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语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这一辈子受过许多人的恩惠，多无以为报，十分惭愧，觉得真对不起他们。但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还是我的养母萧金玉。
养母，夫家楼背，姓尹。夫死后，恪守传统道德，不肯再嫁，又不堪“寡妇门前是非多”的、受骚扰的生活，最终回到了娘家。
她娘家的父亲是我的堂伯父，排行第二，讳承渊，字象九，她则是我二堂伯父母的二女儿，我生父萧犀九一直称她五姐。后来她父母双亡，又无兄弟姐妹，孤单单一个人生活。大约为使父亲的基业能够传承，也为破除一个人生活的孤苦寂寥吧，她过继我作为她的儿子。
我是一断奶便过继给了我的堂姑母萧金玉的。
从我记事开始，我就觉得，她白天总搀着我，扶着我，晚上睡觉总搂着我，十分亲近，我总以为是她亲生。
大约四岁的时候，我生了一场病。发着烧。养母一直看护着我，须臾不离。待到我烧退睡着，她才乘机会到地里打点打点。我醒来后，不见了母亲，从床上爬起来，哭喊着，跑出家门。在通向田间的路上，我看见母亲扛着锄头，向我跑来。她把我搂在怀里，抽泣着，许久，才把我拉回屋里。自此，只要我生病，那怕田里事再忙，她都没有离开过我。
虚六岁时，养母让我随生父上小学。
萧辉锦题字
我上的是禾麓小学，校歌是萧辉锦先生所作，我还记得其中几句：“禾山迢遥禾水滔，自昔重人豪。革命实践仰先贤……”学生都是走读。离校较远的学生，中饭是从家里自带。冬天，学校负责热一热吃。
学校离唐家屋村大约六七里路。我们村里上学的孩子，中午都是自己带饭。我常带的菜有时是几片蜡肉，有时是几片火腿，有时是咸鸭蛋、油炸泥鳅、豆腐果，当然有时也带丝瓜、娥眉豆等等等等。我知道，那些精致的菜肴，都是养母从嘴中省出来的。她自己则是豆腐乳、辣椒、风菜下饭，有时甚至只吃白饭。
放学后，晚上，油灯光摇曳，我在灯下做作业，养母则伴着我，或缝衣服，或纳鞋底，做着针线活。
某年的一个暑假，养母叫二哥萧寄渭辅导我学习。我跟二哥相聚较少，总有一种生疏感。他的教导，我不是全听。二哥很生气，用笔套在我头上敲了一下。敲重了，我头上起了个包。当着二哥的面，她没说什么，只是让我听二哥的话。背地里，她眼眶湿润润地，悄悄对二哥说：“你怎么打得这么重？”
我感觉得出，养母在我们这个村子里，是个为长辈关怀爱护，受晚辈爱戴尊崇、与同辈亲密无间的善良妇女。
《医书七十二种》
那时的乡村，十里八乡，一般都没有一个医生。我父亲虽只是个教书匠，却兼通医理。据我所知，家里就有《医书七十二种》。大约受这个堂弟的影响，我养母也通一点医道。唐家屋村所有妇女生孩子，都是由她接生。
我们这一带，生代环境很好，那个时候蛇蛰、蜈蚣不少，对人的威胁也不小。大约在我五六岁的时候，养母在水田劳作之时，被蛇咬了一口。一霎时，脚肿了起来，她挤出了毒血，简单处理了一下伤口，一瘸一拐地回到家中。村里的父老，闻讯后前来探望、问候的人络绎不绝。
有一个曾经难产，养母为其接生过的妇女，还特地跑到离村四五里的楼源去问仙姑姐。回来说，仙姑姐似早就起好课在等候她一样。她转告仙姑姐的话：一定能逢凶化吉，遇难呈祥。这显然是村里的父老乡亲，在为养母祝福，祈求老天保佑。一个村里的“山民”，深通解毒之法，果然解了蛇毒，治好了养母。
在我家房子的上头，是我大伯萧鸿九家。大伯有个儿子叫萧相慧，又名萧炽慧，是一名红军战士，曾任湘赣边区特委秘书长。妻子陈婉如，沙市人，也是中共党员。二人都在苏维埃时期被打成AB团冤死。
