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简史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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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4月，万隆亚非会议举办在即，值此之际，周总理为进一步扩大中国的外交影响力，率领中国代表团一路辗转前往印尼，以此为背景，盘踞于宝岛之上的国民党余孽开始在暗中“上下其手”，一度妄图进行刺杀……
以此为背景，为了护卫周总理的安全，代表团等一行人在路上耽误的时间当然越短越好，但当他们途经昆明，周总理还是选择稍作停留，希望与一位“旧识”会面。
说起来，这位旧识不是旁人，正是总理昔年的初恋女友——张若名。
故人相见，并无拘谨，虽然有着一层显得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但他们还是大大方方地握手。随后，周总理率先开口：“多年未见，颖超要我向你问好。”
那么，周总理、邓颖超夫妇和这位张若名之间有着怎样的故事？这位“前女友”在与总理分道扬镳后，又迎来了怎样的结局呢？
同学同道
邓颖超，提起这个名字，她作为周总理的妻子可谓家喻户晓，而与之对应，张若名作为周总理曾经的战友与交往对象，相比之下却显得鲜为人知。
悠悠岁月，作为中国“五四运动”天津女界的杰出人物之一，这位曾与周总理一起坐牢，也一起前往法国勤工俭学的女子，本不该被历史遗忘，而作为中国现代第一位留法文科女博士，她也同样应该青史留名。
张若名，字砚庄，1902年2月23日出生于河北省清苑县一个小村庄的封建大家庭中。
总的来说，张若名的童年在家族呵护下算得上无忧无虑，也正是在这样的生活中，这个自幼便聪明活泼、性格倔强的小姑娘，被望女成凤的父母送到天津上小学。
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天资聪颖的张若名以极为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当时闻名遐迩的“重点学校”，即“直隶北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也自此便成为了邓颖超女士的同窗好友。
说起来，张若名要比邓颖超大上两岁，所以在当时的相处过程中，两人既为同窗，又如姐妹。在当时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张邓两人在一起勤于学业的同时，还关心时事，心系国家和民族命运。
随后，她们参与筹建学生组织，团结同学阅读进步书报，议论时局国事，探讨民主自由与男女平等，积极在该校的校友会的会报上发表自己的社论，呼吁“振作精神，谋国家之进步。”
就这样，在她们满腔热血的叙述中，一个女界的进步学生团体逐渐形成，在这里，她们高唱着直隶北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的校歌，正所谓：
“二十世纪天演烈 ，坤维凭谁振？天下之大匹妇责，斯责逾千钧。”
青年先锋
1919年，当巴黎和会的消息传到国内，从5月4日开始，北京的学生纷纷罢课，继而彻底引爆了此前国内愈发压抑的民族情绪，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等风潮，一时间席卷了大半个中国。
这场青年运动爆发后，在此前各种活动中表现出色的张若名，被选为“天津学生联合会”的评议会主席，同时也兼任了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的评议部部长。
6月27日上午，在她与刘清扬女士，以及其他8名男性代表的带领下，众多学生直奔北平新华门，在与北平学子汇合后，一道签署请愿书，抗议中国代表在危害中国国家主权的“凡尔赛条约”上签字。
不得不说，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在青年学生与各界人士至死不渝的坚决斗争下，时任大总统的徐世昌切实了解到众怒难犯、民心难违，并被迫退却，未在条约上签字……毫无疑问，这一次，是人民的反抗胜利了。
在这次血与火的洗礼中，张若名等人第一次向世人展示了新时代女性在爱国运动中的巨大力量，当然，也正是在这场运动中，这位如花似玉的小姑娘遇见了在南开大学领导学生的周总理。
