捆绑了起来,押上了囚车。
贺龙
特务在向媛姑家中一通翻找,找出了她从汉口带来的汉口贺公馆支出日记簿,和两枚私人印章。敌人凭借搜出来的东西,指控向媛姑一家人是“湘鄂西共魁贺龙”在上海设立的“以危害国民为目的的团体”。
当天上午,敌人就将向媛姑等人押到法租界巡捕房,对着他们就是一顿抽打,企图屈打成招,达到他们指控的目的。
面对敌人的酷刑,向媛姑坚贞不屈,始终咬紧牙关不承认敌人有心安排的各种罪行。敌人无法,只能强制结案,在向媛姑身上安上了“危害民国”的罪名,判处她有期徒刑12年。
向媛姑不服判决,在狱中不断申辩,最终,著名律师史良受宋庆龄之托,为向媛姑等人作了辩护,法院不得不将12年有期徒刑改判5年。
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日军轰炸上海后,向媛姑才得以走出监狱重获自由。
然而,经历过敌人的疯狂折磨,向媛姑并没有被打倒,她在熊瑾玎夫妇的安排下,顺利回到了老家。
这时,国共合作抗日,地方上相对安定,她利用这个有利时机,四处走访娘家和外祖母家乡,很快开办了纪念先人的“崇县小学”。后来,向媛姑又利用《新华日报》这份刊物,不断向师生宣传革命思想。
当时,贺龙家乡有一支可靠的武装力量,领导人是贺文慈。贺文慈是二战时期在湘鄂边界和四门岩大山的游击队司令,红军长征后,他仍在这一带拥枪自卫,保护红军失散人员和贺龙家属。
向媛姑极力支持贺文慈扩大武装,并动员贺、向两姓族人参加武装。
但好景不长,1938年国民党反动派又对桑植县进行了“围剿”,自卫武装被打散,向媛姑也不得不回到娘家。
1945年抗战胜利,这原本是一个普天同庆的好时机,然而跟随在向媛姑身上的厄运并未全部消除。
1946年下半年,由桑植县长导演策划了一场迫害洪家关贺龙亲属的冤案,向媛姑也被牵涉其中。贺家亲属死伤惨烈,向媛姑在外甥向楚明的护送下幸运逃脱,但反动势力仍然不肯放过她。
在东奔西逃了将近两年后,向媛姑毅然走进了夏家峪的仙姑大庙,削发为尼,以表示对反动派的反抗。
虽然已经出家,但向媛姑始终记挂着贺龙以及贺家亲属。
一日,向媛姑在街上化缘,无意中遇到了一位名叫贺兴桐的贺家族人。贺兴桐也是个苦命人,在他很小的时候父母就跟着贺龙闹革命,他成了没人管的野娃。
当时,正好有一户人家有个和他年龄相当的女儿,便领了他回去做上门女婿。谁料,这家女儿得了重病去世,贺兴桐就被赶了出来,无家可归。
按照辈分,贺兴桐应该称贺龙为爷爷,向媛姑便是奶奶。见贺兴桐无处可去,向媛姑便将其带回了尼姑庵,相依为命多年。
1949年,向媛姑终因反动派长期摧残和折磨走向了生命的终点。病逝之前,她对贺兴桐说:“我见不到解放军了,也见不到他(贺龙)了,以后你见到他,告诉他我做了该做的。”之后她又嘱咐亲人,死后要葬在贺龙的祖地,表示她生死都是贺家的人。
贺龙
关于向媛姑的一切,忙于战事的贺龙并不知情。直到1951年,贺兴桐到重庆见到了贺龙,他将向媛姑奶奶临终遗言带到,贺龙这才得知向媛姑已经去世。
“那天夕阳西下,晚霞照在老人的脸上,我能看见他眼中的泪花。”后来贺兴桐如此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