大伯还有个继子萧相昭，妻子是我养母姐姐的女儿，叫尹龙媛，楼背人。相慧冤死后没两年，相昭也仙逝，留下个儿子叫萧为中。其时大伯鸿九早已亡故，只留下大伯母。后来龙媛改嫁邦里，不能再在大伯家居住。邦里家中并无亲近，也无住房，龙媛带着为中和他，就住在我养母家中。养母把他们当作家人看待。但我一直叫龙媛做二嫂。大约因为她曾是相昭堂兄妻子的缘故吧。
和我们一巷之隔的，是我七叔的家。在苏维埃时期，七叔是一名红军战士。七叔家另一边，住的是我四叔。记忆中，他做了国民党乡政府的甲长。七叔在一次与国民党军队的战斗中牺牲，留下三个女儿。七婶苦撑，带着三个女儿艰难度日，没有改嫁。
四叔与七婶一家似乎有些矛盾，时常口角。一个是四弟，一个是七弟媳，养母每每尴尬。但我感觉得出，她同情多的还是七婶。七婶的大女儿——伏兰姐姐结婚，我是“礼辰鸠”——为新婚夫妇暖床的小孩。七婶一家后来搬到澧田镇居住，靠做豆腐为生。每年的春节，养母都安排我到澧田七婶家拜年，一住就是几天；三姐——我七婶的三女儿回唐家屋，也总是住在我家中，常与养母和我一床同睡。
大约是1943至1944年间，沙市街上，有个走日本的老乡一家，从沙市逃到唐家屋村避难。养母怜悯，收留了他们在家中居住。就像自家人一般。这家姓陈，有个男孩，叫陈永中，比我大几岁，常带着我玩。日本投降后，陈家回到了沙市，我们还是亲戚样往来。以后我和陈永中在永新中学读书，又成了同学，他比我高两届。虽不同届，却是很要好的朋友。多少年后，我们还有书信来往。
永新中学
记得我大哥（他谱名相贞，又名忠启，反饥饿运动中曾更名愤之，后又更名奋之）在县城上学时，曾经有一次跟人玩麻将。消息传到父亲的耳中。暑假了，大哥回家。父亲惩罚他，让他跪在堂屋里的祖宗牌位前。
其时，父亲的几个好友如湖塘的仁初叔叔都在我家，他们劝说父亲，饶了大哥，让他起来吃饭。父亲不听，我生母也不敢做声。大哥就这样一直跪着。养母在自家厨房做了两个鸡蛋，瞒着我生父——她的堂弟，偷偷给大哥吃了。后来父亲气消了，放大哥起来。大哥来感谢养母。养母劝他，一定要听父亲的话，不要染上这种恶习。从此，我大哥再也不打麻将。
解放以后，大哥回到唐家屋，过春节时做了幅对联，其中有这样一句话：“浪子回头，地下高堂应无怨”，其时我生父、生母、和我养母早已离世，大哥告诉我：那“地下高堂”也包括我养母——他的五堂姑母在内。
我大哥中正农专毕业后，先在江西湖口工作，后又到南京中央大学旁听。1947年，爆发了反饥饿运动，大哥参加了这个运动，在报上发表了《今天我饥饿》的文章，国民党政府把他当成左倾分子，抓了起来。父亲知道消息，托国民党政府的彭湛元专员（我不记得是什么专员）把大哥营救了出来。我还记得，大哥告诉我，在给彭湛元先生的信中，父亲有“舐犊情深”一句话。后来，我大哥回了家。
大哥在家没多久，又要外出。父亲不同意，大哥则瞒着父亲离开了家。离家时，身上没几个钱，养母在离村不远处赶上了大哥，把陪嫁的一对耳环给了他，让他卖了作路费。后来大哥越过战线，投奔了解放军。若干年后，大哥给我讲起此事，还满含热泪。
生母身体不好，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已仙世。为了照顾两个妹妹，父亲又给我们娶了继母戴铁珠。这个继母对我们几个孩子都很好，与我养母也像亲姊妹一般，叫她五姐。
父亲总结中国的历史，讲到黄巢、李自成等造反故事时常说：中国的社会乃是个“民不患贫，而患不均”的社会。正是贫富不均，没有平等，人民才要起来造反。所以红军时期，他要在列宁小学教书。