周总理出生于1898年的3月5日，要比张若名大上四岁。
五四运动爆发时，他刚从日本留学归国不久，在进入南开大学之后很快便成为天津学生界的领袖人物，张若名与周总理两人也因此而很快相识。
随后，在相处的过程中，张若名很快就被这位容貌俊美、能力极强的青年所吸引，两人也因此在冥冥之中渐渐亲近，却是如今日之言，正所谓“始于颜值，而敬于才华”。
1919年8月27日晚，在周总理的带领下，郭隆真、张若名等进步青年再度前往北平，准备参加反对军阀马良的示威。
然而，在这一次示威活动中，握着枪杆子的军阀并未如徐世昌一般干脆服软，当地政府也迫不得已，在28日当天便将参加示威的各位学生代表抓捕。
当然，在周总理等人被捕后，经过外界学生们的奔走呼喊，社会上俨然将再度涌现游行活动。于是乎在30日，为了稳定局面，反动政府只好释放了抓捕起来的周总理、郭隆真、张若名等人。
被释放后，为了更好地领导天津学生的反帝反军阀运动，在张若名的提议下，周总理与其他进步青年联合成立了一个名叫“觉悟社”的进步团体。
组织成立后，同年12月，伴随着日本人引起的“福州惨案”爆发，周总理与张若名组织起一场万人集会，声讨日本人的暴行。结果，在公署门前，周总理、张若名等人被推选为请愿代表，与买办当局据理力争，继而再度被当局逮捕。
话说到这儿，不得不说，两度入狱自然不是什么让人愉快的经历，不过不管怎么说，这样的经历还是为周总理与张若名之间关系的发展提供了间接帮助。
事实上，当周总理看到张若名被捕，却依旧一路高呼“打倒卖国贼”，心中难免一时微动……两人之间的红线，也因此而系于他们彼此腕上……
关系确定
和上一次入狱一样，周总理与张若名这一次入狱，同样是在爱国群众的据理力争之下不了了之，在为期半年的押后，他们便被放了出来。只不过，在再次出狱后，张若名在学校和社会上的种种表现，却让她那个颇有家资的父亲万般恼火。
在张家人眼中，自家女儿张若名参加所谓的游行，无疑就是不务正业，而为了让他家姑娘回到“正道”上来，张父和其他家族成员曾多次切断对张若名的经济供应，甚至威胁要断绝关系。
以此为背景，出狱之后，张若名先被家里人接回原籍，随后住进保定二伯家。这时，由于张家唯恐这姑娘再“惹事”，便火急火燎地要为她找个婆家。
在这群新青年眼中，包办婚姻无疑是封建糟粕，张若名闻讯，当即向郭隆真等人通讯寻求帮助，并且最终在朋友们的帮助下，于保定育德中学的留法预备班报上了名，将要前往法国勤工俭学。
随后，消息传到张家，张家人为将其诓回家来，竟谎称张若名的母亲病重，命其探望。可这时，张若名离家之心已经心如磐石……
某天，她在从家里拿了30个银圆后不辞而别，临行前还给家里每个识字的人都写了一封信，声明从此断绝关系，在写给父亲的信中，她甚至直言：“你们不要追我，否则我就跳海。”
1920年12月13日，张若名与周总理等一行人在36天的海上航行后，来到了法国的马赛港。
在这批学生中，除了周总理，其余均为勤工俭学，而其中，郭隆真、张若名等少数几名女学生的学习、做工和生活，都十分艰苦。
尤其在1920年末，法国物价飞涨，这群学生十之八九无工可以做，继而无钱求学，以至于必须忍受饥饿和寒冷的侵袭，而这样的生活很快就让张若名内心生出孤独感。
在这样的背景下，周总理对她的关心给了她很大的慰藉，再加上相貌堂堂的周总理也是孤身一人。
郎才女貌之下，再加上一些人时不时的起哄，本就在之前的并肩奋斗中对彼此抱有好感的两人，很快就在法国正式确定关系。而两人之间既然本就有着铺垫，关系的确定当然也就不显得突兀。
就好像日后周总理所说：“我们在天津是一块坐过半年牢的，我了解她的人品。”
殊途纷飞
我们都知道周总理的夫人是邓颖超女士，可话说回来，既然周总理在法国曾与张若名确定恋爱关系，那么为何二人没有从一而终呢？
在一次与侄女周秉德交谈中，周总理鲜少提起了自己在法国那段日子，只听周总理说：
“她宣布退党后，也就帮我下了决心，我开诚布公地对她讲明了自己的爱情观，宣布中断了我们的交往。”
通过对历史的翻阅，我们可以知道，张若名退党是在1924年，也正是在数次苦劝对方不要退党却屡屡无果之后，周总理才毅然决然地断绝了双方的交往关系。
那么，之前在监狱中住了半年都未曾“投降”的张若名，为何会在1924年忽然退党呢？故事还要从说起“少年共产党”这个组织说起。
在来到法国，并度过起初那段时间的辛苦生活后，1922年上半年，张若名加入了以周总理、赵世炎、李富春等人为首的“中国少年共产党”，其中周总理任支部书记，张若名任执行委员。
而之后，伴随着周总理随着四处奔波，渐渐无暇顾及“少共”的工作，新上台担任书记的任卓宣却是一个盲目激进，且刚愎自用的人。