这观点也影响着我，但我现在以为，若能把这句话变成“民既患贫，更患不均”，大家平等、共同富裕，就更好、更理想了。
从开始上中学起，我就树立了这样的观点。解放后，打倒地主等剥削阶级，我认为这是建立理想社会的第一步。
批斗地主
土改划成分，我家的成分相当复杂：我父亲是自由职业者，大哥是革命军人，继母戴铁珠是贫农——享受地主生活不满三年。家庭是地主（二哥及其以下人等皆未成年），这是符合实际的；我养母家被划成“小量土地出租”——养母家有一些土地，她一个女人种不过来，我又很小，有几亩地出租给村里其他人。划成“小量土地出租”，也是合理的。
但是到了1952年复查，因为划地主有数量规定，而我们唐家屋村没有完成任务，我养母便被南下干部——一个土改工作队队员定为地主充数。
在划成分之时，唐家屋村的一个村干部，曾经劝我养母，认一个她曾接济过，并让他在家中借住过的放牛人——他是夫家楼背人，尹姓——为未婚夫，说：“这样做，也许不会被划为地主。”我养母宁愿被打成地主，也没有采纳这个村干部的建议。
在唐家屋村，我养母是个大好人，批斗不下去，于是被拉到湖塘村。在她被带去湖塘之前，安排我到继母家居住。那时，我父亲也已亡故，继母带着二哥、妹妹，居住在一栋破小屋中（父亲家的房产被没收，但因大哥是革命军人，继母是贫农，还分有住房）。继母流着泪拉着我，说：“你父亲去世，还说有五姐照顾，可以放心，如今五姐也出事了，该怎么办？”
我养母被关在湖塘的祠堂中，挨批判斗争，受着折磨。有一天，她被放回来。养母坐在我家菜园的墙根脚下晒太阳，紧紧地搂住我。我已经十岁了，此前，养母已经好久没再这样搂着我。她眼中没有了眼泪，只是静静地看着。我一动不动，预感到好像要发生什么事情。
已经中午了，忽然，继母叫我去给养母端装好的饭吃。我去了。端饭回来，却再也没见了养母。我们到处找，村里面人也帮着四处寻觅，后来在一个牛房放的积满尘灰的棺材盖上，看到有手脚的印痕。村里人登上小楼，方才发现，她已经悬梁自尽了！
从我过继给养母起，我们母子两个就相依为命。在我只有十岁的时候，她就离开了我，去了另一个世界，留给我的是无穷的忆念、悲痛和遗恨。
我们弄了副棺材，安放她的遗体。她夫家的亲近，将她的遗体抬回楼背，我和二哥，随着抬养母遗体的棺椁，到了楼背的墓地，匆匆简单地安葬了她。为以后易于辨认，我二哥在她墓门的砖头上刻了“尹萧金玉”的名字。
还好，我大哥参加解放军，后来又转业，做了淮阴清江一中的教导主任，我大姐夫尹华枢做了永新澧田乡镇府的文书，后来又做了才丰公社的副书记、三湾公社的书记，我二哥萧寄渭也由水利学校毕业，做了吉安水文站的工作人员。他们帮我完成了小学到中学的学业。可惜我高中毕业，身体不好，没能参加高考。在我大哥工作的淮阴教书，后来又到南京，飘荡了四十餘年，我这个不孝子才想起，该给养母修一座新坟，以慰养母在天之灵，也聊慰自己对养母的思念。
那一年，我回到了永新，我表妹夫陪着我来到楼背，找到知情的老乡，寻找当年安葬养母的坟墓。可是，我寻找不到了。表妹夫看出我的极度失落和伤心，建议我在坟场附近放一挂鞭炮，表一表心意。我同意了。
我们放了挂鞭炮。默默祈祷：但愿能早日找到养母的坟墓，了却我为养母修坟的心愿。不然，我会悔恨终生的。我拖着脚步，失望地离开了楼背。妹夫返回了县城，我返回南京。
在回南京的火车上，我突然接到表妹夫的电话，说是楼背乡亲找到我养母的坟墓了，墓上的刻着名字的墓砖，经过清洗，正是“尹萧金玉”几个字。第二年，我才从南京赶回永新，为养母修了一座新坟。墓碑上刻着：“这里长眠的是我的母亲，一个恪守传统道德的善良妇女——尹萧金玉，却不幸作了时代的牺牲。不孝子萧相恺。”