在这样的背景下，真正的事故发生在1924年，那一年的1月21日，共产主义领袖列宁在莫斯科逝世，对此，法国政府允许法共里昂支部举行追悼大会，但不允许外国共产党员参加，违者将会被驱逐出境。
然而问题是，在任卓宣的一再坚持下，张若名拗不过对方的固执，只好冒险奉命前往参加大会并发言，也随后便因而暴露身份，一度被警方跟踪盘查，甚至险些被当局驱逐出境。
出了这样的事，本就对任卓宣冒险路线不满的张若名与之爆发了激烈的冲突，再加之出身问题使她受到党内审查，如此情形两相结合，这就让张若名倍感委屈。
经过痛苦激烈的思想斗争，张若名打定主意要退出“少共”，不再参加政治活动，只是留在法国专心读书，但也表示一定会誓死保守党的秘密。而一念至此，周总理对侄女说道：
“秉德，初恋总是特别美好的，要断，这个决心并不好下，起先，我也努力过，多次劝她，希望她能正确对待，能更坚强一些，不要因为受点委屈就退党，可她听不进去，她说自己累了，想从事文学研究工作。”
就这样，在离开“少共”后，1924年10月，张若名在法国一位参议院遗孀的资助下，进入法国里昂的中法大学学习，1925年，周总理便与邓颖超女士结为伉俪，至此，曾经有着亲密关系的两人殊途纷飞。
1928年夏，周总理从莫斯科开完中共“六大”，取道法国里昂，继而在里昂郊外一个咖啡馆与已经学业有成的张若名重逢。
在这场重逢中，两个人谁也没有向对方道歉或哭诉，周总理只是向张若名传达了自己已经与邓颖超结婚的消息，还向她转达了昔年同窗邓颖超的问候，张若名则向周总理描述中了自己这几年的求学经历。
言笑晏晏间，两人分别，此后，张若飞与一位同乡：来自河北大名的旅法学生杨堃相识，继而在1930年的5月31日举行了简朴而浪漫的婚礼——而在这之后，张若名也开始了她后半生的故事。
她的后半生
1931年初，杨堃与张若名回到北平，夫妇二人两个国际人才也在之后先后供职于国内各大学府，直至1948年春，张、杨二位因受云南大学校长邀请才举家南迁，在日后定居昆明。
在昆明，平静的生活一直维持到1955年4月7日。
当日晚间，云南大学党委书记登门通知他们明晨去找省委统战部的陈方，而待到次日他们来到陈方住处，陈方又对他们说：
“周恩来总理昨天已经来到昆明，今天他要和你二人见面，时间定得是8点。”
就这样，在8日上午8时，在昔日“云南王”龙云的故居，张若名终于见到了已经阔别了足足二十余年的周总理，而这时的二人，一位已经是共和国总理，另一位却离开革命已久，这难免让人感慨沧海桑田，物是人非……
当然，感慨大可留到日后去说，只说夫妇二人与周总理甫一见面，周总理便在握手时笑言：“小超再三嘱咐我，一定要替她向若名姐问好。”
言罢，两位熟识相视而笑，只是如多年好友般畅聊起来。
当然，关于这次会面，周总理从亚非会议回来后对邓颖超女士讲过，周秉德回忆说：
“当时‘七妈（邓颖超）’还问伯伯：‘你怎么没有拍张照片呀！也让我看看她与当年相比有什么变化么！’”
在这场短暂的相遇后，周总理返回北京，张若名继续她平静的生活，怎奈在短短几年之后，一场反右运动开始了。
在这场运动中，即便张若名曾被周总理接见，即便她是有证据可以证明的妇女解放先锋，但她昔年退党的事情还是被翻了出来，并一度被视为“叛徒”。
待到1958年，甚嚣尘上的“极左”思潮又致使张若名因“其政从文”等罪名，遭受了更为残酷的批判，乃至迫害。
在这样的迫害中，“五四”之后，张若名坐了两次牢都未曾屈服，但这次，她却全然无法忍受对她的无端指控，整日饭菜难下，彻夜难眠。
1958年6月18日上午，在一次“批判大会”上，张若名再一次被逼承认诸多罪名，这让她倍感耻辱。在绝望中，她最终选择抛下自己的家庭与其他的一切，平静地走入校园内一条平静的河流，结束自己的一生。
在张若名死后，周总理与邓颖超时隔数年才了解到这件事，为此，周总理异常愤怒。
随后，在邓颖超女士的关注与相关部门的“申斥”下，1963年，云南大学党委对张若名的错误批判进行了甄别，并向逝者家属赔礼道歉，但伴随着后来那段特殊时期的到来，这件事只能暂时不了了之。
而真正让张若名沉冤昭雪要等到1980年，适逢时局拨乱反正，在邓颖超女士的关注下，云南大学党委终于为她的冤案做出了公正的解释。
言尽于此，纵观张若名的一生，我们应该记住的不仅仅是她头上那个名为周总理“前女友”的标签。我们要记住的是，她是“五四”后两度入狱的热血青年，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先驱，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法文科女博士。
她应当以这样的名望而青史留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